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网证的取得，标志着中国国产交换机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国门、在国际通信市场上与国外著名厂商一争高下的资格和能力，这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接下来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中国的国防信息安全问题有了可靠的保证，更让国人引为自豪一1997年10月10日11时整，在紧张而又热烈的北京解放军总参某部大楼里，随着总指挥“割接”一声令下，北京军网上原来担任一级汇接局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正式退出网络，从而被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04程控交换机所取代！
这次军网改造替换工程，是经过有关专家的反复论证和认真筛选之后，才对04程控交换机系统作出选择的。04程控交换机问世以来已经在军网大量使用，本次工程军网共有8个新局、6万余线全部采用了04程控交换机，并涉及到了北京军网37个局、20多万线，从而使04程控交换机成为北京军网的主力机型，将原来作为中国主导机型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淘汰出局！
这无疑是中国近代通信史上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惊人之举！这一革命性的成功，不仅使中国的国防信息安全获得了可靠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通信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从而在高科技领域为中国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
然而，面对成功，邬江兴的头脑却很清醒，他说：“我们的事业还刚刚开始，但我们有信心把这事业发展壮大。巨龙公司将在今后5年内让04程控交换机达到年产1000万线、年综合销售额100亿元人民币，让大多数中国人每时每刻都能享受到04程控交换机所带来的阳光雨露。我们还将用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是懦夫，中国的改革是充满希望的，中国的明天是充满希望的！”
这既是“巨龙”一声有力的咆哮，也是邬江兴和中国所有科学家对国人庄严的承诺。
2.生命与大海
从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至今，29年来中国已先后发射了40余颗国内国外各种不同类型的卫星。仅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就进行了20余次发射。而且，在1999年11月20日，中国还成功地发射了一只试验飞船！
中国的航天技术，在经费极其短缺的条件下，能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应该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然而，太空固然迷人，海洋也魅力无穷。有人早就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因此，当中国的一类科学家们向太空迈进的时候，另一类科学家们则开始了向海洋的进军。
蒋新松这位被人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便是一位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大海的人。
1931年9月，蒋新松出生在长江边的江阴澄北镇。1956年的夏天，蒋新松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直接挑选进了中国科学院，分配在自动化控制研究所。然而历史之舵，常常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急拐弯。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四大小才子”的蒋新松由于在1957年的一些会议上提了几句意见，到1958年4月的一天便被宣布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他被调离原工作岗位，每天和一帮“老右派”一起打扫院子，打扫厕所，帮助图书馆清理报纸和图书。
从此，他在科学院春风得意的生活，转眼变得黯淡无光了，属于他的，只有黑沉沉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蒋新松独自忍受着凄苦、忍受着寂寞、忍受着孤独，同时也恰好获得了一个自由思考与想像的空间。他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自己的将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思考什么是科学的精神，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什么是科学的灵魂。他思考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到底姓什么？
在思考的同时，他还常常想起古今中外的爱国志士和科学巨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创造伟业的巨大动力？他们为什么会有推动历史的超人精神？他们为什么会有扭转乾坤的宏大气魄？
他们为什么会有充满悲剧的生命历程？
最令他感动的是司马迁和孙膑。司马迁遭阉割而写《史记》，孙膑遭膑刑而著《孙膑兵法》。其毅力、其胸襟、其胆略、其精神，是何等的令人感动、令人震撼！尤其是希帕蒂亚、塞尔维特和布鲁诺三位科学家为坚持科学真理而殉难的故事，更是成了他每晚都要思考的问题：这三位科学家为人类带来科学的火种后，为什么烧毁他们躯体的恰恰都是火？难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注定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莫非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人，就注定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这些思考与想像在他脑海中渐渐融解消化之后，蒋新松像一只蛹，虽然浑身上下脱去了一层皮，却完成了一次由天真到老练、从幼稚到成熟的精神蜕变。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道理：科学是什么？科学其实就是献身！凡是伟大的科学家，多难以逃脱坎坷不幸的命运；要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就得经受住人间的种种磨难。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一下便显得无怨无悔、坦坦然然了。
于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话成了他最好的自我安慰：“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
1958年夏天，他被下放到了河北农村劳动改造。不久，“大跃进”的“共产风”嗖嗖地刮了起来。在刮来刮去的“跃进风”中，他今天被派到食堂当管理员，明天又被分到铁匠铺去管账；一会儿被喊去当炊事员，一会儿又被叫去拉风箱；后来，还让他加入了“钢铁运输队”。他每天推着载有500斤重废钢铁的小车，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进城，再出城，再出城，再进城，如此这般，往返八次以上。由于实在太累，他居然一边推着车，一边打瞌睡，等车碰到了田埂上，才猛然醒悟过来，而后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半年后，他从农村又回到了北京。
1965年10月，他从北京调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他刚到沈阳，有关领导便让他参加科技攻关小组，去鞍钢报到。到了鞍钢，他便对1200可逆冷轧机的自动停车装置问题，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改进方案。可正当这项研制工作加紧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他不得不停止研制工作，从鞍钢回到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可他到家的第二天，一张张的大字报便劈头盖脸地扑向了他这个“摘帽右派”。有什么办法呢？荒唐年代，派生出来的总是荒唐的逻辑：昨天还是技术骨干，今天就成了批判对象；而无论是让你当技术骨干还是叫你作批判对象，都是“革命的需要”。
