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点准时参加水下机器人的论证会。会议期间，他常常是刚在会上发完言，马上又跑步到医院照顾妻子。妻子的依赖性原本就强，手术后随着心情变坏，更是一刻也不肯离开他，也不愿意离开他，所以他每次一到病房，妻子抱着他便哭，就是不撒手。
他只好耐心说服，反复动员，直到妻子停止了哭声，松开了双手，他才又急急忙忙地赶回会场，或阐述自己的意见，或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妻子手术后，都说吃牛肉比较好，但他没时间去买，便只有利用开会中途休息10分钟的时间跑步去买。等买上了牛肉，他再捧着牛肉气喘吁吁地跑回会场，然后继续开会，继续论证。
下班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很远的大西菜行去买点小排骨。因为妻子是南方入，最喜欢吃他烧的糖醋排骨，而多年来掰着指头过日子的蒋新松很清楚，只有这个菜行的排骨既好又便宜，尽管远一点，累一点，却能省钱。排骨买回家后，他再亲自下厨，为妻子精心做上一份色香味美的红烧糖醋排骨，然后再送到医院，并一块一块地喂到妻子的嘴里。
到了晚上，他就更忙了，既要护理病重的妻子，又要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儿子准备考高中，女儿则正准备考大学。
而他自己，除了要总结当天的会议情况，写出当天的会议简报，还要考虑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此外，由于妻子出院后，每晚都要喝上一杯中药，所以每当夜幕降临，每当他把一天所有该忙的事情忙完之后，这位满脑子时刻装着国家大事的科学家，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守在蜂窝煤炉前，细心地为妻子熬药……他知道，属于妻子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近几个月来，他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尽管还有水下机器人的事也同样让他跑断了腿，操碎了心，但不管在外面有多么苦，多么累，多么愁，多么烦，他回到家里，只要一见到妻子，便总是装出一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轻轻松松的样子。即使当时心里在流着泪，流着血，他也只能如此。
不过。令蒋新松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次会议的评审，大家一致认为水下机器人是个好课题。不久，为表示对这一课题的支持，中国科学院还拨款115万元人民币！
然而，当这一喜讯传到蒋新松的耳朵时，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了他。
那天，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他正坐在他的“多功能书桌”前审定水下机器人的设计方案，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他刚打开门，来人便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快去医院，刘稀珍不行了（因为当时他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只能靠人来通知）！他一把拉起睡梦中的儿子，然后就急匆匆地往医院跑。天黑，他是近视眼，看不清路，有几次差点摔倒，可他仍坚持往前跑。遗憾的是，等他跑到医院后，妻子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年丧妻，乃人生一大不幸，但更让蒋新松感到悲哀的是，他身为一个科学家，搞了大半辈子的科学，家里却连一部普通的电话都没有！他想，如果他家里有一部电话，那他肯定能赶在妻子上路前见上最后一面，说上最后一句话。可是……他还是接受了那个原本就不该接受的现实。
妻子去世后，蒋新松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他悲痛难忍，欲哭无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就在妻子去世的第二天晚上，为排解心中的苦闷，居然独自坐在家里的一条小板凳上，一边守着妻子的亡灵，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背着英语11983年，历经四年风风雨雨的水下机器人终于被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并正式命名为“海人一号”。为了走一条自力更生与引进外来技术相结合的道路，1984年秋，蒋新松作为中国机器人考察团的团长，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对水下机器人和国际间的技术合作问题进行考察。由于过度劳累，加上在生活上过于节省，他的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严重不适。但就在如此情况下，他依然对自己也是对全团，作了如下三条规定：
第一，坚持不住高级宾馆。每到一个地方，蒋新松一概谢绝高级宾馆的邀请，而总是最先打听，哪个旅馆价格最便宜？哪个地方办事最方便？只要符合这两点要求的地方，他就同意住，反之，概以拒之。他的观点是，出门在外，不就是找个地方一躺，睡上一宿吗？好地方是睡，差地方也是睡，只要能闭眼就行，住那么好的宾馆干什么？既花钱还费事！因此，他们每次住的地方，可以说几乎都是美国最便宜的每晚只花10多美元便可“闭眼”的汽车旅馆。
第二，坚持不进高级餐厅。蒋新松去了一次日本后，在国外吃饭问题上，多少积累了一点可以省钱的经验。所以这次去美国后，他每次都带着团员们到华人开的小餐馆去就餐——或吃炒菜米饭，或吃鸡蛋素面，再一个办法就是去超市买方便面回来自己做。总之，在吃饭问题上，每天能省一美分，就省一美分，一次也没进过一家像样的高级餐厅。
第三，坚持不租高级卧车。由于蒋新松这次出国是有求于人，再加上这时的他还没有名气，在美国的所有费用便都得自己掏腰包。尤其是租车，对本来钱就不多的蒋新松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他的原则是，能不租车就不租车，实在需要租车时，就租一辆最便宜的车。其坐车观与睡觉观完全一样：好车差车无所谓，只要能赶趟、放得下一个屁股就行！但为了能多学点东西，他又很想多考察一些部门或研究单位，这就出现了不想多花钱又想多学知识的矛盾。怎么办呢？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以脚代车，走路！每次出门，只要有时间，只要时间来得及，他就坚持走路，带头走路。于是，在1984年那个中美关系尚且友好的秋天，在美国某个新闻记者的摄像机里，很可能就留下了几个中国科学家如同当年工农红军长征一样艰难行走在美国大街上的奇特镜头。这个镜头若是放在今天一些中国人的眼前，肯定会觉得十分的滑稽可笑，但在蒋新松看来，中国的国门开启之后，他们那一双双属于黄种人的中国人的脚，能走在美国人的大街上，本身就意味深长，很说明问题。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过去在本国的国土上都抬不起头、迈不开步的“老右派”、“臭老九”，今天能昂首挺胸、大阔步地行进在世界第一强国的大街上，自然就更是耐人寻味了。再说，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科学家，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了解他，因而谁也不会在意他，理睬他，那么走走路，散散步，又有何妨呢？所以每当他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时，他的心情显得很平静，平静中还含有某种悠然；他的步伐也迈得很自然，自然中还带着某种潇洒。只是，他患有一种叫甲亢的病，有时走着走着，就感到心里饿得慌，就觉得很累很累，渐渐地，就再也走不动了。每当这时，同事们便将他扶到路边，靠一靠，歇一歇，或者找个不掏钱的地方坐一坐，等缓过劲儿之后，再接着坚持往前走……于是，出国对蒋新松来说，绝不像某些“领导干部”那样，是一次幸福的旅游，而是一趟最苦的差事！
