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3号’火箭是全国通力协作的结果。它得到了全国750个单位的支持，光科研协作单位就有1545个。世界上能单独搞火箭的，除了美国和苏联，就只有中国。所以作为‘长征3号’火箭的总设计师，”我要向全国所有协作单位说一声：谢谢！
“‘长征3号’火箭是按勤俭节约的原则搞的，而不是用高技术换取高利润。‘长征3号’火箭从研制到发射，费用都是较低的。”有一次聂荣臻元帅打电话问我钱花完没有？我说没有呢！
聂帅说，没完就好。不过，你也真是个江西老抠！法国‘阿里安’火箭与‘长征3号’火箭相同，却花了10亿美元。即是说，中国花1元人民币办的事，他们就要花2.5美元才能办成。所以，中国发射一颗卫星的价格一般来说要低于国外的价格。因为我们成本低，科技人员奖金低。
“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高，这在世界航天领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长征’系列火箭只有半次失败，比法国‘阿里安’成功率高7%。‘长征3号’火箭代表了中国的运载能力。从总体运载能力来讲，中国的火箭从来没有掉下来过，可靠性第一，这是一块金牌。还有就是中国从失败到再次恢复发射，时间之快，是世界第一。美国从失败到恢复发射，用了1年多，苏联半年多，而中国只用了79天。所以说，‘长征3号’火箭，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前不久，有几位美国的同学和美籍华人朋友在我家里聊天。我说：‘发射亚星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们十分恳切地问我，你以上说法可不可以改一改？我们在外国，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把‘为社会主义争光’改成‘为祖国争光’？另外你们‘人民’的定义很严格，能不能把‘为人民争气’改成‘为炎黄子孙争气’？我听了非常感动，连忙说，可以改，可以改，现在就改！”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前5天，一个太阳温和的中午，谢总在宾馆门前散步，当有人问到他对“亚星”发射的把握性时，他说：
“我一共参加了48次发射，每次我都签字画押。48次发射中，只有三五次失败，成功率是93%。我对这次发射是充满信心的。我希望发射那天，从倒时计数起，一觉醒来，火箭已经上天，我提着皮包就回北京了。这就是对‘长征3号’火箭可靠性最好的证明，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万一失败呢？”
“放心吧，我能掐会算，这次只能成功，不会失败！”谢总刚一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范士合，“长征3号”火箭的副总师，同时也是“亚星”中方技术谈判的首席代表。
众所周知，中国的航天技术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
而封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星箭设计状况，外国也无法知道中国的星箭设计状况。
因此，当中美双方第一次进行技术谈判时，美国人才知道，中国“长征3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按国际标准设计的；而中国人也才明白，国外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都是按统一的国际标准设计的。
为了协调好中国火箭与美国卫星的关系，范总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
在西昌卫星中心那间简易的房间里，他桌上除了一大堆文件资料外，还放着一堆中药冲剂。他每天除了要服3包中药冲剂外，还必须坚持打两针。他在房间走动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胸口。当他讲述着中美技术协调的情况时，还不时喘着沉重的气息。
“长征3号”火箭今天能在发射场与美国的卫星进行联试，说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技术的谈判和协调工作开始非常难。
1986年，当中国代表团去美国进行技术谈判时，休斯公司就提出：中国必须重新按国际标准设计过渡锥和包带。过渡锥和包带，是火箭与卫星联接和分离时两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如果这两个部件不能按国际标准设计生产出来，那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就无法进行对接和分离。因此，中方的刘淑云和曹丽君两位女设计师当场就表示：中国可以按国际标准重新设计。
1989年8月，美国的卫星与中国新研制的包带和过渡锥第一次在洛杉矶成功地进行了对接与分离的试验。休斯公司一名负责人高兴得当场握住中方代表的手说：“这是美国和中国在空间技术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结合！”
美方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卫星的起旋问题。
