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每到一个县，当地县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全都亲自挂帅，组织群众大力协助。这个县刚把车队护送出本县，另一个县再接着把车队护送到下一个县。县与县之间的接头，全是上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同下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亲自交班。
四川的乡镇，都有赶场（赶集）的习惯。但怕车队路过场镇时，因人多而使车队受阻，当地政府下令：凡车队通过乡镇时，附近老百姓停止赶场！
尽管年关就在眼前，但当地的老乡听说是中国发射美国卫星需要的什么洋玩艺儿要通过这里，赶场那天，场上不但没有一个人去赶场，反而所有赶场的人都放下了菜篮和背篓，拿起了钢钎和锄头，纷纷跑去铺路垫桥。
一位当年曾经护送过红军战士的老大爷，捧着一瓦罐茶水蹲在路边，当车队到来时，他一边送水，一边唠叨说：“咳！活了82岁，只听说过不能反党，还没听说过不准赶场。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把美国的卫星打上天，别说不让赶场，就是不让过年也行！”但，当大年三十这天，车队翻过当年红军曾经翻越过的两座雪山，来到一个叫葫芦崖的半山腰时，却被挡住了去路。
葫芦崖位于一座大山的半腰处，公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岩石，左边是笔直的深渊；波涛滚滚的大渡河就横贯脚下。路宽仅有2.9米，大拖车的轮胎要是压在上面，左边的路宽便只剩下4厘米了。可升降平台的宽度比大拖车还要宽得多，一旦经过，不是刮着岩石，就是跌下河流，根本无法通过。
颇有意味的是，此处正是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地；旁边一块荒野，便是石达开的娃娃兵当年安营扎寨的地盘。
怎么办？历史的悲剧，难道今天将再度重演？车队总指挥袁广泉和开路先锋尚清民，蹲在悬崖边，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竟急得落下了辛酸的苦泪。
后几经商量，车队指挥组决定：炸山！
于是，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弄来了炸药，就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提前放响了新年的“礼炮”！接着，数十名老百姓和车队人员一起，手扶肩扛，硬是让大拖车一寸一寸地移过了葫芦崖。
1990年大年初一下午5时，从北京到西昌，惊动了10个系统、22个部门和成百上千人的升降平台，终于比原计划提前1天安全到达西昌。
此刻，历经坎坷风险的升降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机场上，仿佛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阳光下，它似乎正缓缓张开双臂，等候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光临——
12点40分，波音747飞机隆隆的轰鸣声，终于回旋在西昌的上空。机场上所有人员刹那间全都抬起头来，将又喜又忧的目光一起撒向迷茫的天空。
随着一声狂啸，飞机从天而降。还没等人们怦怦跳动的心回缓过来，波音747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机场正中的位置上。
天气真怪。飞机刚一落地，一阵声势浩荡的西北风骤然掀起，整个西昌机场，黄沙滚滚，风尘弥漫，数十米之外，不见人影。
但，一场紧张的飞机卸货作业还是开始了。
美方负责现场指挥的，是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努.麦克。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血性十足而又很有魄力的大汉。他挥动双臂，扯着嗓门，顶着风沙不停地跑来跑去。
可卸机作业刚开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搬运卫星集装箱，靠的是一辆15吨重的大叉车。这辆大叉车驾驶员是中方的人，而指挥又是美方的人。由于语言不通，只得依靠手势。可美方指挥员比划了半天，中方的驾驶员也不完全明白。加上中方驾驶员又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叉车，第一次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所以手脚都在发抖。但开大叉车的驾驶员就他一个，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谁还能去顶替他？
“叫那位中国先生下来，我去开！”就在这时，一位美国专家走到队长努.麦克跟前，扯着嗓门，大声吼叫起来。
努.麦克马上找到中方指挥员，要求调换大叉车的驾驶员。
中方经短暂商量后，同意调换。
于是，那位美国专家很快跳上了大叉车。中方操作手们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射在了这位美国专家的身上：一个卫星专家，能开动大叉车吗？
但只片刻工夫，那辆15吨重的大叉车，便在这位美国专家的手中隆隆转动起来，且操作熟练、大胆，颇有老师傅的风度。
这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美国专家，就是维克特先生。
4个小时过去了，卫星及设备的装卸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风，越刮越大。天地难分，一片昏沉。整个机场，完全笼罩在海涛滚滚似的沙尘之中。
