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300余名中外来宾和记者，济济一堂，频频举杯。迷人的灯光，舒心的乐曲，飘香的“茅台”，成功的笑脸。整个宴会大厅，洋溢着一片喜庆的气氛。
乌可力端着酒杯，穿梭于各个座席之间，与外宾们频频碰杯。他不仅在外交场上是一位谈判高手，而且在酒席上也是一位强者。可今天，当乌可力饮下第8杯“茅台”时，疲劳之感开始袭来，竟使他显得有些醉意了。
也许是太累了吧！
怎能不累？从发射外星的提出到今天，5年了15年来，为了把中国的火箭打入世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球。从亚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他跑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乘飞机的时间就达4200多个小时，共计行程90万公里。去年，有一次为了卫星谈判之事，他从中国乘飞机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又乘飞机到巴西，从巴西乘飞机到伊拉克，从伊拉克乘飞机到巴西，从巴西又乘飞机回到中国——连续一个星期，几乎全是在缺氧的高空度过的……
当然，还有比累更令人难受的事情。
1986年，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前往加拿大，同某卫星公司进行有关发射问题的谈判。由于按国家规定，每人每天费用只有52美元。这显然不可能去住四星级五星级宾馆（一晚就是250美元）。因此，代表团不得不住进了“大马店”。
那天，乌可力打电话向那家卫星公司联系，希望能派车接他们去公司谈判，那家卫星公司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乌可力告诉了对方。结果，那家公司派了两辆出租车将他们接了去。可公司连副经理都不肯出面，只派了一个科员出来应付了一阵子。
在回来的路上，出租司机问乌可力：“你们是干什么的？”
乌可力说：“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来加拿大商谈发射卫星业务的。”
“真的？！”司机一脚刹住了车，“哎呀！这家公司把你们当成骗子了！”
“什么？骗子？”乌可力愣了。
出租司机这才说道：“你们知道你们住的大马店是咋回事吗？这是过去赶大车的马夫住的地方！你们想想，哪有堂堂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住这种地方的？凭你们这个寒酸样，不把你们当成骗子才怪呢！”乌可力听了后，一拳砸在自己的脑袋上。
当晚，乌可力跑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找到大使说：“由你们大使馆出面发请帖，明天我要请客！我要把加拿大所有大公司的总裁全部请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到底是地地道道的正牌货，还是他妈的骗子！”
第二天，加拿大各大卫星公司的总裁按时来到大使馆。中国驻加大使和乌可力等依次站在大使馆的门前，同前来赴宴的大老板们一一握手。
席间，乌可力端着酒杯，环视四周。然后走到那家公司总裁的面前。翻译忙向那位总裁介绍说：“这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副团长乌可力先生！”乌可力举起酒杯，摸了摸颇为神气的“贺龙胡”，说：“总裁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幸会，来，喝上几杯！”乌可力说罢，一仰脖子，咕咚咕咚，竞一连灌下3大杯！
第二天，那家公司的总裁给乌可力打来电话，要宴请中国代表团，并在电话里表示说，愿意用中国的火箭发射他们的卫星……
5年奋斗，5年辛酸。5年风风雨雨，5年坡坡坎坎。今天，中国终于签订了第一个正式发射合同！这怎不令人欣慰、激动而又感慨万端！
乌可力端起酒杯，走到亚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先生跟前，不无感慨地说：“来，薛先生，为今天合同的签订，为下一步的精诚合作，我俩再干一杯！”
“好！”薛栋先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然而，当“亚星”的发射工作正逐步推进时，在1989年的夏季，本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发射的卫星出境许可证，又遭到了冻结。而就在这时，法国的“阿里安”火箭也再次忍痛降低发射价格，想乘机来竞争。甚至有的客商还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从中国手上夺走这颗卫星，另找发射的主人！
为使发射“亚星”一事不致夭折，孙家栋副部长又于1989年12月13日专程赴美国，同美国国会议员、科技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以及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克里斯托.C.汉金先生进行了会谈。罗伯特.罗埃先生表示，许可证一事一定尽快予以答复。
但当美国政府最后议定是否发放许可证时，会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据说，值此关键时刻，布什总统端起茶杯，走到窗前，望了望太阳刚刚升起的东方，然后转身轻轻说了一句：“我不愿得罪10亿中国人！”
于是，1989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发放“亚星”出境许可证！
3.“亚星”磨难记
