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财政政策的灵活性
2004年，福布斯公布了一项名单——谁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总统？在美国前总统里根去世后，这一原本没有定论的问题又再次成为美国人争论的焦点。最后被美国公众认为最会搞经济的克林顿荣居榜首。
克林顿为何被评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总统？原因是，美国政府一向以财政赤字而闻名，而前总统克林顿时代赤字却转为赢余。
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8年内（1993年到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非常强劲，年均涨幅高达3.5%，高于吉米·卡特和里根两人在任时的水平，只是稍逊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所在美国60年代经济腾飞时的表现。而且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就业形势一片大好，新增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除卡特之外的任何一位二战后的美国总统。此外，克林顿也很会抓住时机，他在美国人均收入涨幅停滞多年，刚刚出现上升势头的时候适时决定增税，结果使联邦政府的收入出现了大规模的盈余。最终，克林顿凭着自己手下一个最小规模的政府机构，实现了自约翰逊总统时期以来美国GDP最强劲的涨幅，也使美国政府自杜鲁门总统以来，首次真正地出现了财政盈余的局面。
但小布什上台后，适逢经济衰退，又对外连续用兵，导致再次出现高额赤字。巨大的财政赤字引发贸易赤字，美国成为世界上双赤字最为严重的国家。如今的美国是发达国家寅吃卯粮的典型代表。
国家财政是指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社会管理职能，凭借政权的力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国家财政收支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两部分。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它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
财政政策成为调节经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常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来临。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增长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着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我们的财政政策采取“有保有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控制财政支出从而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从2008年11月起对财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1998亚洲经济危机后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会议上，确定了2011年的财政政策，虽继续积极财政政策，但将大大淡化“政府直接投资”的色彩，“积极”所指，转为通过财政补贴，熨平社会贫富差距，提高居民收入，以支撑消费和内需增长。会议上指出，2011年要在减税让利上有所作为，通过贴息、政府基金等支持中小企业，激活民间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随着经济回暖，财政政策必然会有所调整，这就是保持其灵活性。财政政策的转变，体现在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上。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在经济企稳向好，宏观调控政策在扩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将开始强调针对性和灵活性，“强调针对性和灵活性，也就是更强调政策的效果。”
税率高税不一定多
古时候，胡子是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埃及法老的人造胡子体现了他们的身份；波斯君主也喜欢蓄浓密卷曲的胡子，并用指甲花精心染过，香气扑鼻。
在俄罗斯，彼得大帝登上王位之前，蓄大胡子意味着对俄罗斯悠久文化和习俗的尊重，并且能将俄罗斯人与拉丁人、东正教徒与主教徒区分开来。伊凡雷帝时代，教会要给剪短和剃掉胡子者定罪。
但是彼得大帝并不喜欢胡子，于是以国家的名义，一个新的税种“胡子税”出现了。1705年，彼得大帝要求国民剃须，并向那些拒不从命者征收每年的蓄须税。据当时的典籍记载，税额在30～100卢布不等，这是来源稳定的税种。看来，忤逆王意者大有人在。当时规定：按时足额缴纳者可以拿到一枚正面印有胡子的铜章。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
税收这一概念的要点可以表述为五点：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分配的依据是国家的政治权力；税收是用法律建立起来的分配关系；税收采取实物或货币两种征收形式；税收具备强制性、无偿性和相对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
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无偿地取得实物或货币的一种特殊分配活动。它体现着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税、纳税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
在宏观经济中，税收的作用不容小觑，具体表现为促进平等竞争；调节经济总量，保持经济稳定；合理调节分配等。但税率是不是越多越好了？
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数量的税基来说，能征收到的税收越多。比如对100元的收入征税，100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5％，那么国家可以从中收取5元税收；而如果将税率提高到10％，国家可以从中收取10元的税收，与原来相比，国库中多了5元钱。
《论语》中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有趣的对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如下：
哀公问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里钱不够，应该怎么办？”
有若回答说：“能不能将老百姓的税从百分之二十减到百分之十呢？”
哀公说：“收百分之二十的税，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减到百分之十，那不更少了吗？”
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
这个故事与西方的“拉弗曲线”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拉弗曲线”理论却认为，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会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征取的税收数量下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拉弗曾在一次白宫宴会上，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讲解说：当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也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额也随之上升；当税率增至某一点时，税收达到最高额，这个点就是最佳税率。当税率超过这个最佳税率点之后，税收额不但不增，反而开始下降。
