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以往所有的卫星发射，都是属于科研试验性质，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都不能像盐巴、酱油一样拿到市场去拍卖。因此，它非但不能转化为钱，反而所有费用，都是靠国家拨专款支撑。而且，高科技必然是高消费。
但如果能发射外星，就属于商业性质。即是说，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从原来的科研试验轨道上一下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轨道。
显然，这除了壮中华之国威、鼓民族之士气、造人类之幸福外，还可赚取大量外汇。
同时，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的技术合作，这就迫使中国从观念到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改变。显然，这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也是一次思想革命。
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对此也早在思考之中。
1986年夏，国防科工委领导丁衡高、伍绍祖、沈荣骏，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了发射外星中有关工作情况后，国务院领导当即指示说：“为外国发射卫星，一定要发射好，要注意信誉。这不仅在经济上有好处，政治上也有好处。”还说：“发射外星，是团结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振兴中华的一个大举动！”
中国科技大军的老帅聂荣臻，当坐在轮椅上接见航天部的领导和老专家时，拉着他们的手说：“发射卫星，这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能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实，既可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作为一个行业干下去，也会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老将军张爱萍，在一次听汇报时，竟敲着手中的拐杖说：“发射外星，是举国之荣的大事，事关民族的威望与利益，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1986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6）88号文件正式下达，将发射外星一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因报告起草日期为1986年7月，故中央将发射外星这一工程，命名为“867工程”。
2.为了一张许可证
一个封闭已久的民族，要想一步跨出国门，并非易事。何况，早就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市场，也并不是只为远在东方的中国准备的。因此，正当中国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大走红运之时，一场似乎早已注定的厄运便悄悄降临了。
1987年的春天刚刚到来，国外几家公司就“下开了毛毛雨”。接着，美国特雷公司和西联公司因破产而先后倒闭，与中国签订的两个发射合同均遭夭折。最后，除瑞典一家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外所有与中国签订的发射合同与订座协议，通通退得一千二净。热热闹闹、喧腾一时的中国卫星发射，剩下的是满目的萧条与酸楚的清冷。
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自宣布对外承揽发射业务，世界各国的卫星公司便先后来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洽谈活动。尽管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无论是火箭的设计、研制水平，还是火箭的发射、测控技术，均堪称世界第一流。
但国外的专家和老板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看重的是现实。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的命运随随便便系在中国的腰带上的。
中国“长征3号”火箭发射的次数毕竟太少，其可靠程度目前还难见分晓；中国西昌发射场，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直达西昌的专机，甚至连起码的宾馆都没有。
由于当时美国、法国的几次失败，使得许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被迫纷纷退出空间保险市场。而外商要发射卫星却找不到保险公司；国外的厂商，要购买一颗卫星请人发射，一般需要几十万甚至上亿美元。这就要靠贷款。但当时国际金融界有关公司对中国并不信任，不肯出来投资。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除此而外，还要受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英、美、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个专管高技术出口的国际性组织。所有高技术的出口，都要在那里注册备案。未经批准，一律不许出境。因此，你中国有没有本事打通这一系列的关口，搞到卫星出境许可证？
外商们不得不打上一个又一个大大的“？”……
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怎么办？
满世界都知道，中国要打美国卫星。今天陷入如此境地，该作何交待？
更为严峻的是，国家动用了数百万元的专款来抢建的发射外星的工程，正处在争时间、抢速度、大干快干拼命于的热潮之中，而现在生意做不成了，工程是上马还是下马？
早在1985年初，欧洲航天界一位权威人士吉普森仁就说过：我相信中国的火箭一定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但至少需要5年。
吉普森仁是欧洲空间局第一任局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欧洲空间联合共同体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搞起来的。这是一位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过积极贡献的英国人。
是的，为外国发射卫星，绝不像在草地上放风筝。到目前为止，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而法国还是靠11个国家的力量搞成的，它的“阿里安”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前后竟用了8年时间！
因此，中国一下子便想挤进国际市场，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国防科工委的决策者和航天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时机是重要的，一旦失去，如同维纳斯的断臂，永远再也无法续接。
他们深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射外星，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16、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直接提高了生产力，并促进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曾经震撼了全世界，从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立了人类崭新的文明。因此，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只要利用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抓住时机，就能实现腾飞。而中国近几百年之所以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科学技术上错过了几次腾飞的机会。
当岁月的日历翻到1988年时，世界航天的局势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一年，世界航天既是复苏之时，又是重振雄风之际，全世界一下就发射了不同的卫星125颗。
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法国“阿里安”火箭死灰复燃并连续进行了7次发射，将14颗不同国家的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
而且，在6月15日，“阿里安-4”型火箭首次发射获得成功，为争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载工具。
据西方报道，在欧洲空间局频繁的活动下，“阿里安”火箭，已夺取了50%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各国的发射订座已排到了3年后，获利高达150亿法郎。
