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3月，是蒋新松生命的最后一个季节。在这个本来悠闲美好的季节里，他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忧郁，更加沉重，更加苦涩！1997年2月21日，他一生中最敬仰的邓小平同志突然去世，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就在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三天，为了调动海外学子的积极性，尽快建立“海外兵团”，他迫不及待地给国家科委写了一份《关于开展海外研究开发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以十分焦急的心情这样写道：
随着生产体系的全球化，研究开发的全球化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中。根据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得到的一份最新报告，在美国，外国公司1994年在美国开发经费已超过150亿美元，达到足以影响美国整个研究开发费用增长速度的量级。在1994年底，外国在美国设立的研究中心已经超过645家，分剐属于300家母公司。其中日本有224家，英国有109家，德国有56家，法国有52家，韩国有27家……与此同时，美国也相应增加了海外研究开发经费，从1987年到1994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至今在海外已有108个机构，总投资为100亿美元……我认为走全球化的开放研究开发体系，已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我愿为这件事情的开创竭尽全力！
此后，也许是他的心灵已经感应到了什么，他的工作节奏和日程安排比过去显得更加紧张、繁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997年3月这个最美好的春季里的生命流程——3月1日～2日，蒋新松在清华大学闭门赶写他对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究报告。
3月3日，他针对大中型企业重组的问题，就如何快速重组制造系统一事，和有关专家一起进行了分析、探讨和研究。
3月4日凌晨，他为CIMS专家组写下了《关于快速重组制造系统的若干意见》。
3月10日-12日，他在北京参加“超级863计划”会议。由于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技术方面问题，他的心情很兴奋很迫切。
12日晚已经12点了，他还爬起来给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新任所长王天然写信，并当即电传到沈阳。
3月14日一15日，他接受笔者的采访。采访结束的当晚，他又连夜修定了他关于探索大中型企业出路的研究报告，准备第二天送给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
3月19日，他在清华大学做关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及对策的专题报告，并在会上强烈呼吁：抓住机遇，利用敏捷制造原理，加紧对企业进行重组！引起清华学子们的强烈反响。
3月24日凌晨，他一大早起床给“863计划”CIMS专家组的吴澄、李伯虎、曾庆红三位专家写了一份3000字的工作意见书，对“九五”期间CIMS重点应用工厂的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因落款时间是凌晨5点15分，那么他起床写信的时间就应该是凌晨3点或4点。
……
就在1999年3月30日下午2点左右，蒋新松的心脏病突然再次发作，当即昏迷过去。匆匆赶来的医生们尽管进行了全力抢救，可最终还是抢救无效。
就这样，中国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不少认识蒋新松的人都说：“蒋新松是被活活累死的！”
两个月后，水下6000米机器人在太平洋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之外的海域试验再次获得成功！当日中午，19名参加此次水下6000米机器人试验的中国机器人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6名俄罗斯机器人专家，特意换上整洁的衣服，迎风列队站在一艘5000吨级的中国考察船的甲板上。为悼念和告慰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耗尽了一生心血的蒋新松，他们忍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饱含着深情的热泪，一边向海里抛撒着自做的小白花，一边把蒋新松的部分骨灰撒向波涛滚滚的太平洋，让从小在长江的怀抱里长大并有着大海般深情和胸怀的蒋新松从此魂归大海……然后，他们面对船上的五星红旗，面对大海，面对自己的祖国，为他们的导师蒋新松久久默哀……而此时此刻，回响在他们耳畔的，仿佛不是那徐徐飘来的海风，而是蒋新松生前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科学家是这个世界最沉重的一个角色，一生都将在寂寞和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
3.当代神农
向您介绍的第三位“863”专家，是种庄稼的。
这位种庄稼的专家，叫袁隆平。
大家知道，生存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活着，就要吃饭；人要生存下去，就得先填饱肚子——这是连3岁的孩子都明白的事情。所以自古道：“民以食为天。”
“天”，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是上帝。中国人把“食”比喻为“天”，当然就是说，粮食就是上帝，粮食就是万物之长的意思。可见，粮食问题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大国，而且已有12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人多嘴就多，嘴多吃粮就多，如果每个中国人每顿哪怕多吃上一小口，国库恐怕都会发生倾斜。再者，由于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上，饥饿始终像影子一样紧紧相伴，因而中国的老百姓对饥饿问题有着更多的敏感，对饥饿的恐惧，已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血液之中。回首往日那饥饿的岁月，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感到沉重而黯然。
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国土上，在历史的档案里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天灾”和“饥荒”的字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对“饥饿”具有如此沉痛的记忆。有人作过统计，从公元前18世纪到现在，4000年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了各种灾害约5500次，即是说，平均半年左右，我们的民族便遭到了一次灾难。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连遭三年大旱，光饥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占当时全中国人口的1/10；1942年至1943年出现的一次旱灾，仅河南一个省便饿死了数百万人！难怪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在50年前便十分惊讶地发出感叹：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国，原来竟是一个“饥饿的国度”！难怪“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偏偏出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粮食问题不仅被当做经济问题的中心，同时也被看作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对历史深有感悟的毛泽东比谁都懂得，中国历史上每次由灾荒所引发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饥饿和抢粮为前奏的。所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农业部便把增产粮食确定为1950年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但尽管如此，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阴影，更是难以抹去。
实事求是地说，在50年代早期，中国的粮食并算不上十分的紧张，可从1958年以后，直到1979年，不仅粮食的进口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且食糖、食油、棉花和羊毛等也都要进口。
重要的原因在于，“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个中国错误地理解了“以粮为纲”的政治口号，到处毁林种粮、毁草种粮、围湖种粮。这种愚蠢做法的结果，不但没把粮食搞上去，反而还使粮食逐年下降。