“拉弗曲线”理论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特别流行，“供给学派”也由此在经济学界名噪一时。1980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来为里根“上上课”，让他学习一些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第一位给他上课的就是拉弗。拉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向里根推销了一通他的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理论。当拉弗说到“税率高于某一值，人们就不愿意工作”时，里根兴奋地站起来说：“对！就是这样。二战期间，我正在大钱币公司当电影演员，当时的战时收入附加税曾高达90%。我们只要拍四部电影就达到了这一税率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那么第五部电影赚来的钱将有90%给国家交税了，我们几乎赚不到钱。于是，拍完了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到国外旅游去。”
正因为里根本人的经历与“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大力推行减税政策。里根执政期间先后实行了以下措施：降低所得税率；简化税制；注意保护税收中性原则，减少对私人经济的干扰。从1983年开始，美国经济戏剧性地开始强劲复苏，显示了减税计划对刺激社会产出增加有短时而迅捷的效果。
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通过汽车和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决定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的购置税从10%减到5%。2009年1至7月，国产汽车销量达到718万辆，同比增长23.38%。所以国家的税收最终反而更多了。
再分配是贫富的调节器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的《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提到，“要着力做好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实施积极的就业再就业政策，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他曾多次提出了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想法，也切实关心群众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
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下列途径来进行：
1．国家预算。国家预算是国家制定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首先把各个部门上缴的税金集中起来，形成国家预算收入，然后通过预算支出形式，用于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国防建设、福利设施、行政管理等各方面。
2．银行信贷。银行信贷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条件下，把社会闲置的资金和货币集中起来，然后向单位、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这就改变了资金使用的主体、使用的方向、使用的时间，从而对国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同时，通过差别利率，信贷机构获得了利润，可用于充实信贷资金、提留信贷企业基金、支付职工工资。存款者和贷款者的收入也由于差别利率得到调整，使一部分国民收入在工商企业、职工、居民之间进行了再分配。
3．劳务费用。在社会主义分工体系中，有一部分劳动者用自己提供的劳务，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享受各种劳务的劳动者，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各种劳务费用。提供劳务活动的单位，在得到劳务费用后，用于支付职工工资、支付管理费用、提留基金和上缴国家税金。因而，通过劳务费用的支付，一部分国民收入实现了再分配。
4．价格变动。价格变动不能增加或减少国民收入总量，但会改变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的分配。价格的调整和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着交换双方的实际收入，引起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例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加农民收入；消费品销售价格提高，就会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就会引起国民收入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等等。由此，国民收入在国家、部门、企业、职工、农民之间实现了再分配。
近年来，通过实施“三减免、三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多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积极落实优抚对象生活、医疗待遇政策，基本实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应保尽保，大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完善了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城镇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这次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同时，再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当提高残疾军人和“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三属”（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等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对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与军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同步同幅度提高待遇标准；对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和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工作人员，适当提高待遇标准；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适当提高补助水平。这次提高社会保障对象的补助标准，扩大了保障范围，增加了保障项目，加大了中央财政补助规模，解决的力度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必须要把握几点，一是利益部门肯定会想继续垄断资源，占有事实上的“行业优势”，这部分利益集团是否会将自己的利益让出一部分来，还需要真正的考验；二是，中下层收入者要想得到真正的“实惠”，那么政策必须要透明且执行有力，要在全社会中形成公平合理致富，靠自己的辛勤和智力致富，而不是以其它潜规则或者不公平手段致富。
全民社会保障是否可能
曾在广东务工8年的四川农民工肖军带着被解职的怨气说，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为老板赚钱，但金融危机一来，老板就让我们滚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怎么能找到“家”的感觉？肖军是去年因金融危机而失业回乡的农民工之一，一说起这样的经历，就感觉特别委屈。
曾与妻子双双在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务工的四川省金堂县人罗世彬，自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被工厂辞退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想过回到东莞，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那边打工，什么保障也没有。”他对记者说，“我在广东务工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在这个厂工作了2年多，一直都是每个月1200元左右，没加过薪、没拿过任何补贴或福利。经济稍不景气，就让我们走人。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伤心。”
