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白拜尔他们居然把通信卫星的消旋控制系统的样机搞出来了。样机摆在实验室里，每天就那么晃晃悠悠地转着，一转就转了半年。一些不干事的人看了，当然很扎眼，心里也不那么舒服，甚至有人还把它说成是“黑货”、“私货”、“歪门邪道”。他们不在乎这些，也没有工夫在乎这些，只管每天让样机在那儿顺顺当当地转悠就是了。他们知道，要想卫星上天，就得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事情做了，总比没做强。
但做了事情的白拜尔，日子依然不好过。八年来他为通信卫星干了那么多的工作，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非但口头表扬都没得到过一句，反而还被挂起来靠了边，给折腾得死去活来。甚至在“四人帮”已经倒台的第二天，还对他进行了批判。不过他还是去找了有关领导，希望能对他的问题给个说法，希望能把他从悬吊的空中放回地上，希望能让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做点事情。从1966年到1977年，他熬过了整整11年。11年中，他有过多少理想与追求、希望与梦幻，有过多少思考与设想、热情与企盼，可II年中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他的青春、他的生命、他的爱情以及他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爱心与忠诚，统统顺风而去。
现在，到了一切都该结束的时候了。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他生命的年轮在一圈一圈地减少，他头上的白发在一根一根地增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岁月像水一般白白流去，他不能愧对祖宗，愧对子孙。他要工作，他要找回他人生被挤落的位置，他要恢复他做人应有的尊严。他要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也为自己短暂的人生和不可欺骗不可糊弄不可亵渎的历史，做点应该做的事情。
他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不是说法的说法，他悬吊多时的双足也终于有了一个立锥之地——他被重新分配到了控制理论研究所，搞控制系统的理论研究。即是说，他再也不能继续搞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了（事实上他早被赶出了卫星组）。这当然令他很伤感，很遗憾，甚至遗憾得令人足以流泪。但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能名正言顺地给他一个工作，已是大开皇恩了。
去了研究所的白拜尔依然干得很不顺心，这并非他干得不好，而是他前行的路上似乎总有一道永远纠缠着他的怪影。他知道这怪影实际上就是一种“左”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像空气一般弥漫在你的四周，让你不得安宁，后患无穷，既无法躲避，又难以改变。
事情说来难以置信。大约是1982年，他写的一篇有关卫星方面的学术论文，被中国宇航学会选中，要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学会上宣读。他接到通知后很高兴，不是因为要出国，而是觉得自己的价值总算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把论文交上去后，便悄悄准备着，默默期待着。可等到开会时间到了，别人却替他出了国；本是他撰写的论文，别人却站在国际讲坛上帮他作了宣读！事后他才知道，当时的他还属于“控制使用”对象，而控制使用的人，是绝对不能步出国门一步的——万一出去泄漏机密，出卖情报，怎么办？万一出去杀人放火，投敌叛国，又怎么办？
那个夜晚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感。他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的历史已经到了全国都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80年代，像他这样一心一意、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党、为国、为民干实事的知识分子，居然还在暗中受到“控制”！
他的心被伤透了，发誓再也不搞卫星了！宁肯去大学当教书匠，也不再和卫星打交道！
这时，一个由宋健创办的新的研究所成立，有人点名要他去那儿搞系统工程，他就去了。只是，在告别卫星、告别原来的研究所时，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毕竟与他最热爱的卫星打了整整16年的交道啊！
他平心静气，开始闭门读书，开始潜心钻研。过去的一切，他已不愿再将它放在心上，他关注和看重的，是明天，是未来。
他相信时间会医治一切，相信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终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努力所取代。不久，他当了系统工程室主任。后来，又出任了研究所总工程师。他搞计算机研究，搞社会应用经济研究，搞人才规划研究，搞住房改革研究，搞中国小汽车市场需求研究。每一个项目的研究，他都搞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尤其是他搞的关于中国的住房改革方案和小汽车发展战略方案，得到了国务院陈俊涛同志的首肯。后来国务院召开小组会议，还请他出席。1988年，他当了航天部副总工程师。1993年，他出任航天总公司副总经理，而他分工主管的工作，恰恰是中国卫星的科研生产。
历史就是如此的有趣，生命就是这般的无奈。他一生不想当官，不愿当官，却偏偏又让他当了官；当年的他曾发誓不再搞卫星，事隔几年之后，竞又让他主管卫星科研生产。
事实上，白拜尔并没有忘记通信卫星。他虽然人到了另一个研究所，心却依然惦记着通信卫星。尤其是那个在腥风血雨中诞生的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以及坚持工作在这个卫星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更是永生难忘。时至今日，只要一谈起这个卫星小组，他便有一种怀旧感、亲切感和眷恋感，仿佛那是一个梦，一个永远也不会再醒来的梦中之梦！
3.带着“镣铐”也“跳舞”
谈到中国的通信卫星，不能不谈到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谈到这个卫星小组，不能不谈到这个卫星小组的组长邹广瑞。
邹广瑞曾经是个军人。这位从小在东北黑土地上长大的汉子，还在念高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中一毕业，年仅18岁的他便参加了解放军，在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搞密码电报工作。因此邹广瑞的通信生涯，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了。1952年，邹广瑞从部队转业，第二年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并当选为班里的党支部书记。不久，又当选为党总支组织委员。
然而，当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突兀而起时，邹广瑞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
事情说来很简单，他所在的班有几名同学联名向学校写了一张提意见的大字报，系党总支在开会讨论时，党总支书记要将这几位同学划为“右派”，而邹广瑞却坚决不同意。那个年代以至后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党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党支部书记的意见就是党的意见。邹广瑞反对支部书记，当然就是反对党。因此，等到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时，邹广瑞便被定了二十多条罪状，并被开除党籍！
50年代的青年，是相当看重政治地位的。是党员，就意味着比别人进步，在政治地位上比别人高了一等，就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优越感，就会感到前途光明远大。反之，如果被开除党籍，就意味着一个人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前途从此被葬送。
