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客纷纷回座，刘禹锡缓缓起身，提酒壶至堂中，为众人一一斟酒。斟毕，自举一杯，忽然向众人弯腰鞠躬。众人措手不及，慌忙起身还礼。牛僧孺扶起刘禹锡，道：“刘公何故行此大礼？座下诸人皆公之后辈，何敢当耶？”
“今日春光和暖，高朋满座，本应诗酒词画，共叙风流，不想诸位贤达竟为老夫之郡望而起争执，实乃老夫之过！”
闻听此言，适才争执之人无不惊惶。刘禹锡却微笑摆手，继续道：“不过，今日之筵着实难得，不妨趁此良机，将老夫家世渊源与诸君细细辨明。”诸人闻言驻杯，心怀敬意地静听刘禹锡之言。
“天下望族，无非崔、裴、卢、二王、二李七家，而我朝崇尚门第郡望，自夸与夸赠之风必盛，非独子一人。便是老夫年轻时，也不免俗。如今古稀之岁，想来可笑！老夫当年初到长安，备考之余与在京学子交游往来，因旁人皆自言身出名门望族，于是心生虚荣之念。本欲自夸彭城，然毕竟初出茅庐，风头不宜过盛，因思可认作汉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亦为贤王，据传子嗣多达百余人，支脉不可胜数，料无处可查。因此，方成‘中山刘梦得’之说。”
众人闻言，各自思忖。刘禹锡既非中山人，亦非彭城人，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又思各自往日经历，自夸门第、虚赞他人之事，不免有之。见刘禹锡以风烛之年，言之坦然，众人更觉谬认郡望之事实在索然无味，徒占虚名，止增笑耳。
刘禹锡见众人皆不言语，恐败坏了兴致，提声道：“诸君勿因老夫所言而悸悸然，如此便是老夫的罪过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屡兴浮夸放纵之风，不以不学无术为耻，却以攀比门第为荣，至我圣朝之时，此风已渐渐消减。时至今日，门第虽存，然世人更重道德学问，只望在座诸位——尤其后生才俊，需勤习诗书，胸怀齐治之事，以为正途。若如此，门第之说权作笑谈之资耳，可耶！”
刘禹锡虽作此议，却有矫饰。世人始著郡望，正是兴于唐朝。因名门世家以郡望自矜，相与通连，雄踞一方，更试图垄断朝政，寒门庶子进身艰难，不免奋而抗之。牛僧孺正是庶族官僚的首领人物，以其为核心的庶族进士出身的官僚们，与以李德裕为代表的门荫出身的士族官僚们斗争多年，互有胜负。刘禹锡今日既为牛僧孺座上之宾，虽与李德裕颇有交情，亦不得不敷衍郡望之事，以免主人不悦。
再闻刘禹锡此言，众人忽然心生开朗，再无沉闷之气，纷纷向刘禹锡敬酒，以谢教诲。待一轮饮罢，白居易问：“老朽记得梦得自小在苏州嘉兴长大，梦得祖籍当在嘉兴否？”
刘禹锡摇头道：“非耶！老夫虽生于嘉兴，长于江南，但依先父所言，安史之乱前，我刘氏一族长居洛阳，至安史之乱，方举族迁往江南。”
“那刘公之祖籍，必在洛阳！”牛僧孺断言道，“既是世居洛阳的中原刘氏，必然可追溯至汉室宗亲，刘公虽非彭城、中山，仍可为王侯之后！”
刘禹锡却又摇头：“牛相公且慢！据先父所言及家谱记载，我族七代先祖刘亮，曾为前朝官员，随朝廷迁都洛阳而定居于此。查史书可知，《魏书.高祖纪》有载：‘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又有《周书.明帝纪》载：‘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即至周明帝宇文毓时，仍下诏书重申当初随魏氏南徙的各族民众皆称河南之民。《隋书.经籍志》又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由此可知，我祖刘亮，应于西魏时与西魏朝廷同迁洛阳，我族刘氏，本是来自北方，与汉室之刘氏并非一脉。而北方刘氏源出匈奴。”
“匈奴？”数人异口同声惊呼。
“正是！”刘禹锡肯定道，“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与匈奴冒顿和亲，约为兄弟，故其子孙亦冒用刘姓。西晋时，匈奴刘元海起兵反晋，曾对部众说：‘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刘元海改大单于号为汉王，后又称皇帝，将匈奴冒领刘姓充汉室后裔的谱系延续下来。”
听完刘禹锡所述，众人方恍然大悟。白居易又将酒杯斟满，敬到老友手中。刘禹锡心领神会，大笑道：“乐天呀，你这龟兹后裔，要与我这匈奴后裔痛饮一杯吗？”
白居易却道：“还得多一杯！当年你、我、元微之三人诗冠华夏，没想到我们同为异族之后，可惜元微之这个鲜卑人后裔先行了一步，你我饮酒，怎可不捎上他一杯？”
牛僧孺若有所思，感慨道：“想我大唐气度，恢弘万千，四海精英，齐聚华夏，以此方成千古之盛世。”
刘禹锡接道：“牛相公所言甚是！我大唐之所以能有空前繁荣，正是因为自太宗朝时便广开胸襟，对天下子民一视同仁，令有一技之长者，无论族出何处，俱可为国效力。虽然安史之乱伤我大唐元气极深，但只要朝廷能重拾贞观雄魂、开元气魄，再致天下英才同聚阙廷，使四海来贺，八方来朝，何愁藩镇二心、戎狄不臣，何愁大唐不能再展承平风华？”
