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星”发射时，他是发射站的副站长。有人说，他成天披着件军大衣，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对讲机，一会儿发电机房，一会儿技术阵地，一会儿发射阵地，24小时挨个检查每个要害工作岗位。美国人的卫星很娇气，发射站负责勤务保障、温度、洁净度，还有供水、供电、供气，甚至包括每一个灯泡、每一个龙头、每一块转插板、每一根接地线，都一点不敢马虎。有时晚上实在困了他就大衣一裹，往地板上一躺，或墙角边一靠，匆匆打上一个盹。“亚星”发射成功后，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此时此刻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伸手挡住话筒，苦笑一声，说：
“我只想睡会儿觉！”
“澳星”失败后的唐贤明就更忙了。作为基地计划处处长，大量的组织计划和内外协调工作，都得落到他的头上。卸下来的“澳星”怎么办？拖回来的火箭怎么办？发射场的设备下一步保养、维修、改造怎么办？所有的怎么办都得拿出个计划怎么办。
不仅中方有事找他，美方有事也找他。无论是技术方面遇到了问题，还是生活上碰到了困难，休斯工作队的头儿总是一句话：“找唐！”
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不过两点：一是唐贤明热情、能干、诚恳、乐意帮忙；二是在中方大多数技术人员都不会英语的情况下，他多少会些英语。虽不说水平有多高，但一般的技术协调和生活交往方面的事，他能对付。
“澳星”失败不久，唐贤明随一个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向休斯公司介绍发射受挫的原因。卫星测控系统部的联络官许建国先生后来透露说，中方代表团情况介绍结束后，休斯公司一位名叫吉姆.富兰克林的工程师，一定要自设家宴请佟连捷总师和唐贤明。有人问这位美国朋友，你为什么要请唐先生？这位美国朋友说，唐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干得很苦，可“澳星”居然没有发射成功，他们的心里肯定不好受。我就想了这个办法逗他们，好让他们高兴高兴！
更有意思的是，“澳星”发射失败后，美国休斯公司送给中方发射人员七份纪念品——用有机玻璃做成的卫星模型。谁也没想到的是，排居这份礼品赠送名单上的第一名竟然是“唐”！
上有司令员，还有总师、副总师，若照中国惯有的传统和观念，按职务的高低、官位的大小来排列，怎么也不会轮到小小团职官衔的唐贤明，更不可能排居第一。
于是，中方有人试探着问：
“这个‘唐’是那个瘦个子唐贤明吗？”
美国休斯公司的“澳星”项目经理海伦笑了，反问：
“发射场上，他最苦！不是瘦个子唐，还有哪个唐！”
“长二捆”总师王德臣也明显瘦了。
“澳星”失败后的王总，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想想，短短100天，就重新推出一枚“长二捆”火箭，这可不是任何一位总师都敢拍板的。
当然，在中国当火箭总师的确很难，难就难在试验费用有限。国外搞航天发射，试验经费富裕，火箭做地面试验时，10次不行可做20次，20次不行再做50次，反正经费有的是。由于它的地面试验可以做得相当充分，总师在技术方案和火箭质量的把握上，心里就要有数得多。但中国做地面试验时，作为总师来讲，不光要考虑技术方案，还必须考虑到试验经费。可以做10次试验的，只能做8次。因为次数越多，经费用得越多。而要在有限的试验中获取最大的把握，这对总师的水平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此，有的项目明明知道有一定的风险，但总师最后一咬牙，还是拍板！
王总的牙近几年一直不好。来西昌前，他曾去过北京的一家医院，医生看后建议拔牙。但要把牙全部拔完再安好，一般得需两三个月的时间。王总没有这个时间，只好违背科学采取了快速拔牙法：一次拔三颗，一周内就拔了十一颗！接着又快速装牙。所以现在的王总满嘴上下，全是假牙！
王总拔牙活受罪，拔完牙的王总还受罪！王总到发射场后牙继续发炎，加上一直在拉肚子，吃饭问题自然就成了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王总平时不喝酒，不抽烟，更不喜欢在酒席上逢场作戏，吃穿都极不讲究。他的秘书小焦说，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王总这次来西昌不久，就住了一周的医院，出院后牙和肚子照样不好。可他在生活方面早就习惯了不吭不哈，既不说要吃什么，亦不讲不吃什么，反正你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他的秘书小焦着急，四处打听，终于得一妙方：酒可治拉肚子。于是，他悄悄告诉炊事员：在王总的饭桌上，每顿放上一小盅白酒。
果然，两周过去后，王总的肠胃小有起色，腹泻渐渐得以控制。至于牙的问题，再有办法的小焦也没办法了。
