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次组成了一个有20名成员的翻译队伍。但20名翻译照样不够用，照样很累很忙。
可以这样说，从饭堂到机房，从会议室到发射场，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翻译；一旦离开了翻译，中方指挥员则寸步难行，一事不成。在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吊装对接过程中，有的岗位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一时忙不过来，于是双方就靠打手势——用哑语配合。有的操作靠手势还可以凑合，但有的就不行，打了几次手势，对方都不明白（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手势习惯当然不会相同），甚至有的还引起误会；中方打手势要往上，美方却朝下；美方打手势让放慢速度，中方反而把速度加快了。结果，双方难免又是一番大叫大嚷。最后，还是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懂的篮球裁判手势——暂停。
一次，中美双方进行“全区合练”。但当双方一旦进入合练状态时，问题便出现了：中方觉得美方不对劲，美方又感到中方有问题：需要的号叫不出来，不需要的号反而冒出来了；中方指责美方没按昨天规定的程序进行，美方也叫嚷中方没按昨天明确的要求办事。结果，合练被迫中止。
双方开会碰头，找原因。可找来找去，谁都找不出自己这方到底有什么问题。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双方对“全区合练”的概念不同。中方所谓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全球合练”，即从西昌到洛杉矶这个区间的合练。
到了真正发射那天，翻译工作就更具风险性了。每个与外方有联系的岗位，都有一个翻译；每个翻译的身边，都有一部红色的专用电话机。在发射程序的进行过程中，翻译除了要如实地把中方指挥员的口令用英语传递给美方外，还要随时用电话同美方保持联系。如果翻译中有一句口令译错，则必将导致双方工作程序错乱。假若在发射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出现问题，中美双方就某个问题需要重新商定，这时如果翻译将某个意思或某一句话译错了甚至译反了，其后果更不堪设想。
美国休斯公司一位通信专家说：“参加这次‘亚星’发射任务，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会说英语也能讲法语。
在法国我就讲法语；在西方别的国家我就讲英语。但在中国参加发射，中方技术人员大都不会说英语，而我又不会汉语，这就使得合作非常别扭，就连一根导线的事，也得拐上好几个弯才能办成。看来回去后，这汉语也非学不可了！
加拿大太列公司高级专家哥比回国时，在临上飞机前还说：
“我这次来中国只带了两个翻译，看来根本不够用。为了将来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我回去后得好好学习汉语。”
在发射场，美国休斯公司一位老专家的一个小本子里，每天都夹着一张汉语拼音表。每次开会有空隙时，他就拿出来一边看，一边用食指在膝盖上比划着，嘴里还不时嘀咕两句。问他为何还要如此刻苦学习汉语？他说，既然要同中国人打交道，不懂点中国话哪行？还说，他在西昌发射场这段时间里，已偷闲记住了二十几个汉语词汇。
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但，事实却不尽然。“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
美国人刚到西昌第3天，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努.麦克向洛杉矶打电话汇报工作情况时，便遇到了麻烦——
“喂，洛杉矶吗？”
“是的，我是洛杉矶。”
“我是中国西昌！”
电话挂得很顺利。努.麦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但不幸，话还未讲到一半，电话突然中断。
“喂、喂、喂喂喂！”……
努.麦克一个劲儿地“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却是最令人讨厌的“嘟嘟”声。
努.麦克急了，“叭”地扔掉话筒，冲着宾馆经理不光发一顿脾气，还连连甩动小指头，大声叫嚷道：“差劲！差劲！简直太差劲了！”
通信！通信！通信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
通信！通信！通信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也令美国人大为恼火。
于是，故事发生了——
2月19日晚，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捷找到中国长城公司高若飞先生，明确提出，后天他将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其主要原因是：他自2月6日到西昌后，通信工作一直很忙很累很紧张，也很失望。佩尔捷先生说，他曾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种情况。
五六十名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IDD中继线路，而这三条线路也不能保证正常使用。佩尔捷先生还表示说，他回美国后，就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艾林‘考梯斯少校也说，如果今后再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则休斯方面这次参加“亚星”项目的人员将不会再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了。
两人最后还表示说，他们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提请中方引起注意。
当晚，高若飞先生立即向卫星中心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次日一早，经中方有关领导与休斯方面的“亚星”项目经理米歇尔.续曼先生和佩尔捷先生协商后，佩尔捷先生才同意暂缓回国，并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进一步解决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同时，卫星中心也将通信中存在的问题急报北京国防科工委总部，并要求邮电部派人来协助解决。
为了“亚星”的通信工作，中方确是做了最大努力的。
不光抢建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并用高金租用了国际电联的4条国际通信专线。这4条专线可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7条国际直拨电话线，4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3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按说，拥有如此现代化的通信设施，通信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但要是我们稍为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一开始出现的问题便不难理解了。
1989年9月4日凌晨2点30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如同猛兽般突然向通信总站袭来。只半小时，房屋倒塌，公路崩溃，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当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时，眼前已是一片汪洋。整整一个星期，人们连喝水都困难。