言及盛唐气象，时光便失去了统御万物的权威，澎湃豪迈的灵魂激活了年老多病的躯体，刘禹锡走下堂中，与众贤达把盏。刘禹锡之故事朝野尽知，能于德宗至今上凡历七帝而不衰、守其身于党争倾轧之隙者，恐唯此一人耳，因是而受后生推崇尊重，可谓善也！
嘈杂声中，不知何人议论一声：“刘老大人既然祖籍洛阳，当年却与王叔文、王伾那帮南蛮同气连枝，坐受其累，蹉跎岁月，岂不愚哉？”
堂中虽然喧闹，然此语却钻入白居易耳中，居易以幼年曾在符离生活多年，饱受江南人文濡染，未尝不以江南客自居，而又未尝不受其累，至于闻人非议，当下叱之：“何人放肆，竟敢口出不逊，侮辱勋栋？”
一怒既发，众人色变，议论者莫敢复言，旁观者更无答词。牛僧孺问明缘由，亦感尴尬。见无人敢应，白居易拂袖欲去，刘禹锡将他劝住。“乐天且休动怒！禹锡一生所受飞语流言不可胜数，区区议论何足挂齿？我朝疆域辽阔，亘古未有，南北虽有驿道相连、运河可通，但毕竟往来不便，交流不深。由不解而生怨，不亦有乎？可听老夫一论！”
见刘禹锡面无愠色，白居易盛怒渐消，宾主颜色方解。禹锡论道：“方才牛相公曾言，我大唐有贞观至天宝之百年盛世，因其聚拢四海精英，俱为圣朝所用。曩时孰闻南北之争邪？不意胡虏恬颜负恩，骤起贼众，羶臊阙廷，沐猴而冠。崤函之险不敷于拒敌，潼关之固无以为御寇，乃至玄宗幸蜀。肃宗甫立，四方勤王之师往来征战，膏腴之地尽殁于战祸，中原人士避地至东南者日多。据某所知者，近朝股肱之中，乐天早游吴越，韩吏部愈幼随其兄南迁，继而就食江南，柳子厚之父举族入吴，杨於陵客居江南数载，权相公德舆自其父辈时起便已寓家洪州，崔相公群尝隐居毗陵，更有大司徒杜公佑进仕于江南。由是观之，其大势也。天子臂膀，一文一武，若一阴一阳，相合者兴，违合者亡，众文臣贤士若非避居江南，势必辱于贼手，或以死赴国，或折节附逆，则报君者何人邪？
“且夫征战者，实战之以钱粮也，不独朝廷将士，更有回鹘借师，无钱粮供给何以为战乎？当是时，仆射刘相公晏临危受命，领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公任人唯贤，雷厉风行，革新漕运，治理盐铁，敛不及民而民益许之，用度既足而民不加困，令乱不及江南半壁，又以钱粮供王师所用。安史贼酋不识牧民之道，以暴敛对善政，焉有后继之力乎？
“仆射刘相公晏尝置场院于治下诸道，为江南士人辟一出仕之途径，与诸道节度观察使之辟署相类。刘公因治税赋之功而入相，门下之徒相继入掌财政，为枢要之职。亦因江南乃税赋钱粮之仓，朝廷派往江南的官员多精明强干，出镇江南州郡则晋身尤易。与此对应，北方坚持奋战的平叛将士功勋卓著，同望显位。南北相怨，盖由此而生矣。后越州山阴人王叔文由太子陪侍用事，非者众而和者寡，焉由其不以亲之者为心腹欤？叔文持论，一曰削藩，二曰制内，天下知之，而不法者惧之。然削藩与制内乃天下之公论，顺天应人，于是不法者行围魏救赵之计，攻叔文以江南小吏暴起秉政，欲使江南仕人尽占庙堂。朝中官员籍北方者居多，闻之莫不惊恐，遂罗织罪状，聚而倾之，以致事败。其后南北相争之事时有闻之，朝野党争之外，更添纷乱。仕人之心离散，而天下不安。虽宪宗秉刚强之政而成中兴之势，终难相继。至今中人用事，藩镇为患，我等君子为人臣子，孰能自安乎？”语及此，禹锡痛心疾首，其言虽无厉色，却深撼人心。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牛僧孺进士出身，圣人教诲本烂熟于胸，然宦海浮沉，争权夺利、党同伐异，于家国天下往往无暇置目，今日闻禹锡议论，复思圣人言语，作为党争首领，牛僧孺尤觉愧深。而堂中客人未尝无有以籍地、朋党而论世是人非者，闻长者教训，焉能不自惭形秽、反躬自省？
牛僧孺虽有赧颜，然细思之，却不得不示意刘禹锡慎言。永贞一案至今尚未平反，虽然当年之人已凋零将尽，但其削藩、制内之主张，仍为当朝所忌讳。南衙耳目甚广，如若闻之，必以刑求。
禹锡往日无论应酬唱和还是与人议论，罕有如此直白恣意之态。牛僧孺、白居易深知永贞内情，后又经甘露之变，目睹株连之烈，急欲阻之，奈何禹锡兴起，视而不见，更因堂下后生晚辈多不闻当年旧事，听禹锡三言两语唯觉不足，纷纷探问根由。虽有牛僧孺喝止，但众人更加好奇，即缄于口，亦形于色。
见刘禹锡仍未有罢休之意，牛僧孺急急懊恼，白居易却心生感伤，谓牛僧孺道：“牛相公勿扰，老朽与梦得常相佐伴，深知他有一腹苦怨，三十七年未得倾诉，方今已逾古稀，欲言之于后生，无为不可也！”
牛僧孺叹道：“梦得今日一反常态，只怕将胸中块垒吐尽，人也已到油枯灯尽之时。”见刘禹锡与众人谈兴正浓，便不再阻拦，只命仆人关闭府门，不许外人进出，内又添上新酒，惟愿美酒醉人，不使片语外传。此时刘禹锡微醺，亦不入上座，却请人置一蒲团于堂中，令众人围拢过来，听他讲述那些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历史……