此外，人口的急剧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1994年统计，我国的粮食产量虽然从建国初期的1000亿公斤增加到了4500亿公斤，但人口却从4.5亿增加到12亿，从而导致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增长缓慢，到70年代初期才恢复到清朝后期的水平。
因此，建国后尽管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当年的毛泽东，还是后来的邓小平，及至今天的江泽民，关于中国人的饭碗问题，依然还是个沉重的话题。
关于中国人的饭碗问题，湘西一所农校的一个教书匠，想了近40年。
这位教书匠，就是如今被世界公认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的专家。这是一位与中国的土地和粮食有着特殊感情的地道的农业专家，一位衣着普通、相貌平平、朴实得像湘西的一块泥土，因而无论在任何场合出现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土专家”。然而，正是这位土得不能再土的“土专家”，经过多年的苦苦探索，终于破天荒地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水稻革命”。而这震惊世界的“水稻革命”，恰恰是从他饥饿的历史开始的。
1953年8月，袁隆平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湘西一所十分偏远的农校，当上了一名中专教师，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教书生涯。他在教学的同时，仍然坚持搞一些科研，并尽可能做到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只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他想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离实际，因而不时流露出一点伤感的情绪。好在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拉小提琴，所以每当他心存忧虑之时，便躲到山里一棵古老的香樟树下，举起琴弓，奏响自己最喜欢的《梦幻曲》。随着《梦幻曲》在夜幕下缓缓飘荡，他的心才慢慢获得一点安慰。
1958年，“大跃进”之风开始刮遍全中国，也刮向了袁隆平所在的农村。1959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运动更是来势凶猛。结果，到了1960年，饥饿便像瘟疫般降临中国大地，当然也降临到了袁隆平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再也无心上课，开始挖野菜，寻草根，袁隆平也被饿得东倒西歪，没有力气走路，没有精神看书，只好上街买上几块水果糖维持生命。
一日，袁隆平刚走出校门，发现旁边围了许多人，便走过去想看个究竟。等他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两具臭烘烘的尸体，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人是活活给饿死的。当晚，袁隆平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活了30岁，还从没见过因为没饭吃而被活活饿死的人。一想到饿死在路边的那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以及其他地方无数已经被饿死和将要被饿死的人，他心里就不寒而栗。但由此使他第一次想到的是，中国人多地少，饭碗问题，对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肚子都填不饱，又怎么可能去强国呢？
从此，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饭碗、怎样才能填饱中国人的肚子问题，成了袁隆平的一块心病，也成了他决心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袁隆平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之中，可一想到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正在饿着肚子，他就拼命地学习农业知识和钻研各种农业技术。一天，受到遗传学启发的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高粱玉米都可以杂交，那么水稻可不可以杂交呢？
袁隆平当然知道，早在1926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便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此后日本于50年代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接着美国和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展了此项研究工作。但终因难度太大，至今未获成功。于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便成了世界公认的一道难题。
但袁隆平想，外国人没有搞成功的东西，未必中国人就搞不成功。他决心向杂交水稻这一世界难题发起冲击！为了寻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株，他顶着烈日，昼夜兼程，披星戴月，用一双沾满了泥巴的腿，几乎走遍了整个南中国。1964年7月5日这天，他经过连续16天在农场稻田的苦苦寻找，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然后，他撰写出了第一篇重要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讯》第四期上。这篇论文的发表，迈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甚至有人还说，袁隆平的这篇论文，吹响了世界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的号角。
然而，就在袁隆平刚刚吹响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号角之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也骤然吹响了。由于袁隆平有一个在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当过科长的“历史反革命”父亲，和一个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的“洋奴”母亲，再加上他犯下了一个“矛头直指最高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在春播之际，上级指示必须在几天之内完成稻谷的播种。由于当时正是寒潮南侵之时，所以只要按上级指示播种的秧苗全都烂了，惟有袁隆平按天气的实际情况推迟了播期的秧苗保住了。事后袁隆平感慨地说了一句：“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时’字，以便让领导们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结果有人告了状，袁隆平的这段话便成了篡改“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依据。
于是，批判袁隆平的上百张大字报很快便刷满了学校的墙内墙外，“黑崽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臭老九”等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一心在埋头搞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开始并未注意，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批判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他教室的门口，他才趁食堂开饭之机看起了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当他刚看见一张写有“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的大字报时，猛然想起自己培育杂交水稻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于是转身便向自己的“坛坛罐罐”跑去。可等他跑到实验地一看，他的60多个坛坛罐罐全被砸了个稀巴烂，所有的秧苗也被扔得满地皆是。望着自己好不容易才培育出来的雄性不育秧苗被践踏成如此模样，袁隆平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当晚，袁隆平趁天黑无人之际，在妻子的掩护下，又偷偷摸到实验场地，将残存的部分秧苗搜集起来，藏在了苹果园的臭水沟里。真是苍天显灵，臭水沟里的雄性秧苗没过几天，又绝处逢生，奇迹般地生长起来……
1970年10月的一天，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一个叫荔枝沟的地方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将它命名为“野败”。但要将“野败”转为“不育系”，进而实现“三系”配套，然后再直接用于大田生产，其间还横着一道道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