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1973年3月起，吴继显便带着蒋新松、谈大龙两人，在北京开始了有关机器人的调研工作。他们到了地质部、石油部等部门和单位，一边调研，一边宣传机器人。当时的中国，都在忙于闹“造反”，“抓革命”，刷标语，开大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进行到底”，活生生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还没整完，谁还顾得上去整那冷冰冰的机器人？所以当蒋新松他们向别人讲起机器人时，别人都像在听《天方夜谭》。甚至有时他们刚一说完，别人便忍不住想笑，可又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笑，便借故擦鼻涕背过身子去笑。而他们为了讨好对方，以取得对方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无论走到哪个部门，见了谁就给谁敬烟。可由于他们穷，买不起好烟，只能买两毛钱左右一包的烟，所以别人一见他们递烟过来，本来会抽烟的，也忙说：“谢谢，不会不会。”有的处理得更含蓄更艺术，一见他们掏烟，便急忙把自己的烟掏出来，似递非递地说道：“算了算了，就抽我的吧！”别人的烟明显比他们的烟好上几个档次，他们当然想抽，但又不好意思抽，便只好也撒谎道：“谢谢，不会不会！”洽谈结果，可想而知。
正当他们在北京四处奔波、到处碰壁之时，一天晚上，吴继显的爱人崔志昭从沈阳偷偷打来一个电话，说：不得了了，“家”里有人说，“一个胖子（指吴继显）带着两个瞎子（指蒋新松和谈大龙两个眼镜）在外面到处乱窜”，要进行追查！现在已经有大字报贴出来了，你们赶快想法子先躲起来吧！他们三人听了后，也搞不清“家”里到底是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们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接到“紧急情报”的当晚，便火速转移：蒋新松跑到了老根据地鞍钢；谈大龙跑到了西安；吴继显则躲到地质探矿厂干苦力活去了。
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三个人都乖乖奉命回到了研究所。所长叶强，主任吴继显和得力干将、“摘帽右派”蒋新松均受到批判，连机器人这个课题也受到批判。吴继显的大字报从一楼刷到了四楼。有人在批判会上则质问蒋新松：“难道洋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面对一些无知的人，吴继显和蒋新松哭笑不得，无言以对。此后不久，有人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撰文，对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进行了公开批判，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败下阵来。
1975年，邓小平出台，全国科技形势又有了好转。同年8月23日，第三届国际控制论学术会议在罗马尼亚召开，中国科学院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蒋新松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只有谈大龙和另一名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此次会议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将是80年代自动化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谈大龙回国后，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吴继显和蒋新松。三个人痴情难改，“贼心不死”，经过几次商讨，又“旧病复发”，再次提出要搞机器人，并很快积极行动起来。但就在这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有关部门决定，自动化所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机器人的课题必须马上停止。然后，蒋新松受命去了鞍钢，谈大龙被派去一家养鸡场，整天挑选哪个是公鸡蛋哪个是母鸡蛋，而吴继显则被“打倒”“靠了边”，天天写检查，月月挨批判，最后，由于不给安排工作，便自己跑到一家工厂主动找活于。
第二个回合，也这样败下阵来。
1979年5月，蒋新松被正式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这意味着机器人又可以搞了，同时也意味着第三个回合又开始了11979年8月的一个上午，蒋新松从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了飞往日本的大型客机。为了解世界机器人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决定由他担任组长，刘海波、陈效肯、张玉良为组员，组成考察组前往日本考察。
到日本的第三天，蒋新松们就会见了日本机器人学会的常务理事米本先生。米本先生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日本机器人的有关情况。之后，他们又在东京参观、考察了日本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东京大学。在横滨参观日本海洋技术研究中心时，由于小松制作所研制的八条腿的机器人具有在深水中作业的功能，所以引起了蒋新松极大的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琢磨，思路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联想到中国的许多特殊作业情况，多年来对机器人的思考一下子便碰出了灵感的火花：中国也应该搞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机器人。此外，日本在搞科技开发时，总是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搞科研。蒋新松感到，这种“实用型”的发展模式，避免了科学技术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既省时间又省钱，是很值得借鉴的。
此次日本之行，使蒋新松的脑子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经过思考，大胆提出：应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力开展中国机器人技术的研究。1980年，他和谈大龙、宋克威、周国斌等专家一起，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用计算机控制的示教再现机器人。这台机器人试验成功那天，他还让机器人拿笔当众写下了几个大字：欢迎参观中国机器人！接着，他又提出了搞特种机器人的设想和方案。
然而，尽管如此，蒋新松仍然感到，中国的机器人始终没有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那么，这个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呢？
蒋新松从日本回国后，几乎就一刻也没停止过对机器人的思考。但如今一晃几年过去了，中国的机器人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他认为，从人类发展的眼光来看，从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来看，进军海洋，绝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早在1957年，人类就进入了航天时代，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发射上天的卫星、飞船、探测器等，已多达数以千计，人类登天的脚印，几乎布满了整个宇宙。那么，近在咫尺的海洋，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光顾呢？