当刘禹锡在邙山聚会上一吐块垒后，便决定自己应该留在洛阳家中好好休息，以待来日。然而，他的足疾一发不可收拾地日益恶化，使他感知来日不多。刘禹锡拒绝家人为他请医诊治的建议，他对自己生命的掌握甚至超过任何神明。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就要走到终点了。当世能给他的，只有文坛上的些许微名，真正能读懂他的人，也许在未来。他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笔墨，诚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一生，好让后人能够从迷雾万重的史书中读到那个最真实的刘禹锡。
抱病之中，刘禹锡将生命最后的光辉，化入了这篇《子刘子自传》之中：
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还，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祖锽，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埇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小子承夙训，禀遗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殒灭。后忝登朝，或领郡，蒙恩泽，先府君累赠至吏部尚书，先太君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赠至范阳郡太夫人。
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官司闲旷，得以请告奉温清。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及丁先尚书忧，迫礼不死，因成痼疾。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乐江淮间，汝宜谋之于始。因白丞相以请，曰：“诺。”居数月而罢徐泗，而河路犹艰难，遂改为扬州掌书记。涉二年而道无虞，前约乃行，调补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为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弃天下，东宫即位。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积久，众未知之。至是起苏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遂阴荐丞相杜公为度支盐铁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内职兼充副使。未几，特迁户部侍郎，赐紫，贵振一时。予前已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馀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言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谥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宰相贬崖州。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九年，诏征，复授连州。自连历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为铭曰：
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寝于北牖，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魂无不之，庸讵知兮！
作完自传后不久，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秋，刘禹锡溘然长逝于洛阳宅中，官终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后追赠兵部尚书，葬于祖坟荥阳檀山原。
刘禹锡去世后，白居易再无诗力相抗之人可与他唱和，独自在世之悲苦漫溢而出，汇成两首哭刘禹锡之诗：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
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
窅窅穷泉埋宝玉，骎骎落景挂桑榆。
夜台暮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哭刘尚书梦得二首》
