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当年到国外留学的很多，但在国外公司工作过的人似乎并不多？您在这个公司主要从事的是什么研究呢？
王：我在该公司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职务是研究物理员。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事研究开发工作。我虽然不许进入生产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既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所谓开发研究，就是要改进现有生产工艺，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同时研究为应用开发所需的基础性问题。我作为既有应用光学基础知识，又具备一定硅酸盐知识的物理工作者，从事这类工作，理论和实验结合，如鱼得水。我进行了200多埚的玻璃熔炼实验，为发展新品种光学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动权，发展出稀土玻璃系列，并获得两项专利。为了快速测量并提高测量光性的精确度，我创研了V-棱镜折光仪，而且成为商品，现已成为测量光学材料光性的经典仪器。我还不懈地研究了玻璃的热处理性质，这是保证光学玻璃精密退火以得到物理均匀性的理论基础。
李：您在英国10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在那些年里，我虽然受雇于人，出卖自己的智慧，为别人出成果和经济效益，然而可以自慰的是，我除了学到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要害技术外，还学会了一套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讲求经济实效的意识。这对我回国后从事新技术创业和应用研究的开发工作，有着深刻的意义。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入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您回国是哪一年？请您谈谈回国后的情况好吗？
王：我是1948年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的。我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时，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那时候我跟钱三强是好朋友。他回来后大概那时蒋介石也想搞原子弹了，要把他召集去，他没理这个事。后来就解放了。那时政协已经在筹备了。建国初期时，我回来后暂时没什么事可干，暂时跑到耀华玻璃厂那里。当时我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一张是到解放区。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到大连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得以很好地发挥我的专长：使我引为自豪的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创业性的工作。最先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建了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然而最主要是在上级领导及多方支持下，1952年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经过群策群力，逐步发展成为共同从事应用光学及光学工程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科研发展基地。
在那里，在龚祖同先生主导和我的协同下，研制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建立起全套规模生产技术和设备，培养了生产骨干。在那里，有青年科技工作者发扬开拓创新精神，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激光器，成为我国发展激光科技事业的开端。在那里，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我国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以及其他各种第一。
1959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引下，通过“八大件”（指八项具有先进水平的高档光学仪器）的研制，完善了该所从事光学工程的设计及工艺基础，开始从仿制走上自行设计制造的道路。
60年代，侧重搞军工项目，大力协同研制成功靶场用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开国内自主研制大型精密测试设备的先河，形成了国防光学中的一个高技术重要领域。
我在长春光机所主持业务30多年，还先后从那里分建或分流出一些厂、所、学校和人才。
我讲的这些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国民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我所经历的历史的回顾，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李：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大连而不选择英国那家公司呢？
王：说实话，还是爱国因素在里面。那时我们决不是为了什么生活好而留在这种地方，也没想到说在外国成家。我回国到了大连后，就开始办大连大学。那时办大学等于是从零开始，当时在大连只有一个关东工业学校，那完全是中专。我们借助那点房子，还有一点日本人留下来的设备。就在那个情况下，我在那里锻炼成了一个创业的一把手。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一位先生就说，学生是不给他们用好仪器的，要他们从这个最粗糙的东西锻炼出自己的本领来。这是一种传统。我到英国留学，这种有名的实验室里也是这种传统，就是能够从最简单的设备里面来做出最杰出的工作。所以是这种锻炼，锻炼出这种精神。
所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在大连办大学，就本着创业精神。那时候搞实验室时，设备都是自己做的，那时留的只有一个机械加工车间，好多设备都是自己做的。那个时候很特别，一切从零开始。那一年在创业的精神上给我以很大的锻炼。我一方面在这儿边开学边准备，一方面准备办一个600人的大学普通物理实验室。我带着一批年轻人，做了大概3个-4个月的准备就开学了。开学之后，边开学边准备下面的仪器，全年做了30个实验，一个实验没落下。就是在那个艰苦环境下，靠底下一批助教，一批年轻人，把它搞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训练我怎么做一个所谓创业的人。后来在科学院办仪器馆，办光学所，这对我又是一个特殊的锻炼。还有一个锻炼，今天看起来是很宝贵的，我不只单纯是在学校里，在国外有那么五年光景是在一个公司里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给我灌输了以后工作怎么和实际结合的思想，对我以后开办光机所很有帮助，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在公司里，做研究工作必然是只为公司的产品做研究工作，因为一个公司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从事纯基础性质的研究工作，必然是围绕着它的产品的发展做一些研究工作，这个方面我有些锻炼。恐怕在国内有这方面锻炼的人并不是太多。当时建国初期，原国民党也有一批人，初期到外国的企业里实习，那时候很少到研究机构，进的都是实验设计室，好多都是这样的。这些人建国初期对国内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像上海闽行电力工程三大实业、哈尔滨三大动力及几个机床厂，起关键作用的都是这批人。
李：看来您在国外公司的五年实践经验，对您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是的。其他一些人都是学工程出身，而我却是例外，我是学基础物理出身的。我这叫胸无大志，随波逐流，但是我善于因势利导。所以我后来只要看到机会，都要拿出个进取精神来开拓点东西，从来不满足现状。
李：看来您头脑中的创新意识，在留英实践中就建起来了。
王：不错，上清华时还没有这种观点，我到英国后才建立起来的。
后来自己就总想创新。我做到领导位置上后，这种意识就更强一些了。“863计划”以前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创新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我们也是在做别人有的，但是呢，不是说拿来别人的东西自己照抄，而是知道有这个东西，自己设计。这在国内还是比较站在前面的。
李：刚才你自己说的“胸无大志，随波逐流”，是很谦虚了。
我理解您这话的意思是，你从小没有什么明确的奋斗目标，从小没想当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只是对科学有爱好，对吧？
王：对。就是有这个爱好。那时也不管什么家不什么家的，有机会就很好地用一下子吧。
李：您基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
王：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大连去的时候，党领导问我，你相信不相信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说我相信。这是第一个，党必须大公无私。第二个，你自己也要大公无私。就是说，当你想一件事情或接触一件事情时，你是先为自己想还是先为全局想，这个，我自己可以说是很少先为自己想的。
按现代的话说叫做革命的人生观。什么叫革命的人生观呢？就是这件事情有难度的时候，你是迎着问题上还是躲着问题走。
革命的人生观最要紧的是迎着问题上而不是躲着问题走，因为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就是社会上的一个进步。躲着问题走就是留给社会的一个疙瘩。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事实上，你有新的发现或者有新的创新，最主要是你碰到的问题你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创新。不管你是学术上的也好，你是在管理上的也好。我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很主要的，这个也是自己工作里面的经验。有一次我跟一个外国专家教授谈话，我问他：“你做实验，假设做出来的结果，跟你预想的一样，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说：“那是我最倒霉的事。”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在我们看来，实验成功了，是件最高兴的事情，因为结果和自己预想的一样，是胜利完成了任务。可他说：“这是最倒霉的事！因为我什么问题都没碰到，我也就没解决什么新的问题。”
李：有些话题我们下次再聊。祝您健康，长寿！
王：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