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说不出的忧伤
澳星发射失败后（幸亏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失败），它给中国带来的严重性，至少有如下两方面：
第一，中美澳三方原协定好的3月份发射第一颗“澳星”、8月份发射第二颗“澳星”的计划彻底打乱。即是说，原计划已无法执行。下一步，“澳星”到底还让不让中国发射？如果让中国发射又何时发射？怎么发射？这等等的问题都必须要经中美澳三方重新协定；第二，由于“长二捆”火箭已经实施点火，第一级火箭已经烧得遍体鳞伤。因此，下次如果发射，现有的这枚火箭是肯定不能再启用了。中国必须再造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
当然发射失败之后，中国得到了美方和澳方的理解与支持。还在发射的当晚，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的代表戈登.派克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今晚发生的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人人都非常失望，但你可以听到几乎人人都在说：‘我们将再来一次！’”
失败的第二天，美国休斯公司负责人约翰.帕金森和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也表示说：“火箭发射出现故障是任何国家都难免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保证了卫星的安全，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愿意同中国继续合作。”
而且，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和休斯卫星公司在失败后的第三天，还在悉尼发表了由澳大利亚卫星公司和休斯公司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
“尽管中国的‘长二捆’火箭22日晚发射‘澳星’没有成功，但两家公司完全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下一次发射将会得到尽快安排。我们无意改用其他国家的火箭来发射这两颗‘澳星’。”
但是，休斯公司和“澳星”公司在国际商业卫星市场上，都是极守信誉的公司，它对自己的用户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而绝不允许因发射计划的无故拖延而引起与用户的矛盾。
因此，发射失败的第四天，美国休斯公司总裁道尔夫曼便从洛杉矶向中国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发来一封电传。道尔夫曼在这封电传中除了要求中方尽快查明故障原因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外，还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急不可耐的焦虑心情：
正如你所知，该星的发射对“澳星”公司和休斯公司极为重要。如不能及时发射入轨，澳大利亚的通信服务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希望尽快再次发射，否则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问题。
显然，失败已成过去。失败后的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要排除一切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拿出一种闪电般行动，来向这个正在怀疑、观望和期待中的世界，作出回答和证明。
北京。南苑。在以紫禁城为标记的中轴延伸线上，坐落着中国最大的也是惟一的火箭技术研究院。这里，原是清朝皇室的狩猎地，曾是与世隔绝的秘密角落。30多年来，它始终沉默着。沉默的大院。沉默的设计所。沉默的试验室。连大院门口那荷枪伫立的哨兵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一个沉默者的姿态，忠实地守护着院里那一个个年年岁岁都始终沉默的秘密。
它用沉默送走了一个时代；它的秘密属于整个民族。30多年来，它在沉默之中孕育了中国一枚又一枚的运载火箭——“长征1号”、“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4号”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以秘密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辉煌——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都是由这儿研制的火箭发射上天的。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后，拥有近3万人的研究院一夜间仿佛便坠人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之中。专家们流泪了，工人们流泪了，家属们流泪了，连几岁的孩子也跟着流泪了。刚刚热闹了一阵子的大院，又陷入了比往日更加沉默的沉默之中。
