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胡宿撰。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天圣二年进士。历官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由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致仕。文恭其谥也。事迹具《宋史》本传。宿立朝以廉直著，而学问亦极该博。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於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其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訇，亦可仿佛盛唐遗响。陈氏《书录解题》载宿集七十卷，久无传本。近人编《北宋名贤小集》，所辑仅寥寥数篇，厉鹗撰《宋诗纪事》搜罗至博，所录宿诗，亦只从志乘掇拾，未窥全豹。至金元好问选《唐诗鼓吹》，误编入宿诗二十馀首，说者遂以为唐末之人，爵里未详。今考好问所录诸诗，大半在《文恭集》内。且其中有《和朱况》一首，其人为胡氏之婿，与宿同籍常州。
具见所撰《李太夫人行状》，确凿可据。好问乃不能考证，舛错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间，其集已罕覯矣。今惟《永乐大典》分采入各韵下者，裒而录之，计诗文一千五百馀首。虽未必尽合原目，而篇帙较富。已可什得其八九。谨以类编次，釐为五十卷。庶俾艺林好古之士得以复见完书。其有《永乐大典》失采而散见於他书者，则别加搜辑，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焉。
《武溪集》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余靖撰。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进士。累除右正言，知制诰。
出知古州，经略广西南路安抚使。预平侬智高，迁工部侍郎。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曰襄。事迹具《宋史》本传。靖初为台谏，以申救范仲淹外贬。蔡襄因作《四贤一不肖》诗，颇涉标榜。（语详《蔡忠惠集》条下。）然实襄随众嚣譁，非靖之本志。迹其生平树立，要不失为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讨平侬智高，靖磨崖作记，以旌武功，当时咸重其文。尝奉命使辽，作《契丹官仪》一篇，颇可与史传参证。他如《论史》、《序潮》诸作，亦多斐然可观。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於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是集乃其子屯田员外郎仲荀所编，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诗一百二十、碑志记五十、议论箴碣表五十三、制诰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状启七十五、祭文六。卷目与欧阳修所撰墓志相合。
其奏议五卷，别为一编，今已散佚，故集中阙此体焉。历元及明，几希湮没。成化中邱濬抄自内阁，始传於世。今所行本为嘉靖甲午都御史唐胄所重刊云。
《安阳集》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韩琦撰。琦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盖即原本。琦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吕祖谦编《文鉴》，录其文十首。其中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诸篇，皆正论凛然，足觇其大节。诗句多不事彫镂，自然高雅。
“黄花晚节”一联，久为世所传诵。而其他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江少虞《事实类苑》称：“琦作《喜雪》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枝擎重玉龙寒。’人谓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会，非琦本旨。至於司马光《诗话》称：“琦罢相守北京，新进多凌侮之，琦为诗云：‘风定晓枝蝴蜨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推其微婉。”强至《韩忠献遗事》称：“琦在相台，作《喜雨》诗断句云：‘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谓此真做出相业。”
则实能得其寓意。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名臣言行录》载：“司马光辞枢副时，琦有书与文彦博。”《东莱诗话》载：“是时亦有二书与光。”吴师道《礼部诗话》载：“琦手书《早夏》三诗，备萧散闲適之趣。”皆《安阳集》所无。又陆游《渭南集》有《韩忠献帖跋》，称“西夏犯边，琦当御戎重任，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才，观此帖可见。”今集中亦未载入。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此集之后，旧附家传十卷，别录、遗事各一卷。检验《通考》三书，本各自为目，乃后人汇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别著录於史部，从其类焉。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议》，已著录。是编本名曰《丹阳集》，凡诗赋五卷，二百六十八首；杂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苏轼为之序。淳熙丙午鄱阳从事綦焕校定旧刻，又得诗文三十七篇，为《遗集》附於后。即今《别集》。
其《补编》五卷，则国朝康熙中仲淹裔孙能濬所搜辑也。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苏轼称其天圣中所上《执政万言书》，天下传诵。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者。盖行求无愧於圣贤，学求有济於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初不必说太极，衍先天，而后谓之能闻圣道；亦不必讲封建，议井田，而后谓之不愧王佐也。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