中美双方的操作手们，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个个累得直喘粗气。身材高大的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不时被狂风刮得站不稳脚跟，只得用一只胳膊挡住风沙的侵袭，一只胳膊扶住车厢。努.麦克队长在2月的寒风中只穿一件短袖衫，他的嗓门早就喊哑了，由于干渴，嘴上已裂开了一道血口。
中美人员都是在早上6点从发射场出发的。因原计划飞机是10点到达西昌，所以每个人只带了一袋干粮和一听“健力宝”。现在10个小时过去了，干粮和“健力宝”早已吃完喝光。
由于又是风沙，又是太阳，因此，机场所有中外人员除了饿而外，最难受的就是渴！
于是，水，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
就在这时，人称“黑脸翻译”的许建国先生从小卧车里摸出了惟一的一听“健力宝”。他舔了舔自己的干裂的嘴唇，又望了望中方人员那一张张早被风沙吸干的脸，最后，还是走到了斯坦豪尔跟前，将手中的“健力宝”递在了他的手上。斯坦豪尔看了看许先生那张满是诚恳的脸，然后端起“健力宝”递到了努.麦克的手上。
努.麦克只看了一眼“健力宝”，很快便递到一位正在干活的美国操作员手上。这位操作员端起“健力宝”只轻轻饮了一口，又递到了另一个美国操作员的手上……
于是，当这听“健力宝”传遍美方所有工作人员之手后，叉回到了队长努.麦克的手上。努.麦克端起饮了一口，又递到了斯坦豪尔的手上。斯坦豪尔望了一眼正在作业的中国朋友，这才将“健力宝”送回许先生的手上。
许先生接过“健力宝”，低头一看，竟一下呆住了：“健力宝”还剩有足足一半！
暮色降临了。
护送“亚星”的车队，朝着发射场的方向，在凄厉的狂风中缓缓爬行。
从机场到发射场50多公里的途中，早已进行了全方位的警戒。四川省公安厅、凉山州和西昌市公安局，以及卫星中心保卫处等数百名保安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部严守在公路四周和两侧，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卧车，不管是进口车还是毛驴车，一律禁止通行！但老天好像就是故意作对，车队刚驶出不远，雨又哗哗地下了起来。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及时把卫星送到厂房，中方决定：车队继续冒雨前进！
夜间行车，又在雨中，还是山路，危险性可想而知。特别是站在敞车上护守卫星的几位美国朋友，在风雨的侵袭下，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们根本无视风雨的存在，个个如同年轻的母亲，守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19时许，车队抵近发射场，卫星测试厂房依稀可望。卫星测试厂楼房长42米，宽18米，高18米，面积700余平方米，是中国专为发射外星而抢建的。
“亚洲一号”卫星，就将在这停放、装配检查和测试。像这样高档的卫星厂房，就亚洲地区而言，还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除美国、苏联、法国外，只有中国才有。
9点30分，运送卫星的车队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卫星厂房的门前。又经过半小时，“亚洲一号”卫星终于平安地搁进了厂房。
4.“长征3号”和它的主人们
美国的卫星终于进了中国的厂房。那么这颗如此娇贵的美国卫星，中国将用什么火箭把它发射上天呢？
如果我们把“亚洲一号”卫星比喻为美国的“航天女神”，那么，负责将这位“女神”护送上天的，正是号称“东方大力神”的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
“长征3号”火箭，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一种多用途三级火箭。它全长43.25米，粗3.35米，起飞重量202吨，可将143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远地点为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
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在当代世界航天领域里，可与美国的航天飞机和法国的“阿里安”火箭齐名。因为它的第三级火箭，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低温燃料发动机——氢氧发动机。
目前，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除了美国和法国，便是中国；而能解决氢氧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进行二次点火技术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
因此，火箭氢氧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谁能摘下它，谁就是火箭天国的白马王子。
那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几位专家。
任新民，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总师。
任老总瘦瘦的个子，中等身材，脸上架着一副花镜。尽管头发和眉毛早已一片花白，但身板却相当硬朗。无论是平时上班，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或者出席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他总是习惯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因而显得十分质朴，甚至有几分土气。无论谁见了，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位很普通的老师傅。