或许蒋新松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缘故，他对大海始终充满着一种神秘的向往。据科学家们测算，地球表面积有5.1亿平方千米，海洋就占了3.61亿平方千米，相当于38个中国。古生物学家们认为，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地球上的生物至少在30亿年前就在海洋中诞生；在5.7亿年前，海洋中才出现了各种动植物；在4.4亿年前，才有植物和动物向陆地移居，开始了陆上动植物的进化。在陆生动物的发展进化中，人类的出现是距今大约300万年前的事情。因此，若是追根溯源，海洋应是人类祖先的家园——至今在地球上的动物，有80%仍生活在汪洋大海之中。无数事实说明，从人类的诞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海洋。早在石器时代，古代人就开始从岸边或浅海获取鱼类、贝类和海藻作为食品；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从海中提取海盐作为生活的必需品。由于海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化学资源、海洋能资源和1/3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巨大的海洋空间可供利用，而人类又正面临着人口爆炸、粮食不足、资源枯竭、能源贫乏等危机，所以从本世纪起，国外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开始向着海洋领域不断渗透。近10年来，尽管世界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海洋经济始终保持着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仅以1980年为例，世界海洋开发的总产值便高达3400亿美元！所以应该说，在人类离开海洋4亿年后的今天，让人类重新走进海洋，回归海洋，既是人类一种本能的向往，又是一次聪明的选择！
然而，中国进军海洋的脚步，却迈得多少有些缓慢，有些沉重。谁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但未必知道，或者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说起来应该是一件很神气很荣耀很了不起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都被别人踩在脚下。即是说，我们对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仅仅拥有了主权，却还未拥有占有权和开采权。为什么呢？我们还不具有开发海洋的运载工具，就像人造卫星要上天，得先有自己的火箭，这火箭，就是运载工具！于是，蒋新松大胆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进军海洋，先搞水下机器人！
在蒋新松看来，中国有没有水下机器人，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代表人类美好愿望和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一种境界，一种意味，一种潜藏的摄人心魄的巨大力量和耐人寻味的伟大召唤！就像50年代中国要有飞机、大炮、坦克、军舰，60年代要有氢弹、原子弹和远程导弹，70年代要有人造卫星，80年代要有水下核潜艇和“长征3号”火箭。现在，中国当然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水下机器人！
再说，进军海洋比进军天空相对要容易一些，如果能选择水下机器人作为突破口，那么中国开发海洋的步伐便会大大加快，追赶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
蒋新松的这一构想提出后，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响。不少人对此表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对，说他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搞水下机器人是为了出风头！说他是狂妄自大，没有自知之明，简直就是个神经病！还有人一见他的面便半开玩笑半带讥讽地说：“老蒋，看来旱鸭子也要下水了！”甚至，有一次他和几位同事刚从研究所出来，所里的一个痴呆儿正好从门口路过，有人竟指着那个痴呆儿对他说：“瞧，你们造出的机器人要是能赶上这个痴呆儿，就服你们了。”
面对这一切，蒋新松有苦难言，哭笑不得。本来，若是依了他年轻时的脾气，会勃然大怒的，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知道，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建国后“左”的政治文化的浸湿，不少中国人已经循规蹈矩惯了，洗耳恭听惯了，服从安排惯了，现在一下改革了，开放了，可以“独立自主”了，放开手脚大干了，却反而显得很不习惯，无所适从了。就像一个长期被禁锢在瓦罐或水缸里的人，即使为他掀开了盖子，允许他出来呼吸空气，自由行走，他也依然还会保持着原来在瓦罐或水缸里的姿势，始终一副缩头缩脑的可怜样！至于个人的见解、个人的想像、个人的追求、个人的锋芒，也几乎全都被淡化、被削弱、被扭曲、被消解了。想想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若是有人要站出来，超越平常思维，干点不平常的事情，还有不遭到非议的吗？
还有不磕磕绊绊、阻力重重的吗？
对此，蒋新松并不感到奇怪。想当年，自动纺纱机刚问世时，手工业的作坊工人只因害怕自己遭到失业，丢掉饭碗，竟纷纷起来大加反对，甚至用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捣毁机器。美国刚开始搞机器人时，连不少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工会活动家等，也担心研制机器人最终会造成大量人口失业，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到了80年代初，当日本的机器人蔚然成风，并一举成为汽车出口大国时，美国才如梦初醒，开始加快了对机器人的发展。
于是，从1980年4月起，蒋新松带领着调研组，对海军防护救捞部等全国20多个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并亲自奔赴南海舰队，深入了解海上潜水作业和海上石油开采情况。在同潜水员们的交谈中，他了解到，潜水员在海下作业时，穿着100多斤的潜水服在水下行走，最棒的小伙子至多作业15分钟，便会四肢发软，浑身无力。而且，茫茫海底，能见度极差，20米以下，就很难看清目标，50米以下，便漆黑一团。遇到复杂情况，潜水员只得用手去摸，稍有不慎，深度一旦超过了65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因氮气麻醉而致死。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60米以外的大陆架内海底，潜水员们都不能进入，更不用说大陆架外的广阔海洋了。为此，南海舰队方面积极表示：为了加快中国进军海洋的步伐，希望他们赶快研制出水下机器人！
然而，就在蒋新松为水下机器人之事费尽心计、焦头烂额之时，可恶的病魔却悄悄潜入他的“后院”，向着他的妻子步步逼近……
198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蒋新松不得不第一次老老实实地坐在了辽宁省肿瘤医院的一张病床前。病床上，躺着他身患绝症的妻子刘稀珍。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近距离地靠在妻子的身边了。自结婚后他就开始忙，被打成“右派”后他照样忙，获得平反、当了所长后他更忙！直到妻子昨天检查出了乳腺癌，才给了他这样一个长时间守着妻子的机会。
就在妻子身患绝症之际，中国科学院在沈阳召开水下机器人的评审论证会，并由蒋新松担任主持。此次论证会事关重大，搞好了，水下机器人就能列入国家研究计划；弄不好，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一切告吹。所以他只好白天、夜晚，医院、会场，两边交叉着跑。
这段时间的蒋新松，可以说过的是最苦、最累、最难、最愁的日子。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自己的思考，写会议材料，写水下机器人的各种论证报告，7点到医院把妻子的事情安排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