其实，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发射前夕的王总来说，像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太忙了，要想的问题太多太多了！什么拉肚子啦，牙疼啦，还有苦呀累呀的，他毫无感觉。
但对这次发射，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作为火箭总师，他熟悉国外的航天情况，对本国航天的现状自然也了如指掌。所以他心里明白，科学这玩艺儿不讲客气，也无便宜可占；中国要挤进国际发射市场，就得付出代价！因此，百忙之中，他也没忘了多一个心眼：让秘书买了只大手电，并装好电池，发射那天随时带在身上。
他对秘书说：“这次发射万一再出现意外，带上这玩艺儿好钻仪器舱。不然到时黑灯瞎火的，又乱套了！”
9.美国人的痛
这次来西昌的美国人，照旧住在“腾云楼”宾馆。
两年前，这个宾馆曾留下了美国人在西昌发射“亚星”的故事。现在，这个宾馆又有了美国人在西昌发射“澳星”的故事。
但，两年前的感觉，是再也找不到了。
“澳星”即将再次发射，中国人忙，美国人也忙，整个宾馆好像都很忙。美国人每天从宾馆坐车到百里之外的发射场，然后再从发射场坐车下班回宾馆，每个人的脸上较之过去，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缺少笑容。
美国人可是一个爱笑的民族。两年前发射“亚星”时，住在“腾云楼”宾馆的美国人干得欢玩得亦欢。每当周末或平时晚饭后，打球的，游泳的，跳舞的，唱歌的，喝酒的，说笑的，玩牌的，逗乐的，无论是过道上、房间里，还是酒吧间、娱乐场，比比皆是。整个宾馆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潇洒，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奔放，甚至包括偶尔发生的争吵，也充满了热烈和无所顾忌。
首次发射“澳星”时，住宾馆里的美国人也同样如此。休斯公司组成的参加发射澳星的工作队约50人，除一小部分人曾经参加过“亚星”的发射外，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西昌，都是第一次同中国朋友携手合作。所以他们在闲暇之时，同样充满了兴奋与欢乐。
参加“澳星”发射任务的美国人是1992年元月到达西昌的。
那时，失败的阴影尚未降临。因此，尽管西昌贫困落后，文化生活枯燥，但从大洋彼岸过来的美国人照样拼命干活，照样绞尽脑汁变着戏法就地取乐！
星期天，他们请中方帮他们把自行车从宾馆拉到发射场，然后他们再从发射场骑车回到宾馆。100多里路途中，一路欢歌笑语，一路嘻嘻哈哈，一路豪情激荡，一路自由奔放。悠哉悠哉，享尽大自然赐予的一切乐趣。
晚饭后，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从宾馆步行到西昌市里先逛上一圈，玩玩转转，然后既不“打的”，也不乘公共汽车，而专门找上一辆马车或毛驴车坐回宾馆。一路高高扬起鞭子，一路笑声不断。用20元钱的兑换券，享受一次“中世纪”的快感。
逢上休假的日子，他们便在中方的组织下集体出动，到几百里外的彝乡游玩。白天，和彝族同胞一起，参加“斗牛”、“斗羊” 等活动；晚上，便举起用松枝点燃的火把，满山遍野，到处乱跑，疯狂叫喊。末了，将所有火把扔在一堆，举行篝火舞会。他们与彝族姑娘一起，手牵着手，一边纵情欢跳，一边“嗷嗷”狂叫，闹得山山岭岭都不得安宁。
节日里就更热闹了！
美国人到西昌没几天，就赶上了过春节。在中国过春节，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另有一层意义。中方许多人在发射场过春节已有好几次了，美国人却是第一次。因此，为了能让美国朋友轻松轻松，中方决定为美国朋友在除夕之夜搞一个焰火晚会。中方经费不多，但宾馆老板狠了狠心，还是买了250元的鞭炮。美国人就更来劲了，各种鞭炮、焰火、礼花买了几大包、几大桶。在国内时，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放鞭炮，有关部门也不许放鞭炮。现在好了，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的西昌，人烟稀少，天地宽广，又时逢难得一遇的除夕。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机会，都恨不得把兜里的钱全掏去买鞭炮。于是，时辰一到，他们争先恐后，高高举起各自手中挂满鞭炮的竹竿，走向宾馆门外，来到月光之下，掏出火柴，哧啦一声，顿时礼花齐鸣，鞭炮乱响，整个月亮城都被逗得眉开眼笑，心花怒放！
大年初一，中美合伙聚餐，联合包水饺。美国人只会吃，不会包。有的用手擀，有的用掌压，有的用嘴啃，有的用牙咬。包出来的水饺，各式各样，百花齐放，有的像狗，有的像猪，有的像兔，有的像鸟。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再往锅里一放，全都成了面疙瘩！结果便是一阵起哄，一阵打闹，一阵满屋子的哈哈大笑！
