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仲淹奏请以两府兼判政事，诏以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未果。
九月，吕夷简卒，晏殊罢，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檄正患病的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合兵抢修细腰城，断明珠、灭臧交通西夏之路。
十一月，王拱辰等兴“奏邸之狱”，范仲淹等所荐新进名士皆贬逐殆尽，苏舜钦、刘巽被除名为民，王益柔、王洙、章岷、刁约、江休复、宋敏求等十人被贬谪外放。范请罢参知政事，乞知邠州。是年，吕夷简、陈尧佐、王沿卒。
（庆历五年）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以贾昌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王贻永为枢密使，庞籍为副使。
二月，韩琦上书仁宗，为富弼辩解营救，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
四月章得象罢。
八月，欧阳修为范、富、杜、韩四人辩解，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富弼也被解除京东、西路安抚使。
用心检索这两年年谱，富弼、石介“谋逆案”发生后，“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在这两年的诗文中，并无片言只语与此案相关，却在山西留下著名的三首记游诗：《绛州园池》《尧庙》《晋祠泉》，于作者心境与所思，或可透露一二，尤其是《尧庙》。三首诗如下：
《绛州园池》
绛台使君府，亭阁参园圃。
一泉西北来，群峰高下睹。
池鱼或跃金，水帘长布雨。
怪柏锁蛟虬，丑石斗貙虎。
群花相倚笑，垂杨自由舞。
静境合通仙，清阴不知暑。
每与风月期，可无诗酒助。
登临问民俗，依旧陶唐古。
《尧庙》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舜亦致熏风。
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
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
《晋祠晋》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
一源其澄静，数步忽潺湲。
此异孰可穷，观者增恭虔。
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
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
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
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
三代之法，三代之治，一直是范仲淹向往中的王道德治，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从政理想，是他不惜以近花甲之年，勇锐担纲庆历新政的原动力。如今身在河东这华夏文明摇篮之地，仿佛沐浴在尧天舜日之中，禹平洚水，舜致熏风，尧行揖让，这是多么美好的千古功德！可想想自己的庆历新政，事功未见，初衷艰难，前景何堪？真是“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纵然“每与风月期”，可何时才能“依旧陶唐古”呢？……一种巨大而令人悲苦难言的失望，紧紧揪着作者的心。这天大的心思，又何能用片言只语诉说？又向谁去诉说？唯其沉默，还欲则个？
这里顺便剔一谬误，至少笔者如此认为。有人说这首《尧庙》诗作于八年前的饶州任上：“仲淹在饶州读了梅尧臣的诗，想起自己与梅尧臣有过‘京师同逃酒’的友谊，感到觅到了一位知音，此刻他很想见到梅尧臣，便从陆路日夜兼程来到建德县城，梅尧臣把酒迎风，热情接待，两人谈政治、谈诗歌，彻夜难眠。梅尧臣向范仲淹介绍了建德县的风土人情和悠久历史，并向范仲淹讲述了远古时的尧帝……范仲淹急于探寻帝王遗踪，第二天由梅尧臣陪同先在县城瞻仰了尧祠，又远足十五里，登上历山，在尧庙前放情逸志，浮想联翩。”遂“妙手偶得”了这首《尧庙》诗。此说有点玄乎，范、梅关系已如前述，难为“知音”不说，范仲淹专程去建德寻访过梅尧臣吗？但他八年后在三晋大地行走近五个月，以他酷爱游览的性情，拜谒山右三大名胜并题诗，不但可能，且多史证。尧庙位于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尚书》载“尧都平阳”。尧在四千多年前就定都平阳，划定九州，形成中国最早的行政格局，平阳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尧庙始建于西晋，旧址在汾河以西，西晋元康年间迁至汾河东岸；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658），庙址由府城西南迁至城南现址。尧庙俗称三圣庙，是中国专门纪念尧、舜、禹三位先祖的庙宇。范仲淹由南向北行，先去绛州“绛守居园池”，历代俗称“隋代花园”，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由内军将军临汾令梁轨开创。大业元年（605），炀帝的弟弟汉王谅造反，绛州薛雅和闻喜裴文安居高垣“代土建台”以拒，因此形成了大水池，后几经添建修饰，遂成名胜古迹“居园池”。绛州往北几十公里便是平阳尧庙。再北上至太原，即可游晋祠。晋祠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周武王有“桐叶封弟”故事，叔虞受封于唐，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其子姬燮即位，因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这便是山西称“晋”的来历。人们缅怀叔虞功绩，便在悬瓮山下之晋水源头，修起一所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范仲淹素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情结，专程拜谒，其在必然。
回到本题吧。继续检索年谱，范仲淹于庆历四年年底，由河东回到京城，跳过年，“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虽则在京有短暂停留，但对于前不久发生的“进奏院案”，在“是年诗文”中，同样查不出有片言只字与此案相关，唯有上年十一月一份《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若非要与“苏、王案”扯上点关系，那是前年有过《再奏乞召试前所举馆职王益柔章岷苏舜钦等》了。现在来看《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
臣近与韩琦上言陕西边画，略陈八事，须朝廷遣使，便宜处置，方可办集。又近睹手诏下问合用何人镇彼西方，两府已奏见选人进呈次。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须防将来之患。臣久居边塞下，诚无寸功，如言镇彼西方，保于无事，则臣不敢当。但稍知边情，愿在驱策，虽无奇效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经画，措置兵马财赋，及指踪诸将，同心协力，以御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于后时，愿圣慈早赐指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
范仲淹此奏，表面看，完全是就事说事，平静、平实、平淡，所陈内容很是单纯而具体，一是强调边患未去，急需有人去做事；二是要求辞去副宰相之职，情愿再去效力疆场。假如撇去风雨正骤的庆历新政背景，则根本觉察不到这份“请调报告”的雄沉内蕴和不同凡响。其实只要琢磨一下最后这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便知大有天地了。试想：一个国家副总理级的大干部，忽地要求下放自己，做一个边远地区的芝麻官，而且特别强调不要任何附加头衔，这不啻是一枚震憾弹！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他在闹大情绪，以此要挟中央领导；二是，他对目前一切大失所望，失望之极，是那种特别巨大而且令人悲苦难言的大失望。这种失望譬如高山，是对头顶太阳的失望，是对周围群山的失望，是对自己恨不逢时、难慰平生的失望。这种失望，此时正好属于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