中国过去发射的20多颗卫星，全都是在火箭与卫星分离之后，卫星自动起旋的。即是说，卫星飞行的方向，是靠卫星起旋后自己确定的。但美国的这颗卫星，却要靠火箭起旋确定卫星飞行的方向。因此，美方提出，卫星必须要在与火箭分离之前一秒钟先起旋，而且每分钟还必须保持5至7转，否则他们的卫星无法准确人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重新采取一个新的方案。而要改动这样一个方案，难度是相当大的。
后经总师们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第三级火箭和卫星同时旋转后再让卫星和火箭分离的方案。
这个方案提出后，休斯公司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需经实践检验。你要在技术上让人信得过，没有试验数据是不行的，特别是保险公司要承担经济风险。因此，在第5颗通信卫星发射时，专门对此做了试验。结果证明，方案完全可行。
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次星箭的技术协调中，美国方面也是作了很大努力的。因为美国为了用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发射，也更改了卫星上的远地点固体发动机。而远地点发动机的更改，就意味着许多软件系统需要重新分析与计算。因此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们，也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经过近一个月的拼命努力，才终于在1990年2月9日，将最后研究的卫星准确重量和远地点高度通知了中方，即要求卫星的远地点高度由原来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提高1111.9公里。惟其如此，方能满足美方卫星上远地点发动机的推力。显然，美方卫星重量和远地点高度的重新确定，意味着中国火箭的飞行软件也必须改动，也就是说，中方两个月来精心计算生成的火箭飞行软件要全部重做一遍。
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已到达西昌卫星发射场，正忙于发射前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要完成这项任务，不仅时间紧迫，而且难度也相当大。但为了保证美方的这一新要求，万源公司总体设计部和控制系统计划单位，以及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新华厂控制系统负责人、西昌卫星中心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等一起，共同采取了现场办公和接力赛的方式，昼夜加班，只用了20天时间，便完成平时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经共同验收后，完全符合要求，很快便交付使用。
美国休斯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表示敬佩，并说中国万源公司有这样一批杰出的火箭专家，他们感到非常满意。
5.在冲突中求合作
美国的卫星自3月12日那个雨夜进了中国的卫星测试厂房后，厂房的大门便从此对中方紧紧关闭了。
卫星技术属于高技术，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卫星技术的泄漏和他人的窃取，特派出了18名经过政府安全规程训练的保安人员。同时还携带有现代电子仪器监视设备，将卫星置于24小时的监视控制之中。
因此，卫星厂房自美方接管之日起，非美方人员，一律不得靠近卫星厂房。
为了提醒中方的注意，美国安全军官们还在卫星厂房的门上、窗户上张贴了许多“安民告示”：
Please respect the right of American！（请尊重美国人的权利！）Chinese friends，do not make jokes！（中国朋友，这可不是开玩笑！）Chinese friends， please protect the American technology！
（中国朋友，请保护美国技术！）并且，在一个集装箱上，还贴有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整个画面是一张国际棋盘，棋盘的一端是苏联人的国旗，另一端是美国的星条旗。两端旗帜数目相当。棋盘的界河处，还用英语写有一行字：We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我们面临挑战！）当然，美方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也发给了中方指挥员3个可以进卫星厂房的特别通行证，但中方人员每次进去时，都必须有美方安全军官的“陪同”。
美方有一位女安全军官，叫玛格丽特。这是一位性格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西方女性。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热爱发射场附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她还喜欢拍照，几乎是见什么就拍什么，连小鸡小鹅小猫小兔也拍。她说，到西昌发射场后，她已拍了19个胶卷了。
一次，玛格丽特见中方翻译——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胸前别有一枚中国航天纪念章，很想要来作个纪念。年轻的翻译便摘下来送给了她。有人和她开玩笑说：“玛格丽特小姐，他送你一枚纪念章，你送给他什么礼物呢？”玛格丽特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搂着这个年轻翻译的脖子，对准他的额头便是一个漂亮的吻。