邹广瑞几天几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像一个幼儿突然被娘扔进了荒山野林。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对党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却会遭到党的抛弃？他痛苦极了，甚至想到了死——想用死来表达对党的忠诚。但他又不想死，认为自己不能死。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还没为党和人民做什么贡献，怎么能随便死去？同时他认为自己很委屈很冤枉，无论怎样，不管早晚，一定要让党组织还他一个清白！
这位倔强的东北汉子就这样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仅隔半月之后，他便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工工整整的申请书，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自然不会如愿以偿。但入党申请书他照样坚持一份一份地写，一份一份地往上交，同时下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赎回自己的清白。
1960年，邹广瑞大学毕业。因他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读研究生。但他工作心切，向组织提出厂不读研究生直接参加工作的要求。组织根据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从此，他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踏上了艰辛的航天之路。1970年6月，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成立后，他担任了组长，白拜尔担任了副组长。
这是一个由32人组成的卫星小组。32人中，没一个女的，全是清一色男子汉。而且，32个男人中有19个半都是单身汉（“半个单身汉”指一年可以和老婆见两次面者），剩下的全都是两地分居。单身汉的日子虽清苦，但大伙心里热乎，一致表态说：“先把通信卫星干出来，再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
可当时的中国，混乱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一方面，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急切呼唤通信卫星的出台；另一方面，“左”的政治路线又极力干扰和阻碍着通信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由此造成的局面是：要说没领导，又有所谓“领导一切”的“革命委员会”；要说有领导，有关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又无人过问。一切具体工作，只有凭着“红心”、忠心、良心和责任心自己去干。
而这时的邹广瑞依然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他的入党申请书，一直坚持写。年年写，月月写，甚至有时每周都在写。有的写完后当即就交给了“党”，有的写完后先放起来，直到改写到自己满意后，再恭恭敬敬地交到“党”的手上。从1959年到1970年，他坚持写了整整11年的入党申请书。这11年中，他把写入党申请书作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一种手段，作为自己精神的一种寄托，甚至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一有机会，他总要在“党”的门口留恋徘徊，总要向着“党”的大门深情探望。可他交上去的那一份份入党申请书，如同一片片随风吹散的落叶，始终渺无回音。那扇令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红色大门，也一直对他紧紧关闭着，甚至不露一丝缝隙。
但这位东北汉子不是一个轻易就肯趴下的人。他不能做一个党员，并不等于他不能做一个好人。他想，既然不能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血有肉的、爱国爱民的中国人总是允许总是可以的吧。为此，他把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视如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非常急需通信卫星，而国际上又没有可以租用的通信卫星，即使有了可以租用的通信卫星，军事上也不能租用，到最后还得搞自己的卫星。
控制系统是通信卫星的核心，国内过去从来没人搞过，美国虽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又一直实行封锁。因此，在考虑卫星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时，既没国内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国外现存的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没有启动经费，没有应有的工作条件。如，太阳辐射的红外线问题，别说国内从来没人搞过，就连国际上也没先例。为了尽快解决好这一世界性难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资金，他们采用马粪纸做滤波器、用木头棍子做部件的模型。后来外国专家看后，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相信这一闻所未闻却又近在眼前的事实。
当然，最令邹广瑞头疼的，还是“左”的政治风潮的干扰。他所在的那个卫星小组，当时被“革命委员会”认定是问题最大的一个“黑窝”。为了查清这个“黑窝”，“革命委员会”带了20人的工作组来到组里。身为组长而在历史上又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他，当然首当其冲，而担任小组副组长的白拜尔，则更是清查的重点对象。
但邹广瑞这位“老运动员”对此并不惧怕，他就像1957年保护“右派”分子一样，对组里的同志一律实行保护政策，对“左”的那一套东西变着戏法也要进行抵制。当所里开会对白拜尔进行批判时，他和孙忠扬两人还公开站出来替白拜尔辩护、说情，以致让“革命”很难在他们组里进行下去，深入下去。于是，有人说他是“走资兵”的“保护伞”，说他是“吃屎的狗改不了，总给党作对！”有人找他谈话，希望他“积极向组织靠拢”，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他态度十分坚决：“不管怎么样，通信卫星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不能停。大不了，你们把我抓去坐牢！”
顶着强大的压力，邹广瑞率领着全组成员依然坚持工作。
当面不能干，就转入地下工作；白天要“抓革命”，就晚上加班“促生产”；干了工作不敢向领导汇报，就自己悄悄在工作本上作记录；工作上遇到了困难不敢向上级反映，就大伙儿偷偷想办法解决。总之，卫星不能耽误。
后来有人回忆说，这一时期的工作很像当年的地下共产党。
不同的是，没有看得见的敌人，只有看不见的“对手”，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便是当时“左”的政治。这种“左”的政治像一双无形的巨手，随时可以抓住你的手脚，卡住你的脖子，让你心有余悸，不得安稳。
当然，领导中也有暗中表示支持的。比如，研究所一位已经当了18年书记的老书记，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他不能也不敢公开支持，便只好等到夜半三更时，一个人打着手电，顶着风雪，偷偷摸摸地跑到实验现场去看邹广瑞他们加班。当他亲眼看见卫星小组的专家们饿着肚子、冒着风险、背着黑锅也在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坚持搞卫星控制系统的试验时，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书记被深深感动了！他含着热泪对卫星小组的专家们说：“你们就好好于吧，我这把老骨头支持你们！”然而，等第二天一到公共场合，这位好心的老书记又有话而不敢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