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尴尬，只要企业经济部景气，员工就要被逼着滚蛋。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 2009年春节期间的农民工返乡潮，曾让西部地区大费了一番周折，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些农民工就近就业和参加技术培训。2008年底，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就多次组织县就业局、建设局、农业局、扶贫开发办和一些技术学校，采取集中培训与送课下乡相结合的办法，对3000多名缺乏技能的返乡农民工进行木工、砖工、电焊工等专业技术培训。后又根据返乡农民工的从业特点、行业分布、劳动技能等状况，以“自愿、对口、就近”的原则，将1万多名具有相当技能的返乡农民工安置到城乡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中就业。
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更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废除双轨制，只有所有国民都在这张网中，社会才能稳步、有序、健康的发展。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
1.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经常能听到老百姓这样抱怨。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方案对目前各项医保制度未能覆盖的遗漏人群，如困难企业、农民工、在校大学生如何参加医疗保险，给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新医改方案提出，各级政府预计在2009～2011即3年间投入8500亿元用于五项医改。五项医改重点包括了医保、基本药物、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新医改有更明确的时间表和人群范围。即在3年内，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90%以上。
2.住房保障。住房，是生活的一项基本需求，住房问题是我国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但是，对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买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大负担。保障性住房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产生的，它覆盖了商品性住房市场中的空白，即为那些购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给以各种住房保障，属于政府公共福利。保障性住房包括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
3.养老保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的传统美德，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项目之一。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4.教育保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促进教育公平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重要措施。2010年，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天价收费公路的罪与罚
为了逃掉高速通行费、多挣钱，河南禹州市一农民购买两辆大货车后，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疯狂营运，8个月的时间里，免费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
经了解，两辆货车核载量为25吨，通常情况下会超载150%左右。空车行驶一趟，需缴纳过路费200元左右，荷载时的缴费数额取决于荷载重量。根据省高速公路联网监控收费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通行信息统计表，在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两辆车共计通行2361次，合计逃费金额为人民币368.2万余元。
“在中国大陆，收费公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众多司机不得不尝试各种办法躲开那些收费站。”《纽约时报》甚至用“狂热”来形容中国的收费公路建设。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
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是很多长途车主的普遍感受。而更让人郁闷的是，不少收费站收费时限绵绵无期，收费站旁的“公示牌”形如摆设，任意延长期限的例子比比皆是。
天价过路费背后折射的是公共产品的缺位，一些地方为了贷款修路，把道路的经营权抵卖出去，从而使得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私人产品了。
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简言之，排他性是指一件商品我用了别人就不能再用，比如我吃了一口苹果，别人就不可能再吃我已经吃的这口。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以国防为例，尽管人口数量往往处于不断增长的状况，但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减少其所享受的国防安全保障。竞争性是指我用了一件商品别人就会少用一件，我吃了一个苹果其他人可以吃的苹果就少了一个。
生活中有很多公共物品的实例。比如，城市道路上的路灯照亮了我回家的路，并不妨碍照亮我邻居回家的路；我得到了路灯照亮道路的好处，也并没有减少我的邻居得到相同益处的机会。路灯便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路灯有一天坏了，政府不去维修。你会去维修路灯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没有政府维修，我们的路灯多数会黑掉。
从公共产品的一般定义看，公路显然属于不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美国号称“汽车上的王国”，除了拥有2亿多的汽车保有量外，还有遍布全国、四通八达且收费超级便宜的高速公路。据美国公路管理局的官方数字，2003年美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为9万多公里，而其中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约占总里程的8.8%。 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一般很少看见收费站，即使偶尔遇到一些，费用也是非常便宜。一次记者驾车从贯穿新泽西州南北的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上行使了大约167公里，2个小时的车程下来，最后只付了4.25美元的过路费。
收费之所以便宜，主要原因在于，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资金来源基本上是联邦政府的税收，州政府仅通过对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字辈”高速公路收费以用于维护和保养。根据1956年通过的《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1的比例出资。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公路收费，势必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这违背了高速公路的意义。
现实中，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公共物品呢？我们先看个例子：
美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喜欢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天看烟火。这个小镇的企业家艾伦决定举行一场烟火表演，可以肯定艾伦会在卖出门票时遇到麻烦。因为所有潜在的顾客都能想到，他们即使不买票也能看烟火。烟火没有排他性，人人都可以看烟火。实际上，人人都可以搭便车，即得到看烟火的机会而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还是有办法解决小镇的问题：当地政府可以赞助7月4日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美元的税收，并用这一收入雇佣艾伦提供烟火表演。