年轻翻译被闹了个满脸通红，她却格格地大笑起来：“我的孩子和他年纪差不多，今年大学都快毕业啦！”
但，就是这位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玛格丽特小姐，为了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去西昌玩过一次。每当她值班时，态度相当严肃认真，一张本来充满微笑的脸上，你几乎见不到半点女性的温柔。据说，有一次胡世祥去卫星厂房时，故意对玛格丽特小姐开玩笑说：“小姐，这本是我管辖的厂房，今天就不用你陪了，我自己去行吗？”玛格丽特小姐却说：“尊敬的胡先生，很抱歉，我得履行职责！”
发射团副团长唐贤明说：“美国人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便立即打来电话，要求及时解决。”
比如，新的卫星厂房，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和兴建的，美国人第一次使用，当然也要按国际标准要求。卫星厂房里的温度，要求22C，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这就要求中方的空调机连续9天9夜不能停。
中方过去对卫星温度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但有时高一点低一点也就过去了。特别是空调机，从未有过连续工作9天9夜的历史。为满足美方这一要求，保证给空调送蒸汽，发射团专门组织了一个锅炉班，连续昼夜不停地烧锅炉。一个个本是体壮如虎的小伙子，到后来竟累得又黑又瘦，连起床都困难了。
听说，美国人有一次正在冲胶片，水管突然停了一下水，便气得哇哇乱叫，竞打电话提出抗议。
美国人不仅对温度、湿度等要求极高，对电的要求也相当严格：24小时必须保证有电；只要设备在，电就不能停。但人走电灭，是中国的老传统了。人走不关电，是一种浪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卫星中心，人离开机房时，必须要切掉设备上的电源，但在美方恰恰相反。美国人离开机房时，设备上的电源从来不关。只要设备在，就24小时不停电，长年如此。因此，美国人对中方“人走电灭”这一工作制度感到非常不习惯，十分恼火，甚至大惑不解。
当然，中方一下要改变这种习惯，完全适应美方的要求，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对卫星的供电，美方连续7天7夜不能停电。
因为这电是直接加到美国卫星上的，万一供电过程中突然停电，导致卫星出现问题，如何了得？供电问题保证不了，合作无法进行。
但中国人毕竟不是傻瓜，你有你的高招，我有我的绝活：你有你的“国际标准”，我有我的“祖传秘方”。老祖宗早就教导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
最后，7天7夜连续供电还是保证了。办法虽然土一点，但效果一样。美国人竖起了大拇指。合作继续进行。
又比如，西昌发射场开始没有逃逸设备，美国朋友便不肯合作。所谓逃逸设备，是指发射架上一种特殊的设施。这种设施能保证：发射架上要是一旦发生诸如火灾、爆炸之类的事故时，工作人员能迅速逃离现场。
西方所有发射场都有逃逸设备，且占相当重要的位置。美国人注重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把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倘若靶场一旦发生危险事故，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逃命，而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去排除事故。
因此，美国人上发射架时，第一件事就问：“万一发生事故，从哪里逃走？”
中国人说：“无路可逃！”
美国人便站在那里，原地不动，无论你怎样动员，就是不上发射架。
无奈，中方还是增设了逃逸设备。
“亚星”发射过程中，中美双方语言不通，又是一大障碍。
美国人说英语，中国人说汉语，你听不懂我讲的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艺儿。如同一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结果自然不难想像。
按理说，历史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这样跨越国界的高科技合作，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用同一种语言直接对话。
但遗憾，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从高级指挥官到普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用英语或汉语进行直接对话。一般能用英语说个“上”、“下”、“左”、“右”、“是”或者“不是”，就算不错了；如果见面时，能用英语说几句：“您好！”“吃饭了吗？…昨晚休息怎样？”然后再拉上几句家常话，谈一段工作，那就算佼佼者了。
至于美方人员的汉语水平，那就更可怜了，就会说“您好！”
“谢谢！”既生硬，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