显然，这种咄咄逼人的世界局势，对中国不仅是挑战，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危机！
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惟有竞争，才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
1988年3月7日，“长征3号”火箭又将一颗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中国，再一次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世界的目光，不得不再次转向中国。
据说，一年前当外商纷纷退出中国发射市场时，西方一位记者曾打了个后来流行世界的比喻：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像一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当刚刚摆上国际餐桌时，各国卫星公司的老板们都纷纷伸长了鼻子，抢着去闻香味，虽垂涎三尺，却又谁都不敢先尝第一口。
但今天，终于走来了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
这就是今天誉满全球的亚洲卫星公司。
亚洲卫星公司，是由英国大东电报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3家共同投资并各具相等股份，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卫星公司。这3家股东公司均具有雄厚的资金和优秀的技术专长。他们不惜巨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第一个让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
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1988年11月24日上午，中国谈判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第二轮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会谈。此次出征，事关重大，因为，倘若成功，“亚星”的出境许可证便可随之颁发；如果失败，则一切就此告吹！
上月初，中国航天部致函美国国会，阐明了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理由。美国国会讨论后将国会意见提交里根政府。里根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提出中美必须就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于是，10月中旬，中美两国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就卫星技术的安全问题和卫星发射的责任问题，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并签订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
但在那次谈判中，因卫星商业发射服务中若干国际贸易问题，终未达成一致协议，故两国政府的谈判桌，这次又从北京搬到美国。此刻，飞机穿破云层，在高空翱翔。脚下就是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但机上所有成员，谁也顾不上去望它一眼。坐在机窗前的，是代表团团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孙家栋。孙先生是辽宁人。1950年，他在哈军工尚未毕业便参了军，成为空军志愿军一名年轻而出色的翻译官。1952年，他赴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深造。因才智过人，很快便成为该学院一名高材生。并且，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还荣获该学院金质奖章。
孙先生回国不久，曾作为一名高级翻译陪同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过有关谈判。1982年以来，孙先生曾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多次出国进行空间技术方面的谈判。因此，在国际谈判席上，可谓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
孙先生宽宽的额头，胖胖的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口才极好，能说善道，讲话时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慈善的微笑。但此刻，孙先生的脸上毫无笑容，他正埋头逐字逐句地推敲着谈判稿……
中国代表团刚刚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双方便在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摆开了谈判的阵容。
美方代表团可谓实力雄厚。团长是麦卡里斯特先生。首席谈判代表威克逊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着多年外交生涯的谈判老手。美国同国外的所有商务联系，几乎都是由他出面进行主谈，因而在西欧诸国享有盛名。
美国人总是幽默的。这天，中美双方代表在谈判席上刚一握手相见，威克逊先生便指着楼下的房间，对中方代表开玩笑说：“尊敬的中国朋友们，在未谈判前，我想提醒一句，你们知道我这楼下过去是干什么的吗？”
中方代表默然。
“告诉你们吧！”威克逊先生接着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儿曾是专门押俘虏的地方！你们这次要是谈输了，我就把你们留在楼下啦！”
“尊敬的威克逊先生，”孙家栋先生也笑眯眯地说，“要是我们谈赢了呢？”
“那、那就把我关在楼下！”威克逊先生说罢，自个儿先哈哈大笑起来。
威克逊先生的开场白虽然是玩笑，但中方代表已经感到，这无疑是对方发出的挑战信号。
由于一开始的谈判是以美方的文本为基础，加上中方准备不足和对这种国际贸易问题的谈判比较陌生，因此中方出师不利，第一个回合下来，美方便占了上风。而恰在这时，中方的主谈人又不幸病倒。
下一步怎么办？代表团第一次出现了集体失眠。
很快，孙家栋团长临时决定，由上官世盘出任主谈人。
第二天，上官先生一出场，便开门见山说道：
“各位朋友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先作一个补充发言。请原谅，有不少问题是在座的先生们听过的。但简单的重复，或许有助于诸位耐心地了解和考虑我们的观点。我准备只占用10分钟的时间……”
上官先生是美方早就熟悉而又敬重的人物。但今天的出场，美方有些始料不及。
中国提供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是中国利用已取得的科技成就，为人类征服空间、开发空间资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它可以促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是对国际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并不会对它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贬低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有关描述——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我们建议对此进行修改。
“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我想应体现友好平等的精神。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希望我们在诸多方面都能更好地反映出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友好精神和共同利益。”
上官先生的发言，情感真挚，有理有节，在外交分寸的把握上又恰到好处，因而局势开始扭转。
第二个回合，双方打了个平局。
但，谈判仍处于艰难之中。
中国代表团白天谈判，晚上就连夜将当天谈判情况用密电发往北京。北京接到密电后，立即进行研究，然后将指示再用密电迅速传回美国。代表团一收到北京发回的密电后，马上根据电报指示精神，再研究谈判对策。
就这样，在20多天的时间里，密电每天飞越太平洋上空，来往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谈判，从第1稿谈到第10稿11988年12月17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家栋，终于草签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最后一个协议文件——《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
1989年1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下午4时，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力代表中方，亚洲卫星公司总裁薛栋代表用户，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