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将人类引入了前所未有的航天时代。此后，进军太空，开拓天疆，造福人类，便成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神圣、最惊心动魄的事业。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23个国家和组织发射了航天器，58个国家投资发展了航天技术，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了航天技术，每年都有上百个航天器进入太空。仅1988年一年，全世界就发射了不同用途的卫星126颗：
1987年以前，光苏联一个国家就发射了各种类型的卫星近2800颗！迄今为止，全世界已发射了4000多颗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而用于航天方面的总投资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
中国航天的历史，起步于1956年。当时，刚刚从战火硝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但为了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年轻的共和国毅然作出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火箭和喷气技术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同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很快成立。从此，中国踏上了远征太空的漫漫之旅。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12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用自己研制的“长征1号”三级运载火箭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从而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能用自己的火箭发射卫星的国家。
但，世界真正认识中国的航天，则是从神秘的大凉山峡谷——西昌发射场开始的。
1.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通信
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通信！”
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居然如此看重通信，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人类每一种新的通信方式的兴起，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引起了重大的变革。如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造纸、印刷术的出现，电话、电视以及电子计算机的问世等，都无一例外地使人类社会跨人了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的无线电通信手段无法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需求欲望。于是，如何解决我们这个“地球村”里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远距离、大容量的通信问题，便成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一块心病。
历史终于选择了一个人。这人叫亚瑟.克拉克，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雷达军官。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一个从小在骨头里就有预言未来欲望的天才人物。他除了尊重真理，对任何权威从来都嗤之以鼻。而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手上仿佛随时都握着未来。当人类在通信的路上被新的困难所困扰时，他总幻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果站在地平上极目远望，最多可以看到4.7公里的地方；但是一旦登上50米高的楼顶，便可环视半径为25公里的地区。若是能将一颗卫星发射到天上的某个地方，那么这颗卫星既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怕气候的影响，无论是高耸人云的崇山峻岭，还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不管是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还是神奇莫测的南北极地，卫星都可无拘无束地传送信息。
克拉克的这一想法被他同时代的人看成是一种“幼稚”、“荒诞”，甚至视为“神经病”。但世界就是这样，总是从幼稚、荒诞中过来并还将继续幼稚、荒诞下去；文明的脚步总是踏着黎明幽暗的小道，向着未知的世界顽强挺进。终于，克拉克在1945年那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春天，发现了在离地球约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存在着一条可以使卫星相对地球保持静止不动的轨道，并大胆做了预言：人类实现全球通信的日子不会太远。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在赤道上空的静止轨道上等距离地配制3颗人造卫星，那么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实现通信！
天才的人类，总是浪漫而又实际的。富于幻想的克拉克的预言仅过去了12年，讲究实际的苏联人便在1957年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接着，美国于1964年8月19日又成功地将一颗叫“辛康1号”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36000公里高的静止轨道，从而将克拉克19年前的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美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成为可能，同时也预示着通信商业化的很快到来。就在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拥有两亿美元的美国通信卫星公司便宣布成立，1000万张股票在几小时内便抢购一空。难怪有人比喻说，同步通信卫星是从“地球村”里飞出的第一只“信鸽”，它代表上帝为人类捎来了排解孤独、沟通信息的福音。对此，人们不能不想到的是，100年前当美国总统林肯遇刺时，由于通信手段的落后，消息在12天之后才传到伦敦。而仅仅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通信卫星却能让我们在不到1秒钟之内收到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信息！
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美国便利用这颗卫星为欧洲和北美转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实况，就连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特大新闻，也是通过这颗卫星迅速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日本的。而且，还利用这颗卫星承担过对越战争的军事通信指挥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实况的转播。于是，通信卫星很快被看成了一笔可以赚大钱的好买卖。以美国为首的14个发起国不久便组成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并决定用卫星部署一个国际无线通信网。
1965年春天的某个清晨，第一颗国际通信卫星在熹微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中又顺利“飞”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迎来了世界商业卫星史上的第一个黎明。善于想像的美国人赋予了这颗卫星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晨鸟”。这只盘旋在人类头顶的、潇洒而又骄傲的“晨鸟”，成功地向欧洲和美洲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转播，借此向世界庄严宣告：卫星可以进行商业性营业！
