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历史跨进80年代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跃入了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由于高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引起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主要的人力、财力都集中在了高科技发展领域。高科技及高技术产业，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最主要的竞争手段。
从美国的“星球大战”，到欧洲的“尤里卡”；从苏联的“加速发展”战略，到日本的“今后十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等等，全是着眼于21世纪的战略计划，全是着眼于下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较量竞争。毫无疑问，在下一个100年里，高科技必将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制高点；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也必将成为众多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既是历史老人送来的一个大好机遇，又是时代提出的一次严峻挑战。谁闭关自守，裹足不前，谁就会错失良机，再次遭到残酷的惩罚。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邓小平早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刚刚来临之际，便以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头脑和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智慧而大胆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86年3月，邓小平又及时批准了中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拨款100个亿，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七个领域，开始了中国高科技——“863计划”的实施；1992年，邓小平又发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伟大号召，从而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序幕！
如果我们把“863计划”比作中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那么集合在这面旗帜下的科学家，无疑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1.中国爱迪生
首先向您介绍的这位“863”专家，是搞电话的。
这位搞电话的专家，叫邬江兴。
说到电话，我们首先不能不感激一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因为正是这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在123年前为我们首先发明了电话。
自贝尔发明电话后，偌大的地球似乎一下变得小巧起来，世界各国的电话通信事业发展十分迅速。早在本世纪30年代，德国、瑞典、法国、英国及日本就先后研制出了不同制式的交换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使交换技术向自动化日趋迈进的纵横制交换机。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美国于1965年首先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了电话机的交换系统，开通了程控交换机。其后，伴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出现，法国率先使程控交换机数字化，并于1970年开通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
从此，各国纷纷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时代随之到来。
由于有了这一高新技术的出现，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可以同时连接上万部直拨电话，所以过去的电话接线员全被计算机控制的程控交换机所取代，数字程控交换机便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一种交换系统。
然而，关于中国的电话问题，却是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很难忘记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由于广东人民的英勇顽强，在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连连取胜。为了将这一喜讯尽快报告给清朝政府，便派信使火速赶往京城。然而，当这位信使昼夜兼程赶到京城时，清政府已经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过字了。
对此，后来有人设想说，假如当初能有一部电话，将这一信息及时传到京城，也许那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就可以罢签了。
但历史不容设想。中国的通信起步晚，发展慢，是个无法更改的事实。
据载，直到1904年，中国的北京才出现了第一部电话！此后，中国电信的发展，十分缓慢，而且，国内根本不具备任何生产能力，所有技术和设备，全是依靠“原封”不动的进口，所以截至1949年，中国的电话交换机才只有2.6万部。
新中国成立后，电信事业虽然较之解放前有了大的改观，但与国外相比，其发展速度仍然相差甚远！尽管建国初期我们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援建了北京、上海、洛阳三大纵横式交换机生产工厂，但由于生产机制、生产方式和经济的落后，这三个工厂对偌大的中国来说，依然无济于事。
到了80年代，中国作为世界上堂堂的第一人口大国，全国通信网上趴着的，仍然是早就被国外淘汰了的庞大的机电式交换机。这种极其落后的交换机由于由若干根电线连接而成，所以反应速度极慢，它与程控交换机相比，就像骑毛驴与坐飞机一样相差十万八千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直至1978年，全中国电话网的总容量才仅有574万部，电话机才只有可怜的369万部，电话普及率才只有0.38%；而程控交换机，在1982年以前，则统统为零！
于是，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终于打开时，人们才猛然发现，中国的通信与国外相比，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怎么办？中国要改革，要开放，要生存，要发展，既要和国内各个行业进行多渠道的沟通，又要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联系，通信业若是不发展，岂不等于自残耳目？！更何况，世界早已跨入了信息社会，现代通信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紧迫的大问题。中国不仅在国内要形成快速的交流，而且在国际上也必须尽快接轨。再说，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每时每刻，该有多少人在急着要拨打电话哟！
于是，为解燃眉之急，国家忍痛割爱，咬着牙从微薄的国库中掏出部分外汇，迅速从日本引进了两部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而后在北京和福建率先落户。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竞相效仿，纷纷开始从国外购买数字程控交换机。这种掏钱买现成货的做法固然既实用又好用，但问题是，国家的外汇毕竟是有限的，中国人对电话极大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有限的外汇量。若不另辟蹊径，中国的通信问题依然是个问题。
终于，有人提出：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线，共同开发中国的通信市场。
