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还特别好斗，喜欢打架。我每次在外边被大同学打了，我就找我哥哥告状，我哥哥立马就去帮我打回来，从不含糊，从不拖延。可每次一打了别人，别人的家长就找我父亲告状，我哥哥就得被父亲揍上一顿。于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
别人揍我，我哥哥揍别人，我父亲再揍我哥哥。但我哥哥最大的优点是聪明，学习成绩特别好，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被老爷子树为全家的“学习标兵”。
也许出身于军人之家的缘故，邬江兴从小的理想就是开飞机、造军舰大炮、驾驶航空母舰等，反正都与“军”字有关。于是，像父亲一样，当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便成了邬江兴从小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邬江兴心目中一向很神圣的父亲被打成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着成天遭受批斗的父亲，一向善于独立思考的邬江兴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父亲到底错在哪里？15岁的他，由于没法再上学了，便只好在深深的困惑中被迫选择了当兵。
70年代末，邬江兴到了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从事计算机的研究工作。他曾参加过我国第一台100万次计算机的研制任务，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中国计算机的落后状况总是令他十分着急。于是，1982年，只不过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一个计算机工程师的他，就大胆提出要搞中国5亿次大型计算机。5亿次的运算速度，是当时国内计算机最快的运算速度。如此大胆的方案若是由一个计算机权威专家提出，恐怕还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可偏偏出自于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工程师之口，由此在学术界引起的轰动与哗然就可想而知了。
但因种种原因，尽管他和他的战友们花了两年时间对5亿次计算机进行了总体设计，这个项目最后还是下马了，于是他和一帮战友们便成了“失业者”。“失业”后的邬江兴在学院的处境显得多少有些尴尬，一时竟不知干什么是好。1985年，学院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两条道供他选择：一是像别的部门那样，引进外国的程控交换机；二是让他亲自动手，搞出中国自己的程控交换机。
这对他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一直搞计算机，程控交换机不但从来没有接触过，而且可以说连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再说，中国通信极其落后的现实常常令他心急如焚。这种落后不仅长期折磨着中国10亿人民，而且让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他曾经从自己的学院给北京挂过一次很急的长途电话，那天，他先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请学院总机给挂，可连挂了几次也没挂通，后来他就干脆跑到学院总机房去挂。可总机班的女兵不知为他挂了多少次，线路总是占线，因为从郑州到北京，途中要经过四道总机的接转。那天的电话最终还是没有挂通。此事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想，一个信息工程学院的通信都尚且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通信落后到了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他掂量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对他的战友们说，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我们不爱，谁爱？我们不干，谁干？
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分忧，为人民着想。再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多少老前辈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所盼望的不正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吗？
于是，他率领着几个青年科技人员很快干了起来。
邬江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办公室桌上的拨盘式电话拆开，反复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什么叫送话器，什么叫受话器。他又找到一个还是装着手摇电话机的学校，从这个学校老掉牙的总机房里，他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磁石电话交换机。他跑到邮电部郑州设计院找来一本国外的电话广告资料，看了几个通宵，才知道什么叫程控交换机。接着，他从书店买了《I-U921》和《921纵横交换机原理及维修》两本书，认认真真地研读了3个月，才终于吃透了交换机的基本原理。
由于没钱买仪器，邬江兴他们就只有采用土办法。比如，电话的串音问题，是通话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没有监测串音的仪器，便只有在相距100米处拉上两对电话，用两床被子把人的头严严实实地蒙起来，然后双方同时喊话，同时趴在机器上用耳朵听。就这样通过一次次反复的喊话、调试、改进，直到双方听不到串音为止。
之后，他去武汉，到洛阳，上北下南，东奔西跑，一方面拜师求教，搜集资料，一方面寻求合作伙伴，渴望在经济与技术两方面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令他深感伤痛的是，所到之处，不但没人愿意与他合作，而且，不少厂家正忙于打报告，想方设法向国家申请巨额外汇，好从国外引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
一次次碰了钉子后，邬江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在那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他满脑子想的全是程控交换机。程控交换机如同一个横在他面前的巨大“堡垒”，面对这个“堡垒”，是大举进攻？还是悄然退缩？令他深感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他想，中国的科学家们过去主要都在保家卫国上做文章，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呢？眼下，各国的经济势力纷纷渗透到了我们的国土上，这实际上不就是一次经济上的掠夺吗？今天的科学家们难道不同样有“保家卫国”的义务和责任吗？程控交换机要是一味地这样引进下去，那国家的利益该受到多大的损失啊！
因此，邬江兴被激怒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再求人，自己干，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干下去！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邬江兴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从计算机的角度走进交换机的世界，在行业、学科和技术三个方面进行大交叉，研制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交换机。他向学院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学院领导当即表示支持，并从有限的资金里拨给他16万元的研制经费。
18个月后，即1986年6月，邬江兴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研制出了一台由计算机程序控制、并实现了电话交换机功能的模拟交换机。