从此，人类航天史上，揭开了商业卫星发射的序幕；火箭发射技术，跨人了商业服务的新时代。仅隔两年之后，这只骄傲的“晨鸟”又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精彩表演：五大洲的三亿人被电视的魔力吸引到了电视机跟前，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卫星转播的来自瑞典、西班牙、法国、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图像。而以此证明的是：人类已有能力在几秒钟之内将任何信息传遍大半个地球！
于是，一向清冷的太空便开始热闹起来，通信卫星一夜间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每年数以亿计的美元开始源源不断地滚入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腰包。世界各国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盯住了高悬于太空的那条轨道，随之纷纷发起远征。太空很快成了商业卫星任意驰骋的世界，成了各国竞相角逐的贸易市场。
截至1988年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用于航天的总投资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仅1988年一年，全世界就发射了不同用途的卫星126颗。1987年底以前，光苏联就发射各类卫星2758颗！到1983年止，全世界已向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射了149颗同步通信卫星！40年前克拉克梦想的那条有限的静止轨道，转眼间变得拥挤不堪，星满为患。光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上空，便有19颗通信卫星，其中大西洋的上空就占了10颗！
然而，1984年4月8日之前，在这条已被各国纷纷抢占并还在继续抢占的轨道上，居然没有一颗中国的通信卫星！
于是，为了不让中国在太空缺席，继1970年“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之后，中国又开始了“东方红2号”卫星即通信卫星的研制，向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起了一场更为艰难的远征。
如今闻名世界的西昌发射场，便是这次远征的起飞港。
其实，40年前英国科学家克拉克在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现的那条轨道，中国的科学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只是因为迟迟没有搞出自己的远程火箭，所以只能望天兴叹。但到了1970年4月，当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上天之后，有关部门和专家们很快就对中国的通信卫星即“东方红2号”卫星，开始了酝酿和策划，心情显得相当迫切。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虽是一个大国，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国。穷国当然就落后。这种落后表现在通信问题上，恐怕是再罕见、再典型不过了。从建国后到60年代末期，中国的民用陆上通信，主要靠的都是明线和短波。这种极其落后的通信手段给中国老百姓在生活上造成的方方面面的障碍和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恐怕谁都有目共睹、深有体会。而且，由于经济的贫困、技术的落后以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落后的通信线路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好多偏远的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想享受这种落后待遇还没资格呢！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年亲身经历过的通信落后的日子吧：
要打长途电话，若在农村或偏远小镇，必须到县一级的邮局去打，因为区和公社一级的邮局根本不能打长途电话。而且，等你辛辛苦苦跑到县邮局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后，还未必一定打得通；要给偏远的亲戚朋友写上一封信，至少要一两月甚至半年才能收到；若遇有急事要发电报，最快也得十天半月；若是要和海外的亲人越洋通话，那就更是难于上青天了，而且价格相当吓人！
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由于当时中国的通信太落后，面对如此一件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大事情，至关重要的通信问题也只能依靠明线来保障。
即是说，从戈壁滩到北京城，沿线2000多公里的路途上，每间隔50米就得支上一根电线杆。而且，为保证沿途的电线和电线杆不被风暴刮倒，不遭阶级敌人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还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兵，在每根电线杆下站上两个人，在黑暗与冷风中专门对电线和电线杆进行昼夜护守。这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土得不能再土的通信办法，居然保证了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显然，这完全可以称得上人类通信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在昔日西方人的眼里，在今天中国人的眼中，这又是一件多么荒唐可笑、多么令人费解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在1984年4月之前，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如果要看中央当天的的电视新闻报道，只能用飞机把当天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录像带，先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或者拉萨，再用汽车把录像带从乌鲁木齐或者拉萨运到下属的某个地区，接着再用人力或毛驴车把录像带运至下属的某个地点。等这些偏远地点的人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当天的“中央新闻”时，已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新闻自然也就成了“旧闻”！
特别是生活在南疆地区的人民，不仅一般的老百姓从来打不上电话，就是连各县的邮电局的局长们，半年、一年甚至好几年也打不上一个电话！因为从北京到新疆，总共还不到60个电话话路！若是发电报，也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比如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要发一封电报，首先得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跑到县里的邮局，把发报的内容先用维吾尔族语或者哈萨克语写上，邮递员再把维吾尔族语或者哈萨克语翻译成汉语，然后才能发往北京。
看报纸的事儿，就更艰难了，当地机关的人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看过日报，极少数人能看到“周报”，一般都是看“月报”或者“季报”，甚至有的地委，书记看的都是“月报”。所谓“周报”、“月报”和“季报”，就是说北京当天出的报纸，南疆一些地区一般都要一个月左右之后才能看到。这种看报法，当地的人们戏称为“看捆报”。即报纸不是一张一张地看，而是等着一捆一捆地看。因为报纸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后，再用邮车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各个地区，到了某个地区后，再靠人背马拉将报纸往下分发。有时遇上邮车坏了或路途不能行走，报纸就只有扔在那儿堆积成灾。
再从华北、东北以及西北等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来看，这些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通信的落后和交通的不便，使开发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进入80年代后，上海每天打往江、浙两省的电话，有25%都不能当天接通！甚至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沿海地区，通信容量也相差甚远。至于其他一些远离大城市的小地方，其通信需求量，就更是远远无法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