通信总站的全体官兵们迅速投入到通信线路的抢修中。仅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便完成了抢修任务。
不过，中方后来经过努力，终于满足了美方的要求，使后来的合作越来越愉快。
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高级专家戈比临上飞机时，曾对国防科工委张敏参谋长说：“西昌卫星中心，如果通信问题能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这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
6.雷雨挡住发射窗
1990年4月7日。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注定要与伟大和辉煌紧紧相连的日子。这一天，“亚洲一号”卫星将从中国的西昌起飞！
气象专家吴传竹一大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一把推开窗户忙着看天。天，灰蒙蒙一片，仿佛什么都看不见了，又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看。习惯了，每次发射都是这样，何况今天！
今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键就看今天的气象预报了。
西昌卫星发射场，由于地处中亚热带滇北湿润季风气候区，又位于西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起伏地带，加之山高林密，地势险恶，因而气候复杂，变幻无常。且年平均雷暴日多达六七十天，是全国罕见的强雷暴区之一。
由于“长征3号”火箭使用液氢液氧作推进剂，这就必须保证：在加注到发射这个时区里，周围30公里内不得有雷电活动。因为发射时倘若云中有电，当火箭穿过积云区或阵雷区时，容易触发闪电，从而导致火箭的爆炸。
因此，这就要求气象预报绝对准确。倘若发射因气象预报有误而失败，则损失惨重。何况一枚火箭价值上亿元，头上还顶着一颗星呢！
但，人类在高深莫测的宇宙面前，毕竟还是个孩子；想让上帝完全听从人的摆布，的确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
翻开世界航天史，因气象原因而造成发射失败的，可谓不乏其例。
以美国为例，仅从1986年1月至1987年6月，5次发射失败，均与气象有关。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点火升空后93秒钟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事后经调查认为，除了助推火箭设计上有缺陷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忽视和低估了气象的临界效应。
-1987年3月26日下午，美国宇航局发射一枚载有军事通信卫星的“大力神”火箭。由于发射时遇到大雨，刚启动约1分钟，便在离地面4700米的空中遭到雷击而爆炸，直接损失达17亿美元。
-1987年6月9日，美国宇航局在瓦罗普斯岛发射场发射3枚火箭时，因发射前夕一阵狂风暴雨突然袭来，火箭被雷电击中，并自行点火升空，很快便坠毁于大西洋之中。
……
想到此，吴传竹“砰”的一声拉上窗户，大步朝外走去。
远天，一片阴沉。几块云团在发射架的头顶，若有所思地悬荡着，像一床床发潮的棉被。昔日望惯了的山梁上，早该布满曙光，可此刻还是一片晦色。太阳如同一个怕羞的村姑，就是迟迟不肯露脸。50多岁的吴传竹爬上一道道坡坎，一直爬到了半山腰。他抬起头来，再次举目四望，一双渴盼的眼里恨不能长出一双长长的手来，将死睡的太阳一把拽出云层。
这位出生在四川大巴山中的黑脸汉子，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专业，从此与气象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0年，发射第一颗“东方红”卫星时，他就是气象预报组的组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老天爷这家伙，实在太难对付了，特别是这次“亚星”的发射，气象预报一开始便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这位曾经准确预报过13颗卫星发射日的气象专家，似乎还从未感到有过如此的艰难！
此刻，日出的时辰早已过去。吴传竹再一次抬起头来，失望的眼里似有一种悲凉的情绪。
前天晚上，他特意去了发射场。多好的“发射窗口”，没有云，没有雨，更没有雷，而是满天星斗。
昨晚，他又去了发射场。一轮圆月高高悬挂在发射架的上空，仿佛正向他发着挑逗似的微笑。
可今天……
他抬腕看表，表上的日历正显示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日子：4月7日！
“亚星”的发射日，为什么选在了4月7日，而没选在4月6日或者4月8日？或许这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
早在2月27日，卫星中心气象部门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对4月份的天气趋势便作过预测：4月4日至6日天气较好；4月7日至14日为阴天多云，且有降水和雷暴。
于是，中外双方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并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之后，卫星中心气象部门对气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分析和预测，认定4月5日是个好天，并将这一情况及时通告了外方，提出将发射日选在4月5日。
当中方的这一信息传到外方时，外方没人相信，以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有人说，目前世界上的短期预报，最高准确率才只有60%，现在离发射日还有一个月，你们中国的气象预报何以如此自信？
有的香港人士还讲，4月5日是清明节，清明节是鬼节，而鬼节这天除了祭坟，最好别于其他事情。
在3月28日上午的中外协调会上，吴传竹对4月4日天气好的可靠性又作了明确分析，中方再一次表明意见：先将发射日预定在4月5日，若5日不行，再往后顺延。
可亚洲卫星公司仍保持在4月7日发射，其主要理由是：根据原协定，4月7日才是发射日；香港卫星通信站尚未建好；另外，4月5日是清明节，按香港的风俗，人们这天不出门。
为此，中方指挥部专门召开了会议，经研究一致认为：定4月5日为发射日最好；如果对方一定要坚持4月7日，到时不能发射，将按合同规定，推迟一天，罚款10万美元！
在4月1日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亚洲卫星公司亮出了底牌：他们邀请的几百名外宾来西昌参观发射的请柬均已发出，参观发射日定在了4月7日；并且所有包机也全部定好。
于是，中方为顾全大局，被迫把发射日定在了今天。
吃罢午饭，吴传竹便走进了会议室。
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紧急气象会议。
昨晚，“长征3号”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常规燃料已经加注完毕。再过1个小时，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就要加注。
但因天气不好，到底加不加注？将由此会决定。
吴传竹是到会最早的一个。他换了一身蓝色的毛料西装，可竟忘了系领带！
他坐不住。翻了几下资料，就赶忙趴到窗前观天。脸上看起来虽是“晴间多云”，内心却是“雷声滚滚”。
12点半，胡世祥风风火火地走进了会场。接着，任新民、谢光选、林宗堂、孙家栋、曲从治、沈荣骏等所有中方的专家们，也全都匆匆赶到了会场。每个人一进门，第一眼便忙着看几位气象专家，仿佛他们的面孔，就是一张天气预报表！
“开始吧！”主持会议的胡世祥大声宣布道。
吴传竹站了起来。他扶了扶眼镜，扫了一下会场，然后说道：
“今晚从7点49分到10点45分，共有3个发射窗口可供选用。从发射窗口来看，对今晚的发射是有利的。”
会场出现了一点松动。有人轻轻吐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