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雨季或者大风，扛着几十斤重的电线杆在泥泞的山道上跋涉，别说行走，连脚跟都站不稳。晚上，他将行军床往山上一支，再用大衣、雨衣或塑料布一裹，倒下便睡。有时遇上打雷、下雨、刮风，无法入睡，便起来围着电线杆转圈。这样，两年下来，500多公里长的罗霄山脉上，全被黄仲玉带领的队伍栽上了电线杆架上了线。在这凄风苦雨、冷暖炎凉的两年中，电线杆如同插在他身上的一根根铁针，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而睡在山上的那一个个蚊虫缠身、露水洗脸的夜晚，喜欢幻想的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要是有一天不用电线杆就能通信，那该多好！
因此，当1960年6月30日他被保送到北京邮电学院上学时，便发誓要为改变家乡和祖国落后的通信面貌而奋斗终生。
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有幸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就在这一年，他回家探亲，家乡那依然落后的通信现状令他目瞪口呆：
他当年辛辛苦苦架好的电线杆，早已东歪西倒，锈迹斑斑；公社的交换机，用木板作接线板，用子弹壳作塞孔，用一根铜线连起来作塞子。惟一的一部电话，还是一部总是哧哧啦啦的老式磁石电话！
回到北京的黄仲玉似乎获得了某种动力，心里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改变中国通信落后的事情。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便迫不及待地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久久一段时间里，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为什么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就做不到呢？
排行老二的林克平现为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林克平当时在邮电部科学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的消息后，禁不住好一阵激动。激动中的他脑子里首先闪现出来的，是小时候见到父亲偷偷使用过的那部丑陋的电台。
林克平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林青。如果你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么电影中那个李侠的故事，就有他父亲的亲身经历。林克平的父亲在1929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后，便当上了报务员，红军长征途中，成了电台的台长。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成立时，周恩来还特意派他父亲去担任电台的台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周恩来住在重庆红岩村，他父亲又担任了重庆红岩办事处秘密电台的台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一直负责通信方面的工作。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时，通信方面的工作便是由他父亲主管的。
林克平的父亲在重庆红岩村用电台搞秘密联络时，他每天都能见到父亲那紧张而又神秘的样子。有时夜半从梦中醒来，还能听见父亲那“嘀嘀嘀”的发报声。最让林克平难忘的，是红岩村家中最顶上那个神神秘秘的假的小阁楼。父亲每次要发报时，便偷偷爬到那个假的小阁楼里，等发完报下来时，浑身都湿透了，脱下的衣服用手一拧，汗水便像雨点般撒落一地。年仅几岁的他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每天是在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在悄悄地干着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很危险，很艰难，因为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就在他家的对门，几乎每天他都能瞧见。
从这时起，小小的林克平便真正懂得了“秘密”两个字的具体含义，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简单而又复杂的通信生涯。他利用上学或放学之机，时常为父母传递一些秘密信件或者电报，有时还为父母站岗放哨，提供“情报”。尤其是下雨天，茫茫的雨雾一大早便笼罩了整个山城，林克平打着光脚板，背着小书包，举着一把好大好大的雨伞，独自一人在雨路上蹦蹦跳跳地走着。每次出门时，妈妈怕他紧张，总要在他兜里塞上1角钱，让他去买点小零食在嘴里嚼着。因此他每次都用这1角钱买上一包山楂片，然后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塞。由于他举着的雨伞太大，几乎遮挡了他那又瘦又小的身子，雨伞便成了掩护他的一座移动的“小楼房”。每当他从国民党警察或特务的视野中出现和消失时，谁也没想到那把大大的雨伞下，竞藏着共产党的秘密信件或纸条。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经历，他常常胡思乱想的是：
要是能发明一个既安全又不害怕的送信办法，该有多好！
1946年，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为了迎接毛主席的到来，林克平还指挥幼儿园的孩子们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唱了两首歌。毛主席在重庆时，就住在他家的楼下，所以他每天都能与那个“大个子”“毛伯伯”见面。由于他天性调皮，外加从小嘴馋，所以总要时不时地跑到“毛伯伯”那儿厚着脸皮蹭点东西吃。有一次，毛主席谈判回来，渴了，一进门便找西瓜，可早上出门时分明放好的两块西瓜却不翼而飞。毛主席问警卫员，警卫员答不知道。毛主席正纳闷，噘着嘴的林克平从楼上下来了：“毛伯伯，你的西瓜是我给偷吃了。我错了！”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刮了刮他的鼻子说：“你这小机灵鬼，竟敢偷吃我的西瓜，很好！偷吃了又敢跑来承认，更好！”说完，毛主席将他一把抱在腿上，问道：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他小指头一翘，说：“像爸爸一样，发、电、报！”
果然，新中国成立后，林克平报考大学时，征得父亲的同意，填写了北京邮电学院的志愿。1958年秋，他如愿以偿。毕业后，又分配在了北京邮电部邮电科，来年当了邮电部科学院办公室的秘书。因此，几十年来对通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对中国落后的通信现状又知之甚多的林克平，当得知卫星通信地面站这次随同尼克松来到中国时，当晚便利用工作之便跑到首都机场，然后想法走进了搁放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临时机房，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天线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当有人指点着机房里的设备向他介绍说，这是直通美国的什么什么天线，那是用做什么什么的部件时，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自己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传统的通信观念。
排行老三的钟义信是个孤儿。也许正是孤儿的缘故，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股子发愤向上的劲头。1957年报考大学时，他选择北京邮电学院，其原因有三：一是他从小对无线电就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家乡的通信太落后；三是北京邮电学院是半军事化的学校，吃饭不要钱。结果，他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1962年毕业时，邮电学院一共考上了两名研究生，他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还是他最感兴趣的信息专业。