在名家辈出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是卓然独树一帜的重要诗人。他的诗远绍《诗经》《楚辞》的创作精神，近取杜甫博大浑涵之风采和民影俗谣清新刚健之气，既不同于韩、孟诗派的尚险求奇，也有别于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他的诗风亦如其人，豪迈刚劲，时见悲凉、沉重，但不衰颓，更不失坚韧的精神，读之常令人起肃然敬畏之感，所以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刘白唱和集序》），历代论者也几乎一致公认。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白居易集》卷六九）言：“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为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诗豪”之说，得到历代论者几乎一致的公认。例如宋人宋祁《新唐书.刘禹锡传》、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都引用并赞同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明人胡应麟《诗薮》称：“唐七言律……梦得骨力豪劲。”胡震亨《唐音癸签》也说“禹锡有诗豪之目”，是“才情之最豪者”。瞿佑《归田诗话》说禹锡“英迈之气，老而不衰”。清沈德潜则说“大历十才子后，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刘长卿）”（《说诗晬语》）。
由于刘禹锡长期经受磨难，对政治、历史、天道、人生作了深刻的思考，使他的诗还有一种哲人的睿智，感慨深沉，思想深邃，力度雄浑，又不乏耐人涵咏的韵味。他兼擅五七言古体与近体律绝，写得最出色的是七绝和七律。他用古体形式写的比兴寄托的讽喻诗，如《昏镜词》《养鸷词》《聚蚊谣》《百舌吟》等，针砭时弊，爱憎鲜明，批判力强。咏史怀古之作数量不算多，基本上采用五七律绝的形式，在吟咏前朝史事及其有关的风景遗迹中，抒写出深沉的怀古幽思与深刻的现实忧患意识，并使二者融为一体。其中《金陵五题》《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等篇，都是千古传诵的杰作。他在朗州、夔州等地任职时，还努力向民歌学习，直接运用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民歌曲调创作，既有民歌的浓郁生活气息和生动活泼风格，又有文人诗的精炼、优美、含蓄，可谓雅俗共赏，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带有民歌风的诗，讴歌荆楚、沅湘、巴蜀等地的风土人情、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大大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此外，刘禹锡还是最早尝试写词的文学家之一。刘禹锡的诗歌并不只在他生活的时代享有盛誉。他的诗歌风格对杜牧、李商隐等晚辈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大家也对刘禹锡的诗歌推崇有加。
同时，刘禹锡的文章虽说成就逊于其诗，也许不及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韩愈、柳宗元，但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刘禹锡引用同时代的古文家李翱的一段话：“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证明他自己也认可这个评价当之无愧。刘禹锡强调“文章之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主张“有为而为之”（《唐故衡州刺史昌君集纪》），他说：“文之细大，视道之行业。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这些见解，都是同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理论相一致。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除了公文、应酬文一类的作品以外，大都言无虚发，具有积极、深刻的思想内容。宋人谢采伯的《密斋日记》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这个看法是公允的。
刘禹锡的文兼备众体。其赋现存十篇，大部分作于被贬谪期间，有的抒发抑郁寡欢的意绪，如《问大钧赋》；有的用以砥砺意志，如《砥石赋》。作于晚年的《秋声赋》，在舒泄孤愤中仍发出乐观进取的呼声。
