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最近我到珠海去看了一次，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有几个高技术企业，因为我是搞光学的，所以看了一个光学厂，照相机厂，是日本加农（Canon）公司在珠海办的独资企业，没有中国投资，职工2700人，产品是几种照相机，不在中国销售，返回日本，然后再通过市场出售到各地，产值30亿元／年，售出价则达100亿元，多70亿元。我们就是吃亏也要干，因为可解决2000多人吃饭问题，同时有我们的技术人员参加，可以培养一些人，引进总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令人有很大的担心，正如北京的上地高技术开发区那样，外国公司（如微软，IBM等）进入这个高技术摇篮比我们自己的企业还要积极得多，为什么呢，他们有钱，我们只想不出钱就进入摇篮，结果本来是我国高技术开发的摇篮，却变成他们外国培养势力的温床，这样下去，说难听的话，我们的科技再好也还是殖民地化的科技，我们要非常警惕，作为要立于世界之林的强国，要有经济科技实力，要有文化艺术在内的强大的国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有科技实力，要有科技上的自主权，否则名义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上是被别人占据掌握了，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李：您过去曾多次和我提到过非线性效应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非线性效应问题？
王：投入多少，就能产出多少，投入越多产出越多，这是线性增长。但投入一份，可产出四倍。往好里去是“蒸蒸日上”，往坏里去是“一败涂地”，这是非线性效应。比如一个环节没有落实，出了一个问题时，以为没有什么关系，但两个环节没有注意到，就不止是出两个问题，可能是四倍甚至还多。作战时，失败的一方是一下子就垮台的，而不是慢慢发生的，这是物质本性，整个宇宙是非线性形成的，如果只有线性规律，就没有宇宙，物质是多种条件不断变化的。
李：您对21世纪中国的科技有什么展望？
王：最紧要的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可以团结一致，组织起来，过去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团结就是力量”也是非线性效应。两个人，不只是两个人的力量：四个人就可能是十六个人的力量，不是人数的相加。1+1不等于2，必然大于2。非线性效应也是物质的一个必然趋势。
我们要利用非线性，好是它，坏也是它，利用不好的话，1+1会变成！甚至是0。什么事情都应该符合发展的规律。
21世纪世界会更加繁荣。二战后，世界上繁荣情况每年大约增长2%，体现了人类生活的质量在增加。中国应增长得更快，因为中国生产力增长快，下一世纪，我们的生活水平会大大提高。
李：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中，给您留下印象较深的是谁？
王：聂荣臻元帅是其中的一位。聂荣臻元帅是全国人民最祟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我们科技界人士，和各方面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为聂帅，但在含义中似乎比他是军事的老帅更多了一层，他还是奠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主帅。自从1956年他协助周总理主持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直到年迈退休，他一直是国防科委也是国家科委的主任。在位期间，他呕心沥血，经过苏联撤退专家和“文革”十年动乱的曲折历程，成功地从零开始，建立了研制“两弹”的各项基业，直到发射成功。继之，人造地球卫星也发射成功了。此外，同样表现国防实力的核潜艇、战斗机、战舰等也都有了，并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国家规模的国防工业体系。聂帅在建设我国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丰功伟绩，和他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贡献都将永志史册。
我的业务专长是应用光学和应用物理。建国以来，主要在中国科学院体系工作，业务上有不少任务与国防科技有关。这里我特别缅怀聂帅的是他不但关心“两弹一星”及国防新技术装备的研制，也同样关心为国防现代化所需的外围基础研究，特别是多种新技术的预研工作和质量。我十分敬佩聂帅的全局观念，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着眼基础的卓识远见，更十分感激他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贴心人。
李：就您所经历到的事实来看，您觉得聂帅有哪几点最值得您怀念？
王：很值得我对聂帅怀念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我国的计量科技的建立。在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第五十五项是发展我国的计量科学，建立国家计量管理体系。那时我国计量科技形同空白。当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帅十分重视生产质量和计量工作，在他的指示下，为建立我国的计量科学研究院，从重点大学招收了一批从事物理及应用科技方面的优秀毕业生。经过重点投资及派遣出国培养，到70年代，已在国家最高计量基准方面建立起相当完整的体系，并在长度、温度、电磁基准单位以及光度等方面，做出了在国际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所得数据，被国际计量局采用，纳入国际主要基准数据范畴，从而树立了我国计量技术的国际地位，导致国际权度局邀请我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并选派专家代表参加学术权威性的国际计量委员会。我本人有幸连续11年被选任为我国专家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实质上是代表了我国在计量技术上所取得的国际地位。
