刹那间，随着一声隆隆的巨响，整个峡谷如同山崩地裂一般，几十里之外的窗户都被震动得嚓嚎直响。在橘红色的熊熊火焰中，48米长的火箭载着通信卫星穿过滚滚黄烟拔地而起。
短短十几秒钟后，火箭便化为一团白色的火球，向着东南方向扶摇而去。古老的峡谷，顿时滚过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片刻，指挥大厅里不断传出各种激动人心的报告：“一级火箭飞行正常！”“二级火箭飞行正常！”“三级火箭第一次点火成功！”“火箭跟踪正常！”……最后，当人们听到“三级火箭第二次点火成功！”的报告后，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子便放声欢呼起来。无论是身经百战的司令员，还是历尽风霜的老专家；不管是肩挑重担的中年技术人员，还是初次上阵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相互握手、拥抱，相互祝贺、问好！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烁着幸福的异彩；每一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着滚烫的泪水。甚至有的好几个人搂抱在一起，伤心地痛哭起来……
然而，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有别于其他卫星。现在，对西昌发射基地而言，可以说已经成功，但对通信卫星发射的全过程来说，还不能说是大功告成。卫星上天之后，还必须经过地面测控人员实施一系列的调整、控制、指挥，而后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变轨，让卫星在天空“飘流”半月左右，才可能最后将卫星定点于赤道上空；而要让卫星到达并定点在赤道上空，还需走完36000公里的遥远路程！
因此，如果我们把通信卫星的发射比作是一次艰难的远征的话，那么，此刻西昌火箭的成功起飞，还仅仅走了一半的路程。
20.卫星空中点火
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西昌发射现场，而追随着火箭飞行的轨迹，去看一看上天后的火箭卫星，又是什么情况？
载着卫星的火箭从西昌点火起飞后，只经过了约8秒钟，便离开发射塔架，开始程序拐弯，向着东南方向飞去。这时，西昌测量站的光学仪器和遥测仪器首先对起飞后的火箭进行跟踪。接下来，宜宾、贵阳、南海、湘西等测量站相继进行跟踪，上一站传给下一站，下一站紧接上一站，中间不许有任何间断。各站将跟踪火箭的情况随时报告给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后，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再将火箭飞行情况随时报告给北京指挥中心。
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第一级发动机熄火后，与火箭第二级脱落，然后坠毁在贵阳地区的深山老林中。接着第二级发动机点火，再用强大的推力将火箭推向更高更远的空域，让火箭迅速跨过五个省份，在广东汕头北部上空跃出大陆，而后直奔太平洋的上空！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熄火后，耗尽燃料的第二级火箭与第三级火箭再次分离，而后坠毁于波滔滚滚的太平洋之中。
现在，“长征3号”火箭的前两级，为把卫星送往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已经耗尽了自己生命的全部热血，只剩下了第三级火箭还载着卫星在太平洋的上空继续飞行。火箭一旦飞人太平洋上空后，陆地上的一切测量跟踪设备，便再也无能为力；而能够继续承担跟踪、测量火箭卫星重任的，就只有“远望1号”和“远望2号”两艘测量船。
此时此刻的两艘“远望号”测量船，正航驶在辽阔无垠的太平洋上。这里台风频频，海浪汹涌，水域深不可测。据说，著名航海家麦哲伦1520年途经太平洋时，曾用测深绳探测过太平洋叨摩群岛附近的深度。他一连放下去五六根测深绳，也始终没有够着太平洋的底。事隔多年科学技术发展后，有人才发现当年麦哲伦探测的那个深度，竞达5000余米！而这样的深度，据“远望号”测量船老船长说，在他们行驶的航区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罢了，有的地方最深的深度可达上万米。就是说，如果将珠穆朗玛峰搬倒扔进这里，顶峰距离海面也还有两千多米！
在这样险恶的海面上航行，两艘“远望号”测量船的困难与风险，可想而知。
但由于中国在国外没有殖民地，在公海也没有一寸地盘，所以无法在全球布置测量站，惟一的途径就只有在这险恶多端、深不可测的大洋上建造远洋测量船，以便比陆地更精确地测量、计算从万里之外突然飞来的洲际导弹和从西昌大凉山峡谷腾空而起的火箭卫星。这种办法自50年代末期起，美国、苏联和法国便先后开始使用了。如今的美国已经拥有18艘这样的远洋测量船，苏联则拥有27艘。也就是说，理应属于全世界共同享有的茫茫公海，长期以来却成了美国和苏联独来独往的试验天地。
而占世界人1/4的中国，直到1980年才完全成功地建造出了两艘远洋测量船。