除赋外，刘的表状奏启、碑传铭诔、书信序记等均有不少作品。其中最有思想和文学价值的是他的论文和杂文。他的论说文一般具有论证充分、说理透辟、词锋犀利、善于设譬等特点，读来令人感到雄健晓畅，有气势有力度。文章深入浅出，令人信服。譬如，《天论》运用了设问、对答等形式，行文上注意排比句、对偶句的运用，乃至声音韵律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如上篇论天道人道之不同，从“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到“人之能也”一段，一系列以四言为主的排比句宛如奔马，联翩而来，如激湍，滔滔流泻，其中摆出大量事实，极富气势。刘禹锡对自己的论说文也颇为自负。他在《祭韩吏部文》中道：“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唐人有“杜诗韩笔”之称，所谓“笔”，就是指一般的散文。刘禹锡认为自己长于写论说文，而韩愈长于写一般的散文，各有所长。论说文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刘禹锡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比韩愈进步、通达、深刻、辩证，加上运笔引文也同韩愈一样深得先秦诸子散文的神理技法，所以说他的论说文的成就比韩愈高些，不为无据无理，至少，也可与韩愈媲美。
刘禹锡的杂文，如《因论》七篇，《鉴药》《儆舟》都能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来挖掘有关政治与人生的哲理，颇能启人灵智。其记叙性散文《机汲记》《救沉志》，题材新颖别致，叙事生动，富于文采。他的哀祭文，如祭韩、柳二文，感情真挚，深沉动人。
然而，刘禹锡的成就绝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精通医学、哲学，甚至对天文也有一定研究。同时，他更是一位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论著《天论》三篇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等学说，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刘禹锡用他的生命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是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卓越力量。虽然他挽救不了大唐的衰败，但后人可以从他的诗文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将我们的时代推向辉煌！
回顾刘禹锡的一生，如果说他在诗歌文章中对群小诽议、败事有余进行猛烈讽刺，却因只能等待良机而略显气势稍颓、只能坐待奸邪失势自亡而略显匡正乏术，那么当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唯我独尊（取原意：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代表我“我识”，即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保持本我更重要，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独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心）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后，却恒久地激发着民族的正能量！
刘禹锡是宏大的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阅读他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下，引领我们憧憬未来。古圣今贤们一脉相传、世代丰富的精神力量，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永葆活力的源泉。不畏浮议，不惧众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道路，是中华文明每一个辉煌时代的共同特征。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只要用心读一些刘禹锡的诗文，必定会得到信心与毅力的加持，这将是我们创造更多奇迹的开始！
（2015.1，三稿于檀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