1990年2月11日傍晚，美国洛杉矶机场一片忙碌紧张。18时许，一架大型飞机缓缓滑过百米跑道，随着一声震耳的呼啸，眨眼间便扑向风雪弥漫的天空。
这架大型飞机，便是美国运送“亚洲一号”卫星前往中国的专机——波音747。
5天前，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有关专家和亚洲卫星公司负责人，曾专程赶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了整整3天时间，对机场、卫星测试厂房、宾馆以及装卸运输工具等，一一作了严格的评审检查。当确认中方各方面准备工作完全达到标准并已就绪时，当即向美国发回一封急电：
西昌条件完全满足，卫星可以起运2月9日凌晨4点，中国发射测控系统部联络官兼翻译许建国10分钟前刚刚入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猛然将他惊醒。
电话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先生打来的。斯坦豪尔的声音很是激动，手中的话筒似乎也在微微颤抖：“许先生，对不起，打扰你的美梦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得到情报，我国政府已同意卫星起运！”
“OK！斯坦豪尔先生，谢谢你的打扰！”许建国挂上电话，紧接着又拨通了上官世盘家的电话。
上官听完许建国的报告后，立即拿起直通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的电话。
此刻，“亚洲一号”卫星就稳稳当当地坐在机舱的最佳席位上。而一同陪伴它来中国的，还有19位美国朋友：14名休斯公司专家，3名机组人员，以及2名担任护送任务的保安人员。
“亚洲一号”卫星是由美国休斯公司设计生产的一颗国际通信卫星。休斯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卫星制造公司，它生产的卫星占全世界通信卫星总数的40%，在美国享有“当代卫星之父”的美称。
“亚洲一号”卫星原叫“西联星6号”。这位“航天女神”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便与它紧紧相伴。
1984年2月，“西联星6号”同另一颗卫星一起，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两颗卫星都未进入预定的同步转移轨道。1984年11月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用了6个多小时，将“西联星6号”从天上“捞”了回来。几经周折，卫星又回到她的主人——休斯公司手中。后亚洲卫星公司又从休斯公司买了过来，才替她找到了中国这位真心诚意送她去天国的神手，并命名为“亚洲一号”。
“亚洲一号”卫星重1.24吨，装着24个C波转发器，发南北两个波束，覆盖面积可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80%的容量都可用于转播电视节目。此外，还可用于高速信息传播、传真服务和国际电话等。例如，卫星上24个转发器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同时接收100个电话信号。如果发射成功，便能为亚洲地区提供良好的通信服务。
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安全抵达西昌，美国休斯公司特包租了这架波音747，并不惜巨款，聘请了美国联邦快运公司的机组人员进行驾驶。
联邦快运公司即原来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美国空军“飞虎队”在世界上享有“敢死队”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在队长陈纳德（后被授予美国空军少将）的率领下，曾帮助过中国抗击日军，在中国的天空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活剧，桂林的土地上至今还保留着“飞虎队”的完整的墓地。
今天，为打开通向宇宙的大门，新一代“飞虎队”员，又驾机前往中国。
据说，由美国人驾驶的专机翱翔在中国领土的上空，除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有过如此壮举之外，这还是第一次！
翌日凌晨6点，当行驶了24个小时的波音747飞机，载着“亚洲一号”卫星进入中国首都机场上空时，北京还沉睡在平静的冬梦之中。
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早晨。2月的北京，寒风呼啸，霜雪凝重。机场经一夜的冷空气侵袭之后，此刻如同冰窖一般。风雪中，中方公安、海关、民航等各部门，以及涉外现场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迎风伫立，早已做好了迎机的各项准备。许多工作人员，一夜未眠。
6点15分，波音747-声嗷叫，从空中呼啸而下，落在了首都机场。飞机沿着跑道飞驶一段，速度逐渐减慢，然后一个大转弯，驶向滑行道，最后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候机楼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规定，航天器（卫星）及其他设备将由美国人驾驶的在美国注册的飞机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美方人员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进口港作发射场的导航工作。飞行中非美方人员不得进入飞机装货区。因此，当波音747专机降落后，中方除直接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靠近飞机。在中方现场指挥部和民航局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海关边防及首都机场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很快便顺利完成了对专机上的人员、设备验关入境以及专机勤务保障工作。从专机落地到专机升天，前后只用了2小时零35分钟。