其实，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程控交换机市场，早在中国那扇古老而又封闭的大门刚刚打开时，敏感的外国厂商们便紧紧盯在了眼里，牢牢记在了心上。因此，中国意欲合作的愿望刚刚产生，信息灵通的外国厂商们便闻风而动，纷至沓来：最先“登陆”的是瑞典爱立信公司；随后是日本NEC公司和松下公司；接着是阵容庞大的泰国正大集团；再接着是美国哈瑞斯公司、国家半导体公司和MD公司……
当如此众多的外国公司的厂商们怀揣着金钱做成的梦想，带着满脸的微笑以及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和那成箱成捆的对中国人永远保密的技术图纸进入中国的海关后，其内心的冲动与狂喜，绝不亚于当年的哥伦布登上了美洲的新大陆。在经济这个巨大杠杆的撬动下，凭着多年来征战商场的丰富经验，以及灵通的信息和善于把握机会的本领，他们很快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那些已经关闭或将要关闭的工厂，很快成为他们再好不过的“合作伙伴”。
于是，从1986年起，中国先后引进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8个国家9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的生产线。一时间，一种“八国九制”的格局很快形成，500多万门外国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的通信网上开始了疯狂的运行，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外商们的口袋，而“合资企业”这个新时代的“怪胎”，也随着世界经济大潮的来临应运而生。
对此，有人不无感叹地说，当年的八国联军是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城墙，今天的“八国联军”只需用高新技术的钥匙，便轻松地捅开了中国的大门。
由于大量外国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的引进，国内大量的工厂纷纷倒闭，无数的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线的国产纵横制交换机“躺”在库房的墙角“呼呼大睡”。据统计，仅1982年，被淘汰的纵横制交换机工厂就有上百家，失业工人及家属近千万人。连全国最大的机电交换机生产基地的产量，也由“七五”期间的年产30万线，一下跌为22万线，甚至后来竞跌到8万线！直至后来工人开不起工资，产品严重积压，工厂摇摇欲坠。于是，一大堆新的问题便随之冒了出来：原有的民族生产线还要不要发展？
堆积在仓库里的产品如何处理？还有那无可奈何的失业大军又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对缓解中国当时通信领域出现的尴尬与困境，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同时对中国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刺激。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在特定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有计划的适当的引进，是可以的，必要的，当然也是别无选择的。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有大的发展，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光靠引进就能靠得住吗？光靠引进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吗？显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光靠金钱是买不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不可能是个大傻瓜，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卖给你，最终只有靠你自己。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高科技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得靠自己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超越别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听人差使，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永远受那受不完的窝囊气！更何况，通信这个东西还不同于别的技术，它是一个国家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枢纽”，倘若全都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上，那还了得？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中国的民族通信工业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中国如此庞大的通信市场要不要自己去占领？怎样占领？中国的通信命脉要不要中国人自己掌握？怎样掌握？
正当“八国九制”的外国程控交换机主宰着全中国的市场时，1987年的某一天，中原重镇——郑州却突然爆出一个冷门：
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的一位企业家看中了位于郑州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一位青年教授，并与之签订了开发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一揽子合同。合同设想，先在国内率先开发中国自己的2000门程控交换机，而后再与国外合作，开发10000门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消息一经传出，相当鼓舞人心，也很为中国撑了面子。但问题是，中国邮电工业公司的企业家看中的这位青年教授一直是搞计算机的，而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计算机和程控交换机完全是两码事。那么，让这么一个“老外”来搞程控交换机，能搞出名堂吗？
正当人们还在表示惊叹、怀疑和猜测之际，一个更叫人心惊肉颤的消息又突然而至：这位青年教授决定，不搞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直接搞10000门的大容量程控交换机！
这个青年教授名叫邬江兴。
邬江兴？一个无名之辈，却要来攻克世界性的难题，行吗？
不过，与邬江兴共过事的人都知道，邬江兴敢大胆作出如此决策，并非偶然。
邬江兴出身于军人世家，其父是一位老红军。而他本人，也是一位至今仍穿着军装的军人。关于这位军人，有不少“军味”很浓的小故事。
天生好奇，是邬江兴的一大特点。5岁那年，有一天邬江兴偶然发现了父亲枕头边上的一支手电筒，举手一推，竟然发出了黄黄的光。“这玩艺儿怎么会发光呢？”邬江兴瞧着瞧着就动开了“手术”。结果，当晚夜半三更时分，军务在身的父亲当急着要用手电时，伸手抓到的，竟是一堆已被拆得七零八乱的破零件。
由于邬江兴有了这次“犯规”，父亲开始对他有所警惕。但有一次，匆忙离家的父亲还是“大意失荆州”：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忘了锁进抽屉。6岁的邬江兴当然不会丧失这次“战机”，当即动手拆开了收音机，定要瞧瞧那“匣子”里边讲话的叔叔阿姨到底躲在哪里？可收音机拆开了，连叔叔阿姨的影子也没见着。
等他想再把收音机复原时，被拆开的电阻电容等零件却再也装不上去了。
两天后，父亲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宝贝”又被“剖”开了“肚子”，马上便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审讯”：“这是谁干的？说！”
“是我。”邬江兴说。
“为什么要乱拆乱动？”
“我给装好不就行了。”
“你能装好吗？”
邬江兴一言不发，拿过收音机就装了起来。一个下午过去了，收音机倒是装起来了，可那旋钮无论怎样拧来拧去，就是不出一点声响。望着一脸认认真真的儿子，父亲只好再一次饶恕了他。但邬江兴并未忘记对父亲的这次承诺，5年之后，当他刚上初一并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小组”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终于把自己组装成功的一台小收音机骄傲地递到了父亲的手上。
邬江兴不仅从小好奇，而且好斗。他的弟弟、巨龙公司副总裁邬晓明说，我哥哥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孩子王，出了名的“调皮蛋”。比如老师不让孩子下河游泳，他偏偏领着一帮孩子偷偷去游泳。有一年夏天，一个同学因为游泳还给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