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老实人，有时候也会闹思想情绪。晚年的时候，遇上单位调资，按规定条件是应当给父亲长一级工资的，但却没有长。父亲对此想不通，便写信给儿子诉冤，说是现任的单位领导抠他。父亲原先也曾经担任过单位领导，并且分管过财务，此时的心境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想到调资已经结束，再论这个话题，除了自找生气，也没有多大意思。再者，父亲是高级职称，工资本来比一般技术干部高出许多，少调一级，生活也能过得去。我便写信给他，劝他不要为此而生气，讲明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可以忍让忽略的道理。年逾古稀的老人思想并不固执，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又写来一信，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表承以后再也不提此事。信的末尾一段，还讲了他如何坚持每日绕城散步，走累了如何坐在马路边观看车马行人和走进邮电局阅览室读报多么有趣。儿子读了父亲的来信，心中的忧虑也就释然。父亲青壮年时代，原本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可能与经历过的政治运动太多有关吧。记得我们还不大懂事的时候，他就时常瞪着眼睛，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你娃们记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还时常神秘地指着屋外面说：“墙里说话墙外有人听。”我们听了，觉得好笑，以为父亲是有意逗着小孩子玩耍等到渐渐懂事，才知道他是认真的，意思是要我们“闲谈莫论他人过”，以免惹是生非。
他不光这样教育儿女，更是如此身体力行。甚至遇有别人欺辱，也忍气吞声，不予理睬，只是埋头工作。因此，他这个老好人在单位和熟人中威信很高，也有一些自觉聪明的人认为他让人斤两是因为“不识秤”，父亲却总是认为老实人终归还是吃不了亏的。但是到了晚年，父亲恪守大半辈子的人生信条，仿佛动摇了。
他时常来信讲到单位和社会上一些人巧取豪夺、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言语之中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情绪。对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避而不谈，劝他还是在老有所养的同时，多读些书，慢慢将自己一生在陕北山区从事水利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父亲显然理解儿子的心意，以后来信也就很少提及“腐败问题”，只是谈他在读书读报和写作中有什么心得，遇到了什么困难。不料有一天，父亲突然写信给我，专题报道了他早先讲过的一个“腐败问题”。
他的来信于“培元吾儿”之后，开首第一句话便说广共产党真英明！”我看得莫名其妙。接着看下去，这才明白，原来他曾经深恶痛绝的那几个利用给公家修鱼池之机大捞一把，为自己建起独院私房的单位领导“东窗事发”，被公安局戴着手铐子领走了。一辈子与人为善的父亲见了，竟然像小孩了一样地“幸灾乐祸”，更像是我们小时候逢年过节一样的欣喜若狂。也许是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老人当下就写信给远方的儿子，报道了这条重要新闻。那口气和笔调，大有毛泽东当年在解放战争中亲自撰写新闻稿报道“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样，爱憎分明，喜悦难捺。末尾还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时候不到！我算是把共产党服了！”那些情绪化的语言，是极富感染力的，连我读了他的信，都兴奋了好一阵子。可是过了半月有余，父亲又来一信，情绪一落千丈，而且比少调一级工资的牢骚还大。原来那几个被抓的人，又都陆续放了回来，没事人一样地在单位出出进进。父亲百思不得其解。
他原先还总以为人抓了之后，还会进一步落实问题，以至公审公判，至少也得来个撤职处分什么吧。
他对于那几个人的所作所为，也掌握一些蛛丝马迹，正等着公安局来人调査时，提供新线索呢。不料人家根本没深入调查，不明不白就把人放了。老人的心里，就像是被浇了一瓢凉水一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至今也没搞淸。也许他所了解的情况不实吧。总之，父亲的情绪很大，我写信劝他也不听了，只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这种不满情绪一直延续到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可真正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连闹情绪都是那样的老实巴交。200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之日。陕北高原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之后，气温猛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大雪，没有这样冷的天气了。不知怎么，面对着这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竟然引发了对父亲这一段生活的回忆。正是赴洛川会议旧址，为纪念馆的扩建和文物保护问题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却突然想到了父亲。好久没有同父亲“对话”了，想到了这样的一点关于父亲的往事，随即坐在车上匆匆记录了下来。这也算是即将辞去的壬午年里一点纪念父亲的文字吧。写完之后才恍然大悟，当日恰是毛泽东同志的生日。想到人到了晚年，性格总是要有变化。年轻时嫉恶如仇者，可能变成一个和事老人；年轻时的老好人，也许变得与错误言行不共戴天；年轻时精明通达之人，可能偏听偏信，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毛泽东晚年，也是闹过情绪的人，只不过他的身份和地位、权力与威望造成了他一闹情绪，可就是不得了的事情，闹得严重，是要山摇地动，人头落地的。对兮错兮，福兮祸兮？历史自有公论。回忆至此，想到了“晚年情绪”这个标题。200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