1980年5月，“远望号”测量船首次出海，并成功地执行了我国在南太平洋上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的任务。由于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均为白色，双双航行在海上时，颇像一对游弋的天鹅，故被人誉为“海上白天鹅”。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任务开始后，“远望号”测量船从1983年9月22日起，到1984年4月8日止，三次远航太平洋，历时120多天，总航程达8万多海里。由于测量船上安装着数百台（套）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云集着全国几十所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汇聚了几百位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所以有人又把测量船誉为“海上科学城”。
然而，太平洋上的风光虽然美丽动人，可要在那与世隔绝的只有男人存在的船上生存、工作几个月，却又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船上既看不见报纸，也看不到电视，更见不到陆地上比比皆是的灯红酒绿以及生长在大自然怀抱里的各种鲜活生命；而有的只是无情的台风、凶狠的海浪和在长长黑夜中枕着狂涛难以人眠的痛苦与孤独。尤其是当台风袭来、大浪涌起时，测量船一会儿被抛高七八米，一会儿又被埋下七八米，上下震动，左右摇晃，常常弄得人呕吐不止，产生一种连五脏六肺都要快被倒出来的感觉。有的人已经呕吐了七八次，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
而且，有的部位温度高达摄氏40多度，噪音高达100多分贝，可每人每天的高温补助费却只有6毛钱！但船上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近一时期来一直坚持守候在各自的岗位上，昼夜刻苦练兵，随时准备捕捉从西昌飞来的火箭卫星。
4月8日这天的“远望号”测量船上，应该说与陆地一样，充满了神秘与紧张。指挥室里，将军和总工在作着最后的检查；计算机中心，无数红绿灯在兴奋地闪烁；船外风声啸啸，海浪滔滔；船内眼花缭乱，神色紧张。晚7点10分——西昌的火箭腾飞前夕，等候在预定海域的测量船拉响了进入一级测量部署的警铃，船上全体人员飞快地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7点20分，当西昌“点火”发射的口令传来时，“远望号”测量船上的测控设备，一起对准了从祖国大陆飞来的火箭卫星。当第二级火箭坠毁于太平洋后，船上的所有测控设备全都紧紧盯住了第三级火箭。
第三级火箭刚一点火，“远望号”便准确地捕捉到了信息。
但第二次点火会是什么结果呢？因为上一次失败，正是火箭的第二次点火未能成功。
“第三级二次点火成功！”“星箭分离！”指挥员终于兴奋地发出了激动人心的报告，船上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
然而，卫星与火箭分离之后，卫星自身携带的远地点发动机还必须要在空中进行最后一次点火，即所谓的“空中二次发射”，卫星才能最后进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而这“空中二次发射”能否成功，成功后卫星又能否准确入轨直至定点，关键还得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4月8日晚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西昌发射场和“远望号”测量船一样，既充满了激动与兴奋，又隐伏着焦虑与紧张。
截然不同的是，这里看不到轰轰烈烈、辉煌壮观的发射场面，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条指令和难以统计的数据信息在无声无息中交流运行。在这个被人称为“中国休斯敦”（美国著名的航天测控中心）的神秘之地，可以说云集了中国测控技术人才的全部精华。此刻，这些出色地驯服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卫星的测控专家们，就坐在测控大厅，正不间断地通过计算机向飞行在天上的卫星发着各种指令。他们表面看上去是那样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但在每一次关键时刻，历史总是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司令员王盛元、副司令员郝岩以及测控专家巫致中、祁思禹、南书军、李济生、陆镇麟、王正凡、王方德、李琪正、胡正海、张淑凤等。他们将人类的思维和意志变成神奇的计算机语言，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语言发往茫茫太空，让天上飞翔的卫星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这些在平常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只在手指短暂间的跳动中便得以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测控中心在执行国际测控任务中，还有过十分出色的表现。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惊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9年6月。一天上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受命向中国外交部发出通告：美国“天空试验室”在回收时失控了！希望中国能伸出援助之手，协助搜寻并预报落点。同时，美国的电台电视台公开作了报道，有关部门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通告，呼吁全世界协助搜寻。中国外交部接到通告后，当即通知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马上又把此任务交给了西安测控中心。