在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语。收音机不开了，录音机不响了，偶尔有人打开电视，音量也开得很小、很小。甚至连每天上班时，往日人流如潮、笑语欢歌的大院门口，除了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和自行车轱辘的转动声外，也几乎听不到一句说话的声音。
“长二捆”发射失败，无论什么原因，不管任何理由，他们作为该火箭的研制者，心里总有一种愧对祖国、愧对人民的负罪感。他们不想作任何解释，也不打算作任何说明，只想靠默默的行动重新造出火箭，来向全国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然而，这次属于他们的时间，已不再是18个月，而是只有100天！
即是说，从3月22日失败这天起，到6月30日这天止，100天之内无任何条件可讲，无任何价钱可谈，必须重新造出一枚“长二捆”火箭，保证6月30日火箭准时出厂！
于是，全院27000名专家和职工临危受命，星飞电急，当即拉开了重造“长二捆”火箭的大幕。
结果，100天之后，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准时出厂！
1992年7月4日晚9时40分，载有“长二捆”火箭的专列经长途奔波，再次安全抵达西昌发射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各路航天专家，亦先后纷纷到达西昌。中美澳三方风险合作，再次拉开序幕！
中外专家们分手100天，现在又见面了。彼此默默无声的行动，仿佛便是最好的问候！尽管种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愿望，同样的追求，同样的悲欢，同样的甘苦，以及同样的执著！如同一位美国篮球教练在一次比赛失败后对队员们所说：“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放下心来干了，用不着再担心失败的问题了！”但已被置身于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中外航天人，在这次发射中，能做到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吗？
据说，自“黑色的‘3.22’”过去后，中国不少的航天人都爱做梦。而且，奇怪的是，只要一做梦，大都是关于发射“澳星”的梦——不是梦见火箭飞不起来，就是梦见了火箭从空中栽在地上。
可见，失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们的心。新的“长二捆”火箭到达发射场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发射场上中外航天人的心态，那就是：担心再次失败。
前几次发射，每当傍晚散步时，公路旁，发射场，小河边，山坡上，沟上沟下，满山遍野，男男女女，举目皆是。加之各种文娱活动，如打球呀，跳舞呀，唱歌啦，跳绳啦等等，小小山沟每天都是热气腾腾！
可这次的业余文娱活动几乎没有了。这并非是谁有意禁止，而是的确没有了心思。因此，宿舍里听不到唱歌的，机房里听不到说笑的，礼堂里见不到跳舞的，球场上见不到打球的。
当然，晚饭后院坝里偶尔也能见到几位练香功的老专家。
但他们手臂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比从前显得轻柔，像生怕触碰了什么。
而且，大多数人的情绪都较压抑，仿佛整个峡谷都在沉思，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都能让你感到，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憋着一股劲儿，人人都是一副准备豁出命的样子。谁都不讲什么，亦不愿多讲什么，只有眼睛在悄悄告诉你：等把“澳星”打上去再说！甚至连空气中仿佛都有一股悲壮的气息在默默流动。
作为发射指挥长的胡世祥，“澳星”发射在即，他当然是最繁忙、最紧张的人物了。但饭堂里，会场上，路途中，依然还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玩笑声。甚至在指挥部召开的决定“澳星”发射日的重大会议上，他也依然谈笑风生，潇洒从容。越严肃的事情越显得随意；越沉重的事情，越显得轻松；越紧张的事情，越显得不在乎——或许，这就是胡世祥的性格，这就是胡世祥的风度。
不过，这次胡世祥没有与外国人打赌输烤鸭，玩笑声也比以前显得有所节制。而且，稍加认真体察便会发现，他那轻松表象掩盖下的内心，其实比谁都沉重；他那憋在肚子里的一股子狠劲儿，比谁都攥得厉害！
“澳星”首次发射失败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同样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受伤的“长二捆”刚从发射场拉走，国内“风云2号”卫星的合练又接着开始。为了确保“澳星”下次发射的成功，全基地从上到下进行了整整三天的反思，每个系统，每个岗位，每个人员，各自都作了一次深刻的检查，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补救的措施，还开展了“假如问题出在我手里，结果怎么样”的大讨论。上到司令员，下至小战士，甚至包括炊事员也都要参加。接着，又对全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技术考核和纪律整顿。并派出几个技术小组，到北京火箭研究院跟踪“长二捆”故障分析的全过程。然后就是靶场的全面恢复、设备的翻新改造和精心维护。
