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祖辈辈生活在如此残酷现实中的中国人民，当然是渴望落后的通信能尽快得到改变。但我国家底薄弱，谈何容易！要是进一步发展明线通信，除了容易泄密外，成本很高。有人作过计算，仅从乌鲁木齐到哈什架一对电线杆的铜线，所需铜就要300多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也曾经作过一个估算，若用电缆技术解决西藏与成都、新疆与兰州的电话通信（仅仅是电话通信！），国家就需要投资人民币10亿元！如果搞微波通信，价格同样贵得吓人——搞一万公里的微波线路，需耗资3亿元人民币！如果全国都搞，则需覆盖几十万公里，再加上每年的看管费、维修费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支，算算看，该是多少？！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如此一笔巨款，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啊！但若采用通信卫星，所需投资还不到1亿元人民币！
并且只需一颗通信卫星，便可基本解决七亿中国人民的通信问题！
当然，1970年的中国之所以要搞通信卫星，除上述原因外，也还有如下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际竞争的需要。自人类第一只“信鸽”飞出“地球村”后，一个相当严峻的现实是，如果对太空静止轨道位置的角逐无节制地发展下去，那这条轨道不久便会达到饱和，进而星满为患，泛滥成灾。因此在70年代初，全世界101个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共同作了一条规定：位于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在经度上的位精度至少为1度。也就是说，经过严格的计算，这条同步轨道上最多只能容纳180颗卫星！一旦达到这个数额，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往上发射同步通信卫星。
世界各国的争夺便因此愈加激烈起来。因为高悬于太空的这条同步轨道其位置也有好坏优劣之分，就像我们人间的剧院，有“丙座”，有“乙座”，也有“甲座”，甚至还有“头等包厢”。谁的卫星先发射上去，谁就先占有“头等包厢”或“甲座”的位置；谁的卫星后发射上去，谁就只能占有“乙座”或“丙座”的位置；如果再往后排列下去，到头来有的国家不仅连“丙座”、“站座”的位置都捞不上，而且甚至连跨进“剧院”大门的机会也将永远失去！
二是军事战备的需要。由于用卫星进行军事通信联络，既迅速、准确，又有极强的保密性，因此一开始通信卫星就受到了各国军事家们的特别关注。70年代初的中国，由于中苏珍宝岛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苏联在边境屯兵百万，难以数计的导弹始终指向中国的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再加上和美国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因此备战备荒，便一直作为基本的国策之一。
而积极建立和发展卫星通信，当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三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是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可能明白的事情。70年代的中国，无论哪项工作，都必须突出政治，发射卫星也不例外。“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威望，可以说在一夜间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对帝修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于是过去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中国；以往对中国不屑一顾的国家，也很快调整了视角；而那些在此之前就始终集合在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之下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更是推崇备至，高呼万岁！因为一颗卫星上天，就意味着“东风”又压倒了“西风”，就又大长了一次无产阶级的志气，就又显示了一次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因此，为了确立和巩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地位，中国不仅需要原子弹，需要“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同时还需要“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
此外，国内一部分“左”得可爱的政客们，则把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红1号”卫星的上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完全看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并由此获得这样一个逻辑：中国既然有了原子弹，有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当然就应该有“东方红2号”卫星。这样，才能进一步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于是这部分人就难免把发射通信卫星的事当做一块很有质量的政治筹码，其设想与规划，也不可避免地会滑人政治的红色轨道。
于是，1970年6月3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国防科委着手安排“东方红2号”卫星即通信卫星的研制任务。同年6月，七机部火箭研究院和中国空间研究院便分别组成队伍，开始了对同步通信卫星的研究工作。
2.背着黑锅造卫星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个著名的领袖，叫白拜尔。中国有个应该著名却长期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也叫白拜尔。
这个叫白拜尔的科学家，就是中国最早与通信卫星打交道的人。
白拜尔长大成人后才知道，德国的那个白拜尔不仅是个著名的革命家，还是一个长寿老人。父亲当年之所以给他取名为白拜尔，正是希望他不仅要长命百岁，而且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家。遗憾的是，他并未成为革命家，却踏上了一条科学救国的荆棘之路。
1956年，白拜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6年后跨进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控制研究所。此时的中国，大多数人都还未从饥饿的痛苦中复苏过来，而饿着肚子的白拜尔却一头潜入了自动控制系统的钻研之中。他先搞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接着又搞超地空导弹，到1966年，便开始搞卫星的控制系统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大革命”的恶浪冲得头晕脑涨，昏天黑地。之所以如此，都因为他有一个老革命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扬。高扬是共和国第一任中央交通工业工作部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开始后，由于康生的迫害，又被打成了“三反分子”。
父亲经受的这一连串的打击，在白拜尔的灵魂深处真可谓爆发了一场“革命”。这一时期的他，无家可归，只好在办公室里睡地铺。而且随着“大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刚一开始，他就被轻而易举地“清理”出去修建房子了。
那段时间里，他每天早出晚归，运石块，拉沙子，扛水泥，后来还主动报名当了砖瓦匠。在工地干活儿时，他只管埋头干着出汗的活儿，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既不在意别人的走运，也无所谓自己的倒霉，一切听天由命，随其自然。尤其是工地午休那一会儿，是他每天最最幸福的时刻。他坐在水泥地的阳台上，靠着墙根，扬着脸，眯着眼，偷望着天上暖融融的太阳，让心灵深处的冷气一丝一丝地从汗毛孔里排泄出来。而后，想一会儿事，打一会儿盹，下午再接着拌沙、和泥、拿砖、砌墙。工地，成了他精神的疗养所，同时也成了他思想的跑马场。