美国这个所谓的“天空试验室”，实际上就是一颗远地点返回式卫星。这颗卫星虽然重量不重，但变轨次数却极为频繁——在返回大地接近陨落时，平均几十秒钟就要变一次轨，因而控制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连拥有世界一流的雷达跟踪测量设备的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对此也颇感棘手。更何况，要在茫茫太空中从数千颗日夜飞旋的卫星中及时捕捉到卫星并预报出它的准确落点，无疑等于大海捞针！
但西安测控中心接到任务后，当即组织成立了卫星拦截组、计算组和预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熬夜苦战，精心计算，最后终于在7月11日正式预报出了美国“天空试验室”陨落的时间和位置，“抓住”了这颗企图逃离人类手掌的卫星。这次预报，不仅比美国预报的时间提前了4小时，而且与卫星实际陨落的时间只相差了4分钟！这一结果，令美国同行们大吃一惊。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3年1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海洋核动力侦察卫星——“宇宙1402号”卫星后，在国内引起一阵欢呼。出乎意外的是，这颗卫星执行完任务后，在返回途中突然失控！据悉，该卫星腹内装有相当数量的核原子，其当量与美国当年扔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差无几！若是一般的卫星，失控了，能抓住当然更好；实在抓不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苏联的这颗卫星非同小可，它虽然已经执行完了任务，但体内仍剩有一定数量的核燃料，倘若不能将它及时捕获并控制住，那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头上，肯定都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不仅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还会引起无法说清的国际纠纷。
为此，苏联航天界一片恐慌。塔斯社发出公告，向世界通报了这一险情。各国政府也纷纷发出呼吁：有跟踪测控能力的国家，希望能为世界人民着想，马上组织力量，及时预报卫星陨落的时间和地点。有的国家还专门成立了对付这颗卫星的“警戒司令部”。一时间，这颗卫星搅得满世界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甚至在有的国家眼里，如同世界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一般！
中国政府得知此事后，也极为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中央军委当即通知国防科工委，尽快想法采取措施。
并通知有关军区，做好放化准备。杨尚昆还专门找到国防科工委的有关专家，商讨究竟如何处置的问题。1月10日，国防科工委向西安卫星中心正式下达了跟踪预测苏联这颗卫星的命令。中心接到任务后，立即通令航天测控网，紧急开机，昼夜实施跟踪。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安测控中心先后四次向国防科工委和中央正式上报了苏联卫星陨落的时间，新华社也两次向世界各国通报了中国对苏联卫星的观测情况及卫星陨落的时间。最后，中国对苏联的这颗卫星作出了较为精确的落点预报，被国际航天界公认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创建了如此卓越功勋的西安测控中心的专家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计算工具，竟是一台“老掉牙”的320计算机！
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计算机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大脑，当然就是计算机了。在中国每一次的卫星发射中，西安测控中心的计算机不仅要对各个跟踪观测站不断发来的数据进行汇集、处理、记录和运算，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对天上飞行的火箭卫星发送数以万计的各种指令。承担如此重任的计算机，当然应该也必须是一台运算速度快、数据通道多、储存容量大、计算精确和运行稳定的计算机。遗憾的是，15年前配备给测控中心的计算机，竟是两台由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诞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晶体管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每秒钟只有22万次，并且既不可靠，又不稳定，还多方面都明显表现出先天不足。而更为可笑的是，当年首次接触它的主人们，连计算机是个什么模样都从来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