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字海寻趣
5271200000043

第43章 避席畏闻文字狱(1)

——汉字之祸

清代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如同谈虎色变。其实,汉字之祸,罪不在汉字,而在于中国的人治文化传统。

仓颉夜哭良有以——宋代之前的文字之祸

据说,仓颉先生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于小鬼们为何因为仓颉造字而在夜里哭泣,清代诗人吴梅村解释得极为有趣:“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

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统治者最早控制言论的事件发生在周厉王时期,相传周厉王横征暴敛,荼毒生灵,举国上下怨声载道。史家记载道:“国人谤王。”周厉王搜罗了一群卫巫充当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禁止人民谈论国事。一旦发现“谤者”,抓来即杀。一时间人人自危,甚至在路上遇见熟人,连招呼也不敢打,只能“道路以目”。召公就谏周厉王弭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周厉王却将召公之言当成耳旁风。结果,人们无法忍受暴君的统治,终于暴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国人暴动”,时为公元前841年。

宋代之前最著名的文字之祸是春秋时代齐太史兄弟三人因直书史实被杀一事。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记录后,对史官用“弑”字感到不满,命令史官改掉,史官不从,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二弟、三弟秉承兄业,还是记录“崔杼弑其君”,亦被杀。最后一个弟弟还是用了“弑”字,崔杼被太史四史弟的凛然正气震慑住了,没有勇气再杀掉老四。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专制制度不断完善,因文字而获罪的事屡见不鲜。而有意识地通过文字罗织罪名,应该始于北宋的“乌台诗案”。

作诗博得一生穷——苏轼“乌台诗案”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此时适逢宰相王安石变法,苏轼不赞成王安石新法。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中写道:“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不料,这却惹怒了那些附从王安石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在层层密网下,苏轼终于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缜、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被查的诗多达一百多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捕后,苏轼的弟弟苏辙给宋神宗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宋神宗此时也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就连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太后听说苏轼的事后,也抱病责备宋神宗。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历史上,这是以“诗案”称“文字狱”的开端。

一个“殊”字引发一场劫难

——朱元璋制造的文字狱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明朝初年,朱元璋以严刑治国,大兴文字狱,也是他刑杀作风的必然产物。

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一贫苦农家。元朝末年,淮北大旱,瘟疫横行,朱元璋的父母与大哥均病饿而死。17岁时,朱元璋为了活命,先是四处打零工,后出家为僧。后来,朱元璋所在的寺庙被起义军烧毁,朱元璋走投无路投靠起义军,屡建功勋,至47岁建国称帝。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高峰!

文字狱在明初朱元璋当皇帝时有个特殊的名称,叫“表笺祸”。明太祖登基后,按照前代典礼,规定凡遇正旦、万寿圣节,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号与册立东宫等礼节之时,内外文武诸司均需进表笺致贺。“表”指进上位之文,“笺”,则用于上东宫,二者体制有别,以示尊卑。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大都是一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之辞。殊不知,许多官员就是因为这样的“官样文章”而惹上杀身之祸。

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所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怀疑是讽刺而遭满门抄斩。因为“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处死。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朱元璋却解释说,“生”则僧也,“光”则秃也,“则”音近于贼。因此勃然大怒,将徐一夔斩首。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明朝有一个叫黄溥的人在《闲中今古录》中把它们统称为“表笺祸”。因“表笺祸”送命的人越来越多,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上奏请朱元璋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太祖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命令以后如果遇到庆贺谢恩,官员们照表式抄录,送上即可。从此,文入学士乃至政府官员才避免因文字纠葛而蒙受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