而且，有些美国人在西昌玩得不过瘾，为了满足某种精神上的需要，过一段时间，还乘上飞机飞到香港，灯红酒绿逍遥一番之后，再坐上飞机飞回西昌。
然而，高兴的日子已成过去。“腾云楼”宾馆这次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宾馆好像安装了消音器。
静。静得让人觉得有些反常。静得让人很容易怀念过去。
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没有了叫嚷，没有了打闹。一切都像有了新的规矩，新的秩序，新的格调。美国人尽管依然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尽管依然站在走廊上谈话聊天，依然在酒吧喝酒抽烟，但无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见过的和没见过的，脸上的笑神经仿佛全都短了路，讲话的声音也似乎换了调，甚至连走路的脚步亦放得很轻很轻了。
都是因为“澳星”发射失败。
“澳星”失败后的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中国人还难过。
本来“澳星”让不让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国内就有不同意见。上到布什政府、国会、众议院以及各个部门，都有意见分歧。
甚至当时有人还说，让不让中国发射“澳星”的问题，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布什总统下一届的竞选。下边的各个火箭公司，意见更大，有的还抗议政府给中国发放“澳星”出境许可证。因为这是商业竞争，“澳星”要是让中国发射，就等于抢了美国有些火箭公司的饭碗。
因此，到中国参加“澳星”发射的休斯公司人员，从上到下，都是背着某种心理包袱踏上中国国土的。成功了，回去好说；失败了，回到祖国，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又该作何交待？
同时，美国人来一趟西昌也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是交通困难。从美国洛杉矶到中国西昌，由于没有直达飞机，就只有从洛杉矶飞到上海或者广州，再从上海或者广州飞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坐飞机或者火车到西昌。
如果运气不错，一路顺风，得三天；要是运气不好，遇上倒霉的气候，或者机票没有到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出点麻烦，那路上耽搁的时间，就没个准了。其途中之辛劳，则更是苦不堪言。
尤其是从成都到西昌，途中全是山区地带，加之又是小型客机，气候稍有不适，飞机便推迟或者停飞。
比如，“澳星”首次从洛杉矶运往西昌时，原计划是专机从洛杉矶起飞，先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办理入境手续后，再从上海飞抵西昌。可等一切安排停妥后，上海偏偏又出现连日大雾。于是只好被迫临时改为专机从广州入境，然后再飞往西昌。
又比如，美国休斯公司一位叫惠特曼的首席科学家，只身一人来西昌。他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飞到成都。本来成都到西昌，飞机40分钟便可到达，可他2月13日一到成都，偏偏碰上航班停飞。由于他急着赶往西昌，便决定改乘火车。可当他从宾馆赶到火车站时，一看全傻了：火车站南来北去的旅客和扛大包小卷的男女民工，呼呼啦啦一大片，挤得小小车站水泄不通。老头儿早知道中国人多，但没想到竟有这么多！愣了半天还是坚持往里挤，挤了满身臭汗，搞科学的专家最终还是没挤过背铺盖卷的民工，只好连声叹息，打道回府。直到第四天才坐上一架小型客机到达西昌。
因此，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上，当中方特请这位首席科学家讲话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得首先感谢热情好客的中国朋友们！感谢你们费了好大好大的劲，才把我从美国弄到了西昌！”结果逗得大伙一片哈哈大笑。
美国人的另一困难，是在异国土地上要生活、工作好几个月，因此在饮食、气候、水土、身体，还有情感等各个方面，都很不习惯。
“澳星”发射失败后，由于“澳星”仍然留存在西昌发射场，就意味着一部分看护“澳星”的美国人还得继续留在西昌。而留下来的时间到底多长？一时谁也说不清。也许三个月，也许半年，也许更久。总之，一旦留下的人员，就得继续忍受大山沟的孤独，忍受性生活的苦闷，忍受不适应异国土地上生存所带来的一切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