8点50分，当中方导航员按指定的进口港登机后，波音747翅膀轻轻一抖，又朝着西昌方向飞去。
西昌。315机场。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场。只是因为被搁放在了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山区，才多少缺乏点雄伟的气魄和现代的氛围。
315机场在东南亚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它可降落180吨至240吨重的各种大型飞机。若单就机场的跑道大小而言，堪称中国之最。但西南民航局的局长说，西昌市降落波音747，在整个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
是的，毕竟是第一次。万事开头难，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因此，在机场恭迎飞机的中外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担心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今天的飞机能安全着陆吗？
此刻，机场上所有的运输车辆已按规定位置一字摆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机场的右侧，一个长11.6米、宽4.1米、高3.9米、重24吨的庞然大物，高高矗立于阳光下，远远望去，恰似一座金色的小楼阁。
这座“小楼阁”，就是几乎惊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升降平台。
升降平台，是机场专门用于卸放飞机上货物的一种大型设备。由于波音747飞机相当高大，卫星和设备集装箱要从机上卸放到地面时，就必须要靠这种大型升降平台。但当时西昌315机场没有这种升降平台。
怎么办？升降平台是美方评审西昌机场时一个首要而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亚星”就不能起运。
“找，全国找！”沈荣骏副主任敲着铅笔头说。
铁道部惊动了！
交通部惊动了！
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也惊动了！
后来，涉外运输小组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动用一辆专列，将在北京找到的升降平台特送成都！
于是，1月16日晚，载有升降平台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在北京、西安、成都3个铁路局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路单机牵引，经过整整一周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成都。
但从成都到西昌，又如何运输？
空运，自然不在考虑之列。继续运用专列，显然也不可取。
因为从成都到西昌的路途上，山高路险，隧洞甚多，仅凉山境内，就有隧洞157个，共长130公里，而最长的沙马拉达隧洞，长达6379米！几经反复计算，火车路经隧洞时，即使将路灯等物全部拆掉，平台照样会遭到刮碰。
怎么办？天上无法飞，地上不能行，但升降平台又必须及时送到西昌。美方评审机场的时间已迫在眉睫，倘若升降平台不能如期送到，那“亚星”便不能按时起运，从而影响整个“亚星”发射的进程。
后几经论证，被迫决定：采用汽车运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但能载运如此庞然大物的汽车，哪里才有？
找。全国找！
总算发现目标：交通部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有一辆日本产的三菱牌大拖车！
于是，大拖车昼夜兼程，从昆明开到了成都；于是，成都军区军运部、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四川省公安厅、交通厅等各个部门纷纷出动，通力协作；于是，从成都到西昌沿途3个自治州和8个县，很快接到了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紧急通知，火速行动起来，做好沿路护送的准备。这是1990年春节前3天一个风雪迷蒙的夜晚，由31人组成的护送升降平台的运输队，从成都缓缓出发了。
成都至西昌，全程547公里。沿途山势险恶，坡陡路窄，全是蛇形山路。且又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霜雪遍野。途中若有任何一点大意，必将车毁人亡。特别是凉山境内的路段，因位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山高谷深，水急路险，被历史上称为旅行的“禁区”。可以想像，如此负重的车队要通过这段路程，无疑是一次“走钢丝”式的远征。
为了保证车队的畅通无阻，尽量减少不利因素，从成都到西昌，沿途都站满了公安和交警人员。并且，沿路的筑路和抢险队，时刻待命，几乎是抢修一段，车队再行驶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