到了1967年11月，大概是“革命”“革”得有点累了，他又被通知去鞍钢继续搞1200可逆轧钢机准确停车装置试验。在他的组织下，该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后经有关专家鉴定，此项工程不仅富有独创性，而且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其设计水平还达到了国际上60年代末期的同类设备水平。而就在这时，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又开始了，他又被勒令回到沈阳。那天，他刚跨进研究所的大门，一块早就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右派分子蒋新松”的胶合板牌子，“咣当”一声便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便将他送进了批判的会场……
这时的蒋新松，心灵的伤疤早已由血红变成了紫黑，面对政治的风风雨雨，他不惊不诧，习以为常，甚至在坦然中也带着一种冷酷的漠然。你要批就批，要斗就斗，不管怎么批来斗去，他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以不变应万变；即使白天刚批了他，晚上他照样偷偷钻研技术，学习业务。他相信，历史不是凭几个小丑就说了算的！
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的高潮，他又被定为第一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可当他把家里所有东西收拾完毕，准备全家举迁农村时，工宣队又通知他不去农村了，改去鞍钢。于是，他又第二次来到鞍钢。1974年10月，他设计的数字模拟式复合张力调节系统几经磨难后再次获得成功11975年底，他设计的可逆冷轧机厚度控制系统又一次获得成功。经过试验，其控制原理和控制方法均达到70年代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1978年，当了长达20年右派的蒋新松终于被彻底平反了。
从此，蒋新松的生命历程开始进入了另一个季节。熬过了20年严冬，“新松”已变成了“老松”，20年的“右派”非但没有把他压垮，他反而真像高山上的一棵松柏，越是风吹雨打，越是雄健挺拔。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共和国迎来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会上，蒋新松在鞍钢所搞的三个自动化项目，引起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大会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同年10月，蒋新松晋升为副研究员。
1979年5月，他被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2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科学研究权利的他，马上便把自己的科研目标，明确定在了自动化科学的前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研究上。
机器人的出现，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大进步。但机器人不是人，而是机器，一种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的高级机器。机器人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中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能工巧匠都在致力于做各种精巧的人形机器玩具。而世界公认，人类的第一台机器人1954年诞生于美国，发明者是一个叫G.戴伏尔的美国人。
六年之后，联合控制公司买下了他的专利，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工业机器人。之后不久，一个叫H.约翰逊的美国人又设计出另一种可编程序的工业机器人。此后，美国许多大学便相继成立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室。至60年代末，美国的机器人便达到了一个高潮。
世界上另一个机器人大国是日本。日本的经济由于在60年代末便进入高度发展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便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因此，从美国大量地引进机器人，便成为当时日本一大革命性的举措。1968年，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从美国引进了机器人技术，进而建立起了生产体系，并于1970年首先试制出了第一台日本的机器人。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小工厂竞相研制机器人，其总数达到了86家之多。于是机器人很快在日本蔚然成风，从而掀起了日本机器人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机器人开始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到70年代末，机器人便在世界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苏联也把大力推广和应用机器人列入了五年计划，部长会议和国家科委曾作出过发展机器人的决定，希望通过发展机器人来解决面临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此外，像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对机器人技术都很重视。若按每千个劳动力所占有的机器人台数来看，瑞典的机器人台数已遥遥领先于日本和美国。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现，对传统的生产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革命性的颠覆，所以美国科学家西蒙.雷莫认为，人工智能是继本世纪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之后的又一重大技术。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预言，机器人将成为本世纪末继汽车产业和电子计算机产业之后的又一大产业。遗憾的是，历史走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中国的机器人却还是一片空白。
1971年，周恩来主管科研工作，明确提出了“科学院应该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的指导方针。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始了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问题的酝酿和探讨。而当时最活跃的有三个人：吴继显、蒋新松、谈大龙。
吴继显是模式识别室的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活跃，喜欢动脑子，善于研究和发现新问题。早在50年代，他便是中国远动技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谈大龙195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由于他的眼睛患有白内障，其中一只眼睛几乎到了失明的地步，每次看书时，就只能把书放到眼皮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人们都说：“谈大龙他看书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鼻子在闻。”蒋新松当时人在鞍钢，编制却在沈阳自动化所，故与吴继显等多有接触与交流。大约是1972年六七月份，根据所长叶强的意见，由科技处的曹慧珍女士负责为所里搞一个自动化领域的研究规划，吴继显便代表室里首次提出了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意见。吴继显将这一打算给蒋新松和谈大龙交谈后，二人表示赞同。接着，在曹慧珍的主持下，吴继显和刘海波一起又起草了《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研究》的申请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报给了中国科学院。
为了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1972年底的一天，吴继显和蒋新松顶着风雪冒着寒冷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的邓裕民，把他们想搞机器人研究的设想作了详细汇报。邓裕民是中科院的一位局长，后来邓小平访美时的科学顾问，他听了吴继显和蒋新松的汇报后，当即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同时也希望他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先期的调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