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周恩来累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群众来信。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的秘书太多，毛主席便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情都靠秘书！”周恩来知道后，便撤销了总理办公室，将原来的“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并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和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经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于是周恩来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便一天到晚接连不断。一次，中南海总机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总理值班室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能不能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知道后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个电话才能找到我，如果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取得联系？”这样，总理值班室的电话号码始终未变。但后来由于总理值班室有一次同“中央文革”因为一份文件的事闹了矛盾，江青便借机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根本没有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声称要解散总理值班室。在江青的威逼下，周恩来只好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解散总理值班室！
由于没有了总理办公室，秘书也只剩下了一个，周恩来便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再加之重病缠身，当然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苦，都累。尤其是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每日如同雪花一般纷纷飞至他的办公桌前。他实在看不过来，但又不能不看，便只好看秘书整理好的内容摘要。
周恩来一连看了几封群众来信摘要，内容全都是关于批林批孔的。正当他准备打住时，另一封群众来信却吸引住了他：谈的是通信卫星问题！周恩来的精神陡然兴奋起来。他清楚地记得，早在1970年6月，他在一份文件上就对通信卫星的问题作过批示。四年中，他记不清已有多少次同有关的部门谈到通信卫星的问题了。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推进，随着党内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当一大批老同志纷纷被推翻打倒并置于死地之后，他的处境也就越来越微妙了。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他成了“四人帮”直接的对立面，别说一般性的工作不好开展，就是许多很重要的工作也难以进行。从今年年初起，少数人又别出心裁，操纵发动了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对这场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典型的政治运动，他当然有所感觉：与其说批孔，不如说批周。无疑，他面临的又是一场更为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近期来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301医院和305医院已经多次要求他住院治疗，可他别无选择。为了维持大局，他不得不强忍着，不得不硬撑着。
通信卫星问题，是他心头一直牵挂的一件大事。现在，连群众都着急了，直接把信写到了他的手上，他能等闲视之、因病不管吗？他急忙合上文件夹，叫来秘书，让马上把那封群众来信的原件找来。
片刻，秘书便将这封群众来信的原稿送到了他的手上。凭字体判断，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群众来信。他将信展开，一行工整有力的毛笔字便出现在他的眼前：《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他突然一阵剧烈地咳嗽，迫使他不得不用双手痛苦地捂住胸脯，艰难地弯下腰去。秘书慌忙过去扶住他，他趁机吐出的，竟是一口带血的痰。
秘书急忙劝告他说：“总理，先回屋休息休息吧。”他摆了摆手，说：“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好了。”刚一说完，他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片刻，他端起茶杯，喝了些水，然后又急忙拿起信来，一字一句地看了下去。他一边看，一边想，一边还用红蓝铅笔在信上画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红杠杠。渐渐地，他焦虑的脸上开始舒展起来。来信写得很有见解，很有个性，也很有感情。不仅言简意赅，内容扎实，文笔流畅，书写规范，而且，对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性、必要性以及可能性进行了阐述与论证。
最后，才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
周恩来看完信，最后将目光停在了写信人的名字上：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这是三位什么样的人呢？
周恩来在这三个人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红杠杠，而后叫过秘书，问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他说，这个美国的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那个“黑匣子”，对他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买下了美国的两个卫星通信地面站，一个用于军事研究，另一个则用于民用研究。
但后来江青等人则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某些基层单位掀起了一股大批“洋奴哲学”的风潮。说什么买美国的卫星地面站是“崇洋媚外”，是“践踏国格”，是“大长资产阶级的威风，大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再加上后来四机部的专家们到美国考察时，美国人送给了他们一对水晶蜗牛。这水晶蜗牛拿回国后，又被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下至车间，上至中央，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就在上个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竟然还公开点名，对所谓的“蜗牛事件”作了凶狠的批判，并含沙射影，说“蜗牛事件”是典型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其后台人物就在中央！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这个凌晨的周恩来显得特别的疲累和憔悴，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仿佛面临一次重大的决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他在屋里大约踱了几分钟的步后，又走到旁边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这才重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信认真看了起来。片刻，他拿过这封信的摘要件，而后挥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摘要件的天头上急速地写了起来：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通信卫星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1974.5.19这就是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周恩来的“5-19”批示拉开了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序幕！尽管“四人帮”等人从内心对周恩来充满敌意，但仍未影响这一批示的出台。因为通信卫星要是真的搞成功了，同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更何况，卫星如同不会说话的足球，在政治这块球场上，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踢出不同的花样。