第二，50年代后期，我所在任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承担有关国防的光学任务中，深感光学专业人才的急迫需求，为此在1958年提出创办以光学为专业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得到聂帅及有关领导的鼓励和支持。聂帅特别指示从其他学校的工程专科学生中遴选若干转入这所新办的学校。学校至“文化大革命”前已有毕业生近千人。学校在教学中，因为有长春光机所作为技术后盾，许多毕业论文得以密切结合实际，颇得赞许。“文化大革命”后，学校划由五机部领导和支持。至今毕业学生总数己达一百余人，至今仍供不应求，大都就业在光学工业和科研单位，很多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及我国光学行业的业务和领导骨干。
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春光机所承担着重要国防任务，但又面临着当时混乱局势的严重干扰。出于对国防任务的责任感，我作为研究所的业务负责人，每天都向聂帅做汇报。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不使任务停顿，经聂帅着意关怀，明令长春光机所为军护单位，派出部队保护。据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个别单位受到暂时的部队保护外，这是惟一延续相当长时间的军护单位。（当时重要的国防科研单位，明令不介入“文革”，而长春光机所因属中国科学院，不在国防科研单位之内）军护直至所有单位都实行军管为止。
第四，聂帅关心科研事业的发展，尊重科研人员，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国家财富。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提出要保护有贡献的科技专家，我荣幸地被选人了受保护之列。这使我在“文化大革命”全程中，虽然不免遭到非难，但总算没有遭受皮肉之苦，使我终生感激。“文革”后，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拨乱反正，使我心情更加舒畅，更坚定信心，实现以一己之长积极为祖国作贡献的宿愿。
第五，60年代初，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聂帅出于关心并整顿科研战线的工作秩序，提出了“科研工作十四条”。我们不会忘记1962年，在国家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时候，以聂帅为主在广州召开了有300多位科教专家参加的科学大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会上有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重要讲话，聂帅对会议做了总结报告。中心问题是为从事多年建设事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改称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同时还明确了红专界限。这使得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释重负。会后，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我同雷天觉同志一道，主动兴奋地对广州会议的情况做了介绍。
第六，1982年，长春光机所青年科学家蒋筑英，我的得意研究生不幸逝世，他的模范事迹成为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在出版宣传蒋筑英事迹的书册上，聂帅亲自为之题词：“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李：您曾经留学英国10年，请您简单谈谈您在国外这10年的工作生活情况。
王：1938年，我有机会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大战时期，我是在英国度过的。我留学的专业是应用光学。这决定了我终生的志趣和事业。
在强权政治的世界环境中，光学的前沿技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竞相强化，竭尽保密之能事。
其中突出的有：如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本世纪初，由德国光学名家阿贝和化学家肖特合作，扩展了光学玻璃性能的新领域——重钡玻璃系列。英国传统上则有著名的法拉第研究光学玻璃的历史。由于保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被迫自己解决制造光学玻璃的奥秘，战后发表了世界第一本光学玻璃制造专著。帝俄在第一次大战初期，也曾以同盟关系派人到英国学习光学玻璃制造，但未得要领，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的第一个科学建树就是成立了国家光学研究所。最初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掌握了光学玻璃制造技术。
正是因为受到这种国际环境的启示，在学习应用光学，获得硕士学位，接近完成博土研究的时候，本着祖国的需要，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我毅然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抓住二次大战的时机，经英国同学的介绍，离开学校，到英国昌司玻璃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