《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洙有《五代春秋》，已著录。洙为人内刚外和，能以义自守。久历边塞，灼知情形。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没也，欧阳修为墓志，韩琦为墓表，而范仲淹为序其集。其为正人君子所重，与田锡相等。至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邵伯温《闻见录》称：“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及洙作记。修文千馀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又称“修早工偶俪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韩退之之文学之。盖修与洙文虽不同，而修为古文则居洙后也”云云。盖有宋古文，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转为所掩。然洙文具在，亦乌可尽没其功也。集凡二十七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二十卷者，盖传写之脱漏。其《双桂楼》、《临园驿记》集中未载，当由编录之时已佚其稿矣。
《孙明复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复撰。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已著录。案《文献通考》载孙复《睢阳子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赵国麟家，仅文十九篇、诗三篇，附以欧阳修所作墓志一篇。盖从《宋文鉴》、《宋文选》诸书钞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复集久佚，得此犹见其梗概。苏辙《欧阳修墓碑》载：“修谓於文得尹师鲁、孙明复，而意犹不足。”盖宋初承五代之敝，文体卑靡。穆修、柳开始追古格，复与尹洙继之。风气初开，菁华未盛。故修之言云尔。然复之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者，又别为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执也。至於扬雄过为溢美，谓其《太玄》之作非以准《易》，乃以嫉莽。则白圭之玷，亦不必为复讳矣。
《徂徕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后以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事迹具《宋史》本传。初，介尝躬耕徂徕山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因以名集。介深恶五季以后文格卑靡，故集中极推柳开之功，而复作怪说以排杨亿，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见。虽主持太过，抑扬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为者。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而终未脱草昧之气，亦笃论也。欧阳修作介墓志，称所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当分为二部。此本统名《徂徕集》，殆后人所合编欤？第四卷内《寄元均叔仁》、《读易堂》、《永轩》、《暂憩》四诗，有录无书，则传写脱佚，亦非尽其旧矣。介传孙复之学，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然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诡激。王偁《东都事略》记仁宗时罢吕夷简、夏竦，而进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王素、欧阳修、余靖诸人。介时为国子直讲，因作《庆历圣德诗》，以褒贬忠佞。其诗今载集中。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然唐宪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颂》以纪功，是其职也。至於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史称孙复见诗，有“子祸始此”之语。是犹为一人言之，未及虑其大且远者也。虽当时以此诗得名，而其事实不可以训。故仍旧本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襄撰。襄有《茶录》，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襄集六十卷、奏议十卷。《文献通考》则作十七卷。多寡悬殊，不应如是。疑《通考》以奏议十卷合於集六十卷，总为七十卷。而传刻讹舛，倒其文为十七也。然其初本世不甚传，乾道四年王十朋出知泉州，已求其本而不得。后属知兴化军锺离松访得其书，重编为三十六卷，与教授蒋邕校正鋟版，乃复行於世。陈振孙《书录解题》惟载十朋三十六卷之本。与史不符，盖以此也。元代版复散佚，明人皆未睹全帙。闽谢肇淛尝从叶向高入秘阁检寻，亦仅有目无书。万历中莆田卢廷选始得钞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陈一元刻於南昌，析为四十卷。兴化府知府蔡善继复刻於郡署，仍为三十六卷，而附以徐<火勃>所辑《别纪》十卷。然卢本错杂少绪，陈、蔡二本均未及铨次。后其里人宋珏重为编定，而不及全刻，仅刻其诗集以行。雍正甲寅，襄裔孙廷魁又裒次重刻，是为今本。观十朋序称所编凡古律诗三百七十首、奏议六十四首、杂文五百八十四首，则已合奏议於集中。又称尝於张唐英《仁英政要》见所作《四贤一不肖》诗，而集中不载，乃补置於卷首。又称奏议之切直、旧所不载者并编之。则十朋颇有所增益，已非初本之旧。今本不以《四贤一不肖》诗弁首，又非十朋之旧。然据目录末徐居敬跋，则此本仅古今体诗从宋珏本更其旧第。其馀惟删除十五卷、十九卷内重见之《请用韩琦、范仲淹奏》一篇而已。则与十朋旧本亦无大异同也。襄於仁宗朝危言谠论，持正不挠。一时号为名臣，不但以书法名一世。其诗文亦光明磊落，如其为人。惟其为秘阁校勘时，以《四贤一不肖》诗得名，《宋史》载之本传，以为美谈。今考其时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亦上书请与同贬，欧阳修又移书责司谏高若讷，均坐谴贬谪。
襄时为秘阁校勘，因作是诗，至刊刻模印，为辽使所鬻。夫一人去国，众人譁然而争之，章疏交於上，讽刺作於下。此其意虽出於公，而其迹已近於党。北宋门户之祸，实从此胚胎。且宋代之制，虽小臣亦得上书，襄既以朝廷赏罚为不公，何难稽首青蒲，正言悟主？乃仅作为歌诗，使万口流传，贻侮邻国，於事理尤为不宜，襄平生著作，确有可传。惟此五篇，不可为训。欧阳修作襄墓志，削此一事不书。其自编《居士集》，亦削去《与高司谏书》不载。岂非晚年客气渐平，知其过当欤？王十朋续收入集，殆非襄志。读是集者固当分别观之，未可循声而和也。
《祠部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