也许是他的这种人生姿态被有人看做是一种“老实”，也许是事业上的确需要他这样一位人才，总之，半年多后的一个中午，正当他在工地的阳台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打着盹时，有人跑来问他：“白拜尔，你愿不愿意回去搞点同步通信卫星的预研工作？”此前，白拜尔对搞通信卫星的事有所耳闻，知道这项工作许多人都不愿干。但对他来说，只要让工作，就是天赐的幸福，于是忙回答说：“行，只要让干，干什么都行！”来人便说：“好吧，明天就回研究所去，别来工地了。”
白拜尔点了点头，便算接受了任务。下午，他继续走向工地，拌沙、和泥、拿砖、砌墙。稍有不同的是，他无意中竟吹起了几声口哨。直到砌完最后一块砖头，他才带着满身的汗味和半年来的酸甜苦辣，回到了研究所。那时候的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叫你出去就出去，叫你回来就回来，不需要什么理由，也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全凭组织的一句话。作为受害者的个人，也不敢有什么牢骚怨言，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能让工作，就谢天谢地、感恩不尽了。
白拜尔第二天就回到了自己那间早已布满了厚厚尘土的“办公室”。可他并不知道同步通信卫星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连同步轨道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也糊里糊涂闹不清。一段时间后，他才了解到，美国早在1962年就发射了同步通信卫星，而同步通信卫星的世界原来竟是那样的奇妙精彩！不过让他难以理解的是，堂堂之中华大国，为何不急于去太空争夺本民族的地盘，却偏偏热衷于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为自己的国家担忧起来，为自己的民族着急起来。他开始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坚持每天每夜在图书馆坐，一坐就坐了整整半年。结果是英语达到了可以看专业书籍的水平，通信卫星的问题也在脑子里清晰起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通信卫星的最初设想，是白拜尔在图书馆里坐出来的。
那时搞科研不像现在，没有一辆专车，没有一间办公室，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更不会有什么专款作为启动资金，而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自己看着办。白拜尔是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知足者——能让他天天上班搞科研，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他每天一早起床，骑上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匆匆而去，匆匆而回，风里雨里，从不停歇。他家住和平里，途中要骑上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单位。他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却从来吃不上一顿夜餐。有时遇上下雨，等回到家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在上班途中，白拜尔每天都能看见红旗飘飘，听到锣鼓咚咚，以及那潮水般的人群和口号嘹亮的批斗会场。尤其是那大街小巷花花绿绿形形色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更是时时吸引着诱惑着他那颗依然激荡着革命豪情的心。但他对眼前发生的这场“大革命”，毕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毕竟在心里缠绕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问号。因此，他既不参加这个组，也不卷入那个派。尽管当时搞通信卫星只有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可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神圣，很重要，很光荣，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来之不易的好机会。并且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获得了工作的权利，为国家干点实际的事情，总比空喊几句口号有用得多。
半年后，从军垦农场解放回来的孙宗扬、刘良栋、李铁寿也加入了通信卫星预研工作的行列。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卫星小组，开始对有关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调研。等到1970年6月中国空间研究院召开关于通信卫星的方案论证会时，他们概念性的控制系统方案就已经搞出来了。
1970年9月，502研究所成立，一个专门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卫星小组也正式组建起来，白拜尔担任副组长。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林彪把持了中央军委的工作，因而各项工作都要突出“政治第一”。科学的每一道关口，总是高高悬挂着一个又一个的“红灯”，而且，沿途还躲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警察”，科学家们根本无法放开手脚去于。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各种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卫星研制工作成了无人喂养的孩子。
直到1975年，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才重新开始。可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突然刮了起来，他的父亲又被打成了“又在走的走资派”，他也就成了“又在走的走资兵”。康生整他父亲的材料，全都寄到他的单位上，害得他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整天被这些黑材料缠得死去活来，不得安宁。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了“反动标语”，就会有人跑来找他盘问情况，查对笔迹，仿佛他成了政工人员的一个试验品。而且，有人趁机还开会对他进行批斗，说他搞“黑题目”，说他存心破坏通信卫星工程。批斗的方式还十分特别：每次开会时，先让他讲通信卫星，讲完后再对他进行批判。如此折腾一番后，就让他离开了卫星小组。有人还下令：有关通信卫星研制方面的工具器材，一律不许借给白拜尔使用。
但他是个天生的“贱骨头”，一天不干事，心里就痒痒，于是就不顾一切地找事干。正好，研究所要办一个自动控制理论班，需要有人讲课，他就毛遂自荐，领导同意他去试试。他一试就是一年，把一个学习班“试”得热火朝天。
当然，这一时期的白拜尔并没忘记通信卫星。他知道通信卫星控制系统中的技术难题还没解决好，必须同那些不让干的人对着干。于是，他在讲课的同时，便和李义怀、邹广瑞两位专家一起，悄悄组成了一个搞卫星的三人小组，由公开转为秘密，由表层转为地下，由白天转为晚上。不准干，就对着干；不让干，就偷着干。反正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国的通信卫星早日升天，谁愿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切都豁出去了。
那时候的事情说来也怪，他们这一秘密“地下活动”居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他们需要加工某个零件时，便通过私人关系去找到某个工厂，那个工厂的师傅们只要一听是为了通信卫星，便二话不讲，完全无条件地给以加工。若是急活儿，工人师傅们还会连夜加班。等活儿干完了，不但烟不吸一支，连“谢”字也不让你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