因此，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确信，总利益大于成本，它就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并用税收为它支付，可以使每一个人获得观看烟火的权利。因此，这种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来提供。
中国如何解决天价公路的问题，那就是利用财政费用把天价公路的使用权赎买回来。渭城桥（渭河2号大桥）是咸阳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93年引进外资建设，总投资1.08亿元。收费期限从199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在2011年咸阳“两会”上，有代表再次提出关于2、3号桥免费通行解决城市拥堵的议案，市长姜锋表示将定期研究解决，“这不仅涉及百姓的利益，也是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的问题”。经过认真论证，最终决定由政府回购两座大桥的经营权，供市民免费通行。
幸福生活的经济学函数
有一个穷人，他和妻子、几个孩子共同生活在一间小木屋里，屋里整天吵闹不休，他感到家里就像地狱一般。于是他便去找智者求救。智者说，只要你答应按我说的去做，就一定能改变你的境况。智者说，你回家去，把奶牛、山羊和那些鸡都放到屋里，与人一起生活。穷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事先答应要按智者的话去做，只好先去试一试再说。
情况自然是更加糟糕，穷人在痛苦不堪中过了两天。
第三天穷人又来找智者。他痛不欲生，哭诉着说，那只山羊撕碎了我房间的一切东西，鸡飞得到处都是，它们让我的生活如同噩梦，人和牲畜怎么能住在一起呢？智者说，赶快回家，把它们全都弄出屋去。
过了半天，穷人又找到智者。他是一路跑来的，满脸红光，兴奋难抑。他拉住智者的手说，谢谢你，我现在觉得我的家就是天堂了！
穷人把寻求幸福的方法寄托在智者身上，但智者并没有让穷人的处境有任何改观，智者是让穷人经受了一段时间更严重的痛苦后，让穷人感受到了幸福。事实上，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从来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在更多的情况下，幸福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是与先前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的一种比较。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提出了一个关于幸福的方程式：
幸福=效用/欲望
简单地说，幸福就是效用和欲望的比较。效用是人消费某一种物品时得到的满足程度，欲望则是对某一种物品效用的强烈需要。比如金钱能够给人带来效用，每个人都有发财的强烈欲望，当一个人赚到了钱后，他就有一种幸福感。根据这个公式，如果两个人的财富欲望水平相等，都是10万元，那么赚了5万元的人就比赚了2万元的人幸福。但是如果赚5万元的人的欲望是10万，赚2万元的人的欲望是2万，那么赚了2万元的人虽比赚了5万元的人穷，却比5万元的人幸福。如果效用超过了欲望，幸福感就会消失。
现代经济学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许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如感情、健康、精神等。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比欧洲多，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却并不比欧洲人高。拿中国来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前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不少人却常常“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显然很多人对当前的生活水平并不满意。
一般来说，人往往越是缺少什么，什么就越能够给他带来幸福。重病中的人恢复健康，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其幸福的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比如你原来是租房住的，当你住进自己房子的愿望得到满足后，你就会非常幸福。但是这种幸福也许持续不了多久，新的欲望就产生了，比如买车、住更好的房子等，这时又会感到不幸福了。
幸福感和周围人的比较有关。比如你虽然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和以前租房住相比是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你的朋友都在住别墅，所以房子给你带来的效用仍然很小，你的欲望满足的程度很小，所以你幸福的指数也小。但是如果你住的是别墅，而你的同事朋友住的都是楼房，你就会感到非常幸福。所以我们常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来安慰自己。
虽然幸福指数是老百姓的个人主观感受，但是作为政府而言，理应发展经济水平，提升生活质量，使老百姓真正能感受到幸福。经济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只见高楼起，不闻百姓笑”，那是政府的失败。
为政之道，以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从古至今，历来重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政府应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功由人民群众共享。加快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离开发展谈改善民生，无疑是空中楼阁。如果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同样会脱离群众、甚至失去民心。检验和衡量发展得好不好的最根本标志，是看人民的富裕程度、幸福指数。
思考：为什么总理说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在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新华网访谈室，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网友我们同行：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如何做大、如何分好？
温家宝：社会财富的这块“蛋糕”要做大，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且在当前，特别要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使我们经济的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上来。
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要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当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公平，也就是说，通过财政和税收，更加照顾困难群体。
我常讲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这两项工作我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财富分配问题放在哪个年代都不过时。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老百姓对政治的关心，是实打实的收入有没有增加，日子是不是过得更好，孩子有没有书读，老人如何养老。这些民生话题，在此次两会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收入分配改革。
以前中国人说“不患寡，患不均”，实际上，应该是“患寡，亦患不均”。贫穷匮乏的社会，即使平均分配，也不可能给人民有尊严的生活。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做大财富蛋糕，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惊人财富。当中国逐渐成为GDP大国之时，由于财富分配失衡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从政府到民众热议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