为了给这个“新生的婴儿”有个合法的说法，邬江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请河南省科委的专家们来进行考核鉴定。那天，当专家们刚一检测样机时，很是吃惊：这机子的性能指标为何会如此之好？！他们怀疑是仪表本身有问题，便调换一台重新测验，结果依然如故。他们还是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又一连换了好几台仪表，显示的数据还是不变。最后，专家们高兴地在鉴定书上写下了意见：该机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有了如此一段艰难的经历，所以当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签订了开发大型程控交换机的合同后，邬江兴决定抛开2000门的方案，而直接搞10000门的大型程控交换机。
有人说，大容量程控交换机是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心脏。
有了这个“心脏”，一个民族的生命便会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于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个“心脏”便成了世界各国急需的抢手货。
然而，要研制出这样的“心脏”，别说对通信技术落后的中国而言是个大难题，就是对领先世界先进技术的国家来说，也同样是个大难题。当年，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为研制出这一“心脏”，曾经动员了欧美12个国家的数千名科学家，花费了5年时间，耗资7亿美元，最后才好不容易取得了成功。而其他一些国家在攻克这一难关时，尽管同样耗资巨大，并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依然屡屡失败，最终也未能获得成功。
那么，起步晚、实力差又从未搞过程控交换机的中国呢？
其实，接过任务后的邬江兴如同领受了军令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然而，作为一个出身于军人世家并有着20多年军龄的军人，他深知军队在和平年代的职能是什么。和平时期的军队不光是钢铁长城，不光要保卫祖国，保卫人民，还应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还应该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意志与利益的体现者。
他曾算过一笔账，中国如果不搞出自己的大型程控交换机，那每年将有数亿美元的外汇悄无声息地流人外国人的腰包。他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家外国公司卖给东北某省的程控交换机，初装时一线价格为85美元，一年后，扩大容量时价格便猛增为126美元。还有，某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由6位数升为7位数时，本来只需在程控交换机的软件上做点小小的变动即可，但这家外国公司却硬是开出了几十万美元的价码。
尤其令邬江兴气愤的是，程控交换机的使用周期一般都是10年至15年，外国的程控交换机一旦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就意味着这个市场至少要被外国占领10年。这等于说，中国在下个世纪的电信市场都已经提前“预支”给外国人了。
身为穿军装的科学家，邬江兴更是深深懂得军事机密和国防安全的重要。由于在中国通信网上运行的是国外的程控交换机，因此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旦有了纠纷，人家只需远隔重洋打个电话输入其密码，立即便可让中国的通信网络陷入瘫痪。
而且，经中国有关方面验证，国外若是要想窃听中方的核心机密，在电话网上做点什么手脚，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共同的主题，然而世事纷繁，风云多变，在今天或者明天冠冕堂皇的外交席上，谁又敢保证没有惟利是图的“小人”呢？
而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邬江兴，更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全世界每100人中有30部电话，少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每100人中有110部电话，而中国每100人中，才只有3部电话！
因此他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必须首先实现通信设施的现代化，而通信设施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就是数字程控交换机。电信产业的发展现在一日千里，几年之后，电信局需要安装的肯定不再是千门、万门程控交换机，而是数万门的程控交换机。中国的步子本来已经迈得太迟太慢了，如果现在的起点还高不起来，那将永远无法追上飞速发展的世界；如果现在还不大胆跨越，即使把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研制出来了，也只能扔在仓库里陪老鼠睡大觉。
于是，敢打硬仗的邬江兴靠着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资助他的300万元经费，真枪实弹地干了起来。虽然300万元的经费与国外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油盐酱米，但较之几年前16万元的家底来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阔佬了。
有了启动资金，总体设计方案是关键。邬江兴首先把战友们召集一起，躲在一间小屋里研究讨论设想方案。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反而给邬江兴他们留下了天马行空般的思维空间。
可搞大型程控交换机对他们来说毕竟是第一次，大伙苦思冥想了整整7天7夜，茶叶喝了几大包，方便面吃了几大箱，烟头扔了一满地，方案还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
为了尽快搞出设计方案，邬江兴几乎什么也不顾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岳母去世，妻子离家处理丧事，他不得不为儿子做饭。可因每晚加班熬夜，实在太累，正做着饭的他却打起了瞌睡。等一觉醒来，锅底烧出了洞，饭也成了焦炭。甚至，儿子后来出疹住院，高烧六天六夜，他连看也没顾得看上一眼，一揽子事情全扔给了妻子，以至于妻子对此很有意见。
但设计方案的进展，依然一筹莫展。
在那段最苦恼的日子里，邬江兴几乎夜夜失眠。每晚一躺下，一闭眼，眼前浮现的，全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外国货。什么奔驰、宝马小轿车，美能达、尼康、佳能照相机，松下、索尼、日立音像，皮尔.卡丹、金利来、贝纳通服饰，还有伊露姿、贝佳斯化妆品，等等。特别让他感到很不服气的是，像一些乱七八糟的传真机、打印机，甚至连全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乱叫的BP机这样的小玩艺儿，也几乎多是“洋货”。
进口外国货当然可以，也没什么错，但问题的关键是，“洋货”未必都是上等货，“洋货”未必都是货真价实的货；如果让“洋货”一直如此粉墨登场，长驱直人，那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将来怎么办？邬江兴深深感到，振奋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气节，应该与振兴民族工业、创造国产名牌紧密联系起来。中国要发展，通信必须先行一步。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一流产品，才会拥有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资本，才会有支撑民族自信的消费文化，因而也才会给“爱国”这两个字眼增添更为真实的内涵。因此他想，无论搞大型程控交换机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一定要寻找和把握到振兴民族工业的支点！
“能不能把咱们原来搞的5亿次计算机的方案移植到程控交换机上来呢？”一天深夜，有人突然提议。
邬江兴心头为之一亮，认为很有道理。他想，如果把计算机上的各种处理部件都换成交换机部件，不就是一台巨型交换机吗？沿着这一思路，邬江兴又经过了14个白天和夜晚的苦思冥想，终于拿出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万门大型程控交换机即04程控交换机的设计方案。
1989年11月，中国邮电部组织召开04交换机的设计方案论证会。那天，邬江兴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当众宣读自己的设计方案。当设计方案刚宣读到一半时，他便发现，台下众多的专家们开始向他投来十分复杂的目光。这目光中有怀疑，有信任，有忧虑，有企盼，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