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许多士子们不肯与新朝合作，也是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重要原因。士子们留恋旧朝，又看不起农民出身的皇帝，对新朝的前途缺乏信心，故此，大多数人都不愿出仕。所以，明初征辟士子，往往由地方官押解上路，如同囚徒。而一些武将自以为出生入死打下天下，见到文人被重用，心存嫉恨，屡屡中伤。有人在太祖面前说，文人善于讥讪：张士诚的名字是请身边文人起的雅名，却不知《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也”，其实是在借机骂他。太祖一查，果然如此，因此非常注意从臣子的文字中寻找“讥讪”字句，屡兴文字狱。著名诗人高启，应苏州知府之请，为其新宅写了《上梁文》，结果因文中有“龙蟠虎踞”一词被腰斩。状元出身的翰林院修撰张信，是皇子们的教师，有一次，他教皇子们写字，随手写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贴，碰巧给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见了，认定张信是借古讽今，嫌朝廷寒酸，怒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随即下令将张信腰斩。
对读书人如此，对僧人也是一样。有一次，朱元璋请了一位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和尚来宫中吃饭。这位和尚一见皇帝请自己吃饭，非常高兴，在酒宴上即兴赋诗一首献给朱元璋。其中有这么一句：“金盘苏合来殊域。”意思是：金盘子里装的苏合香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朱元璋抓住“殊”字做开了文章。他认为“殊”字左边是一个“歹”字，“歹”字的本义是“死”，后引申为“坏”、“恶”的意思；右边的“朱”，指朱元璋自己或朱明王朝，“殊”就是“歹朱”、“死朱”、“坏朱”的意思。他认为这个和尚有意用“殊”字骂他，于是下令将这个和尚杀了。
万马齐喑究可哀——清朝文字狱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清朝为何实行文字狱？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年间，主要为了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朝廷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治。
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被革职，交刑部论罪。同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五年，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康熙皇帝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开博学、鸿儒科选仕，以振起文运。但康熙皇帝在文字方面也非常敏感，康熙年间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朱方旦案等。
庄氏明史案。康熙年间，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都被处死。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画像
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年间，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雍正皇帝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不料年羹尧开始居功自傲，久而久之，雍正皇帝就想除之而后快，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雍正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雍正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雍正时期比较著名的文字狱还有吕留良、曾静案，这也是清朝唯一一件和谋反还搭点边的文字狱。据记载，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弟子教书，后来他落发为僧，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吕留良死后，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熙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匡复明朝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代同谋不成之下，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代。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乾隆时的文字狱，达到顶峰，比较著名的是王锡候字贯案。相传，江西举人王锡候历时17年，编写了一本简明实用的字典《字贯》。想不到，这部普通的字典，却招来了一场大祸。祸起于该字典一篇王锡候写的“自序”。王锡候认为《康熙字典》所收46万字，查阅时往往“查此遗彼，举一漏十”。而《康熙字典》却是康熙皇帝“御制”的，这样无疑是贬损了康熙皇帝。王锡候本家有个光棍无赖王泷南，为了报复王锡候过去曾告发过自己，向官府告发王锡候的《字贯》有“狂妄悖逆”之罪。乾隆御览了《字贯》以后，勃然大怒，认为该书在“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于是断定“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这样《字贯》一案，突然升级为钦办特大逆案。案发这年十一月，王锡候即被执行死刑，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21人株连判罪，连未满周岁的小儿子也判为功官家奴。查没家产时，把家用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通计算在内，官府估价不过六十几两银子。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