在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里，蒋新松跑了十几个城市28个单位，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数据。离开美国时，他自己什么也不买，只把从自己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了一大堆有关水下机器人的技术资料，然后从美国背到加拿大，从加拿大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回沈阳。等他背着这一大堆资料回到家里时，便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想动也动不了了……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在大连旅顺港下潜60米，终于获得了首次试航的成功！一年后，“海人一号”又在海南省三亚市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验，创下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水下机器人深潜水下199米的纪录，从而实现了中国水下机器人零的突破。
进入90年代后，蒋新松有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从本世纪40年代起，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高分子等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开始。1945年原子弹爆炸放射出巨大能量，1946年电子计算机正式诞生，1947年半导体出现，1948年晶体管面世，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0年激光器问世，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1971年微处理机降临，1973年重组DNA生物基因工程首创成功，1977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投入使用……据统计，近30年来科技的发明和创造，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多。因此他日夜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尽快为中国制造出最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
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都把征服海洋作为自己跨世纪的主要科研目标。美国在新近制定的“全球海洋科学规划”中甚至还宣称：海洋是地球上“最后的开辟疆域”，谁能最早、最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进军太空、开发太空和争夺太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应该是人类进军海洋、开发海洋和争夺海洋的世纪！据有关资料表明，1980年世界海洋水产值约2500亿美元，到1990年便达5000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超过2万亿美元。显然，海洋经济将日渐发展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海洋继陆地之后必将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领地。而位于东方的中国，不仅是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的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3.2万公里的海岸线、5000多个岛屿以及473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海洋国家，海洋资源的开发，有着很大的潜力。
当然，中国的海域周边涉及到了好些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的大陆架特定主权、沿海岛屿以及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与归属上多有争议。按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对200海里海洋区域的海底及水域中资源拥有综合开发的管辖权，1982年又规定可延至350海里，对超过200海里的海洋水域的开发收入采取国际分享制度。可惜，据蒋新松了解，目前有相当的海域邻国控制和占领了本应属于中国的岛屿和海域，并在那里日夜加紧勘探、开发和捕捞。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被人控制的海域每年意味着将有1亿吨石油和430万吨渔业水产归入他人的腰包。单就南海曾母暗沙海域而言，海洋石油的可采量便是大庆油田的两倍之多！更令蒋新松感到心寒的是，一个越南，现在便已占有了20多个岛屿，并与一些公司联手，加紧了对海洋的开发。而世界其他国家——像美国、苏联、英国、日本、菲律宾等对海洋的大力开采，就自不待言了。庆幸的是，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处的那块深水海域，联合国已将其中的15万平方公里划给中国作为“开发区”。在这块有限的“开发区”内，中国可以自行普查其中的资源，并可留下一半富含稀有矿藏的地域作为中国的保留区，另一半则给联合国。“八五”期间我们已经放弃了30%不利于开采的区域，“九五”期间还将放弃20%开采区域，也就是说，现在只留下了7.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等着我们去开采！由此可见，维护和享用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已成为中国90年代的当务之急！
1990年的一天，蒋新松偶然获得一个信息：苏联已经搞出了水下6000米机器人！之后不久，善于捕捉时机的蒋新松很快便将以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所长阿格耶夫为代表的几位水下机器人专家请到了沈阳。由于这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苏联的专家们来到沈阳后，个个显得狼狈不堪。他们不仅兜里没有钱，而且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加之沈阳的天气冷，所以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吃饭时，就更是饥不择食了，每顿上什么菜，他们就吃什么菜，上多少菜，就吃光多少菜，尤其对肥肉，更是倍感兴趣！每次就餐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国内从来没吃饱过一样。在陪同苏联专家的过程中，蒋新松可谓感触良多，回想起1958年数百名苏联专家首次来华帮助中国搞国防建设的辉煌情景，再看看眼下一个个苏联专家的不幸命运，使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富强的重要。他对同事们说：“看看这些苏联专家每顿吃饭时脸上的表情，你们就知道‘国家’二字对个人的命运该是多么重要！”
1991年7月17日，蒋新松率领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代表团前往苏联海参崴访问考察。他们从沈阳坐火车到牡丹江，从牡丹江再坐火车到绥芬河。从绥芬河上火车时，由于当时车站很乱，进站后要绕好长的路才能上车，为了节省时间和路程，60岁的蒋新松竟和同事们一起，从火车轮子下爬过去坐车……到了苏联后，再乘坐苏联的一辆老式嘎斯吉普去目的地。
时值盛夏，途中渴热难熬，路边连棵遮阳的树都没有。车子开出不久，还出了故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二十几分钟的路程竞走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半夜2点才到。
由于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极差，他们在考察途中连起码的吃住都很困难，不仅吃不上水果，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蒋新松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但为了给国家省钱，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挑最便宜的小旅店住，有时还和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