1974年5月21日，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很快召集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讨论稿）》。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联名将此报告送至中央。此报告中作了这样一个规定：卫星研制工作应本着“花钱少，多办事”的原则，尽可能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和已有的技术成果，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并对通信卫星的整个研制和建设费用，作了初步预算：共需经费9.6亿人民币。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基本表示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先搞侦察卫星，还有人提出先搞别的卫星，双方一时争持不下。邓小平最后只说了一句：“不用争了，我看还是先把通信卫星放在第一位吧！”于是会议经过再次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即1975年4月1日，此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的眼睛这时正患白内障病，且很快面临手术，看书写字已经相当困难。当这一报告送至他的床头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
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并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这个报告。然后，他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据说，这是晚年的毛泽东躺在病榻上画下的最有分量的一个圈。
1975年9月10日，国防科委和国家计委以（75）计军字第395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这个报告。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加之为了保密，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统称为“331工程”。
6.张爱萍抱病出征
1975年春的一个夜晚，北京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原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在挥毫运笔——用老百姓的话说，写毛笔字。
房间里能开的灯，全都打开了，并不富裕的屋子便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敞与明亮。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爱萍的家便被抄了，等熬过五年的牢狱生活之后，地球已绕着太阳不知转了多少圈，家，也早已不是家了。
于是，感叹之余的张爱萍，一如人生旅途中的匆匆过客，只好暂时借居在了总参第一招待所这间不知已被多少过客居住过的客房里。虽说房间普通简单，缺少那种党的高级将领才可能享有的富足条件和华贵气派，倒也平添了几分难得的糊涂与无须设防的清闲。
张爱萍站在铺好宣纸的桌前，目光炯炯，气沉丹田，手中的笔仿佛出鞘的剑，落笔之处，风雷滚动，刷刷有声，犹如金蛇狂舞，宛若云飞雨注。只片刻工夫，一首岳飞的<满江红>便跃然纸上。字体虽稍偏瘦了一点，但字里行间，却能让人感受到将军内心的狂喜与激动；同时从那一笔一画的狂草中，将军那桀骜不驯的铮铮风骨，更是显得咄咄逼人。
在洁白的宣纸上挥毫运笔，对满腹诗书、一身文气的张爱萍来说，乃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和享受。从1966年至1972年这六年间，他也写诗，可那是在黑乎乎的囚洞里，在冷冰冰的铁窗下，在脏兮兮的报纸上，在恶狠狠的监视中。今晚，能在明亮的灯光下和柔和的宣纸上尽情挥毫，还是他近十年来的第一次。他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从明天起，他将不再以囚徒的模样，而是以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的身份，重新踏上久违的工作岗位。
不久前，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找他谈话，要他重新出来工作，并恢复他“文化大革命”前的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同时，关于通信卫星的问题周恩来也有了专门的批示，中央要他在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领受任务时从来就不犹豫的他，这次却多少有些犹豫起来。要他继续出任副总参谋长，没有问题。可要他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便不得不有所考虑了。
早在1958年9月，张爱萍便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
1964年4月11日，他又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他又担任了第一次空投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并使这次震惊世界的试验再次获得成功！
然而，正当他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
一天深夜，一伙“革命群众”突然闯进他的病房，将他连哄带骗、又推又拉地押了出去，关在了一个不仅亲属不知道，就连周恩来也不清楚的秘密牢狱里。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年！五年间，他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甚至，他连最亲近的妻子儿女也从未得到过信息。直到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他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抗战”时间的身影才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上。不久，邓小平找他谈话，希望他出来工作。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考虑考虑。接着，叶剑英找他谈话，要他重返国防科技战线。他的回答还是只有四个字：考虑考虑。
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从1958年到1966年，他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了八年，如果说在这八年中他还算干了一件大事情的话，那就是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这件事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恐怕都称得上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然而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