在某一次会上，关于“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到底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天，任老总坐在会场的一角，细心地听着，认真地记着。
他一边听，一边不时用手摸摸下巴，外表看起来很沉静，但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他深知，氢氧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技术先进，推进剂重量轻，又无污染，可大大增加有效载荷。于是，他在会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中国要想在本世纪内成为火箭大国，眼睛就必须瞄准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高峰。否则，中国现代火箭的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必将越拉越大。”会议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
但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进行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十人受伤。于是，当时主管试验任务的国防科委领导出于某种考虑，决定把氢氧发动机列为通信卫星工程的“另一种方案”。
正在日本访问的任老总，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匆匆赶回北京，刚一下飞机，便直奔国防科委大院，敲开一位领导的门，诚恳而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再三要求氢氧发动机不要下马。
科委领导听了他的意见后，觉得颇有道理，很快便将“另一种方案”的“另”字改成了“第”字，使氢氧发动机由原来的“另一种方案”变成了“第一种方案”。
因此，今天当人们谈到“长征3号”火箭时，不少人都说，要是当初没有任老总的远见和胆略，以及无私无畏、敢于登门进谏的精神，“长征3号”火箭的历史，或许将会另起一章。是的，“不惟书”，“不惟洋”是任老总一生的座右铭。一次，为了尽快查明氢氧发动机一个故障的原因，他决定对氢氧发动机进行连续试车。这事国内从未干过，国外的资料文献也无记载。万一出了问题，发动机在试车台上爆炸，无疑等于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由于这个试验风险太大，因此，在研究试车任务书如何写时，有人提出写上“经任总决定”，有人又建议写上“经会议研究决定”。
讨论来讨论去，举棋不定。
任总急得满脸通红，腾地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就这样写：任新民决定试车。出了问题由任新民负责！
任总有着宇宙般宽阔的胸怀，自然跳动着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据说，这位火箭专家还有许多远比火箭温柔得多的故事，但他从来不说。他不仅喜欢读中文和外文的科技书，而且居然还喜欢读中国的史书。他家藏有全套二十四史，常常醉心阅读。
他不仅细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迷上了《资治通鉴》。
通天地，晓古今，强体魄，铸灵魂。或许，正是这位80岁的老总生命能达至辉煌顶峰的奥妙所在。
谢光选，“长征3号”的总设计师。
1990年4月3日下午，即“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4天，美国休斯公司一位在西昌发射场地下室工作的技术人员，找到中方有关人士，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见一下“长征3号”火箭的总设计师。
这位美国技术人员说，他很崇拜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还在美国时，就产生了想见见中国“长征3号”火箭总设计师的愿望。中方有关人士，很快对此做了安排。
谢总今年72岁，江西南昌人。年轻时那股子愣劲与虎气自然减弱多了，但他至今还留着小平头。因他本命属羊，所以常对人说，在中国的航天队伍里，我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带头羊！
“亚星”发射前不久，他在西昌发射场度过了他的生日。那天，秘书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认认真真地炒了几个菜，还专门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当长寿面条放在他面前时，他才恍然大悟。他轻轻挑起一根面条，高高举起，然后再慢慢放进嘴里。面条刚一下肚，便孩子似的叫道：“好吃！好吃！”接着便是好一阵哈哈大笑。
当谈到“长征3号”火箭时，谢总显得特别高兴，他说：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初露头角，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了。
‘长征3号’火箭完全是中国靠自力更生搞成的，它的身上除了几个小元器件是进口的外，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在发射第3发之前，连一根洋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