如此一来，钟义信对通信卫星的关注，早在60年代初期美国的通信卫星上天之后不久便开始了。尼克松访华时，他因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那个神秘的“黑匣子”，但此事对他的震撼和刺激并不亚于第一次知道美国发射通信卫星。因为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已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国的北京，对文明古国的中国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绝妙的挑战。所以在尼克松访华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处于一种深深的自责之中。面对着那红红绿绿的标语旗帜，耳听着那地动山摇的“革命”口号，心里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怆之感。
上述三位年轻人虽然同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弟子，虽然各自都因尼克松的“黑匣子”而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且对中国的通信卫星问题各自也都有了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但三个人的名字惊动中南海，是两年以后的事情。
5.“331工程”的由来
1974年3月的某个夜晚。
这本是一个充满温馨与柔情的春天之夜，可由于近期来批林批孔运动的蓬勃兴起，全北京城都被炒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连流动的空气里也仿佛飘荡着随时可能燃烧的火药气味。北京邮电部一间普通的小屋里，灯光下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神秘地谈论着一件神秘的事情，窗外那个热闹而又时髦的“革命世界”，好像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
灯下的这三人，便是黄仲玉、钟义信和林克平。他们谈论的既不是“批林批孔”，也不是“反修防修”，而是中国的通信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之所以被郑重其事、迫不及待地摆在了三人的面前，除了尼克松的“黑匣子”外，与去年7月3日的一个会议有关。就在这个会议上，邮电部领导传达了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军工产品定型的重要指示：“军工产品，能定型的要定型，要认真抓。不能定型的不能生产，不能装备，援助人家也不行。林彪一伙把六个机械部搞到军委办事组管，搞乱了，误了几年时间，质量很差，有的搞不响。我们要急起直追。地方能搞的，也要搞。上海搞卫星，有可能搞成。各地有条件的，可以搞。定型要抓紧，尖端要加快。”
正为卫星通信问题发愁的黄仲玉听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后，十分激动。他很快找到邮电部部长钟福祥，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福祥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他便找到七机部五院和广播电视局的有关人员，就一些问题进行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通信卫星应该搞，而且都有要搞的迫切愿望。于是在黄仲玉的积极倡导下，邮电部、七机部五院和广播电视局便联合组成了一个卫星调查小组，由黄仲玉担任组长，钟义信出任技术顾问。
1973年秋，通信卫星联合调查小组开始对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有关部门、基地以及工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结束后，写出了一份关于通信卫星的调查报告。但如何才能将书面的报告尽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呢？于是，黄仲玉当晚便找来了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黄仲玉一直在邮电部的科技计划科做规划工作，加之又是长者，故成了三人的牵头人物。
三个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发展卫星通信是改变中国落后的通信面貌的惟一途径，也是中国通信发展的一个方向。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如果中国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再说，连印度这样落后的国家从70年代起，都开始通过通信卫星发展自己的教育电视，建起了几千个卫星地面站，堂堂的中华大国，难道就甘于落在印度的屁股后面？
但三个人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因为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全中国都在忙于“革命”，忙于批林批孔，会有谁肯来过问像通信卫星这种与“革命”与孔老二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呢？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并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钟义信是信息专业，又懂通信卫星技术性的问题，所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钟义信便将写好的信交到了黄仲玉的手上。黄仲玉看了后，觉得信写得很好，只是太长，便又作了一些删改。然后，黄仲玉、钟义信和林克平三人再聚在一起，对信进行反复推敲。林克平是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周恩来总理肯定很忙，为了让周总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这封信，所以信的内容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截了当，而且字体一定要又大又工整。于是，三人又将信逐字逐句地改了一次，然后在邮电部找来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志，将信工工整整地重新誊抄了一遍，最后才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
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从普通邮局走，肯定不行；派专人送，又不可能。最后还是当秘书的林克平有办法，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黄仲玉和钟义信当即表示赞同。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然而信送走之后，三位年轻人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封信带给他们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974年5月19日凌晨。这是中南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也是周恩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据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这天周恩来一连参加完两个会议后，已是凌晨两点有余。他回到办公室，用冷水洗了洗脸，喝下一杯热牛奶，然后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便又坐在了他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按惯例，周恩来首先拿起一支已经削好的红蓝铅笔，然后打开秘书已经为他准备好的红色文件夹，对有关文件进行阅示。
接着，他又打开秘书今天特意为他准备好的另一个天蓝色的文件夹。这个天蓝色文件夹里存放的，是几十封群众来信摘要。
看群众来信，已是周恩来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恩来曾多次告诉秘书，一旦遇有重要内容的群众来信，一定要送给他看。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他需要从各个渠道了解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况。更何况周恩来是个极其细心的人，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些情况光听来自会议桌上的汇报，是不可能靠得住的，有时一则群众来信，往往可以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因此，不时地看看群众来信，已成了他多年来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
这肯定就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