当这些大量繁重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时，新的“长二捆”火箭又来到了发射场。
紧接着就是检查，就是测试，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系统与系统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各种合练，就是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
当然就很辛苦，当然就很疲累。
苏联发射卫星时，火箭是在发射场附近的技术阵地组装，组装完后就直接在发射塔上进行垂直测试便可发射。美国更简单，直接在发射塔上进行垂直组装，组装完后做好垂直测试，便可发射。
由于苏联和美国火箭的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强，加之测试手段主要靠自动化，因此测试火箭的时间，一般都在三五天，至多一个星期。这样，许多繁琐的工作程序自然就可减少，人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自然也就少得多。
可中国发射卫星，从火箭运到发射场，再把火箭发射上天，一般需要近两个月的准备周期。原因是中国的火箭现在还不具备直接在发射场组装的条件，而是火箭先在北京组装好后，再从北京用专列拉到西昌发射场。加之目前又没有全自动化的测试手段，许多问题就只有靠反复细心的测试，靠穷尽人的脑力和体力。
因此，在“澳星”发射的前三天，胡世祥在记者执行会上刚一露面，就一脸愁眉苦相：“这次发射，要求更高，压力更大，大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大到了几乎使人精神崩溃的地步！”原因在于，这次发射又遇上了夏天和雨季。西昌本来就是全国的强雷暴区之一，赶上雨季，雷暴自然愈加凶残。要是下起雨来，潮气特大。为了满足美方厂方的温度要求，中方只有昼夜加班。为了防止发射场的设施被雷电摧毁，所有防雷措施都须落实，包括每个房顶都要测量，整个山沟里的每一根接地线都要一一检查。
为了防止雨水淋湿火箭，连发射塔都用钢板焊上。再加上西昌的夏天室外温度相当高，一出太阳，火箭就“出汗”。于是防雷、防雨、防潮湿、防“出汗”，便成了这次发射场上一项又忙又难的工作。
最令胡世祥头痛的，还是设备的可靠性。西昌卫星发射场已有20多年的历史，多数设备都是70年代设置的，已经开始老化。所以，有专家说，若按现代化靶场的要求，大多数设备都该更换了。但更换设备需要钱，国家又拿不出这笔钱。于是靶场设备就只好像**同志的衬衣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次发射前，都要对各系统设备进行检查维修；每次发射后，又要对设备进行改造保养。年年维修，年年改造，尽管钱是省了，人却累得够呛。
但不管如何修来修去，设备本身先天不足，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每次发射时，每个人担心的都是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故障。
尤其是发射外国卫星，外方要求中方的设备必须要连续工作。胡世祥举例说，有的机电设备正处于工作状态，某个开关突然就给你掉了下来。开关一掉电就停，电一停美国人就叫唤。
没办法，只好就用绳子把这个开关捆上。还有的设备总是出故障，为了保证它的工作连续性，就只好被迫派人24小时值班，用眼睛盯着，一看哪儿出毛病，立即想法补救。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另一个知名人物叫唐贤明。
唐贤明是计划处处长，一个普通的团职干部。这个人说复杂也复杂，复杂得叫你没有个说头；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得用四个字便可概括：精瘦，能干。
北京一位老作家这次去发射场采访，刚与唐贤明握手，第一句话就是：
“哎哟，八年了，你老兄怎么就没长一两肉？”还有人与他开玩笑说：“唐贤明，你怎么老是一脸旧社会？”
唐贤明的确很瘦，却相当能干。也许正因为他太能干、太苦干、太肯干，就很瘦。
在发射场上，知他者，莫过于美国人。
“澳星”发射失败那晚，美国休斯公司部分人员在山坡上看发射。一见失败后，大家先是板着脸，不吭气，片刻之后，一个美国人说的第一句话竟是：
“可怜的唐先生哟，这次又白忙活了！”
美国人说的这位“唐先生”，便是唐贤明。
平常的唐贤明，其辛苦与忙活，足以想像！
唐贤明成为军人，算是二进宫。他老家安徽，1967年高中毕业后下乡两年。1970年首次参军。1975年退伍回家干了四个月钳工，然后上了合肥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系。1978年再度穿上军装来到西昌发射场。统观十余年的历史，他的特点仍是两个字：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