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拉·布兰迪
引言
在我看来，人老到可以写回忆录的年纪，就是行将就木的光景了。如果真的一命呜呼，倒是可以为自己和他人省很多麻烦。不过既然我还不知趣地活着，我就不得不增加大家的负担，写下我大学二年级以来的生活轨迹。
多年以来，不管是情绪好坏，状况优劣，我都把感兴趣的琐事记录下来。这种无条理的写作符合我的性格，因为这样让我有机会与大家一同聊一聊，笑一笑，平和面对人生路。
本书中，我不会试图保持思维的一贯如一，或是文章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我不会在迷宫一般的思维中为了追寻某些理念而上蹿下跳。我希望随手记下飞逝而过的思绪和情感，承载它们本身的意义，仅此而已。人们常常告诉我，如果我把更多这些飘忽的生活碎片整理成文，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心，深化人们的思想，滋养真诚的情感，这些都是人们维系生命的力量之源。如果我的文字没有开出明艳动人的花朵，至少友人的鼓励这颗种子是甜的。
自这部自传动笔以来，我常常想到友人罗布林上校。他是位建筑师，年轻的时候参与了布鲁克林斜拉桥的建设，一次事故中他在水下沉箱里逗留过久，失去健康。多年以后，我去他在新泽西州特顿的住处，他热情地向我展示他用碎纸屑做的画——一座宏伟的大桥横跨在一条大河之上，两岸的青山，天空中的夏日流云，都映照在蓝色的河水中。每一片小纸屑都着了色，并且修剪成需要的形状。
要构成这画作的青山绿水，将千千万万细小纸片组合起来，这需要何等的耐心和才智啊！他要不厌其烦地从一个装满纸片的小盘子里找出光影、树叶、波纹以及流线型的桥拱。
著书立说何尝不是如此！头脑里的那个盘子上充斥着千千万万细碎的经历，可以说是被分解成部分的你。你的挑战就是将自己和身边的世界重新汇总，将大山清流、大海天空、火山大漠、城市民众都综合成为一个整体。你还会发现你对这些记忆碎片的看法不停变化，这使写作更加困难。新的经历使过去的情感、信仰和关联出现奇怪的变异。我可以把细节这样组合或是那样排列，却总不能衔接顺畅。当我好不容易拼出一幅完整的画卷时，又发现盘子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碎片，让我无所适从。随着进度的深入，我越发觉得剩下的片段非常重要却还没有使用。于是我撕掉完成的，从头再来。
我从整体上回溯我的人生不平路，惊奇地发现事实和幻想竟然如此古怪地交织在一起。我对事物完美的追求要求我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文采，然而我最终发现，我人生里的点点滴滴，并不像罗布林上校画中的纸片那样色彩丰富，形状规整。也许，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都是有因有果，有意义和满足的。但凡夫俗子却只能看到不连贯的碎片混杂在一起，留下许多空白。而这些空白原本应该被高尚、美妙或不凡的事情所填满的。
《我的生活》的前半部分，是我二十二岁时在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在查尔斯·汤森德·科普兰德教授的指导下写作的日记和习作。我没有出版的打算，也不清楚波克先生怎么会对它们感兴趣。我只记得某个上午上拉丁课的时候，我被叫出去见《女性家庭杂志》的威廉·亚历山大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历山大先生说，波克希望能将《我的生活》按月连载。我说不行，我连完成大学学业都很吃力。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你的习作文章很多都可以纳入这本书。”
“你怎么知道我的习作？”我惊呼。他笑着说他的工作就是发掘这些信息。
他非常乐观地说那些习作可以轻易组合，成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而我对此全无清晰概念，就签了份合同。协议要求我每月向《女性家庭杂志》供稿《我的生活》，稿酬三千美元。那一刻我只知道“三千美元”这几个字是有魔力的。在我的想象里，习作已经完成，还在“文学宝库”占据一席之地。满心都是欢喜和满足。起初，一切顺利。我已经写了不少习作，而且科普兰德教授都批阅过了。在第一章里，就有许多他的建议。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没有适于用在《我的生活》里的习作了。我吓得不知所措，如同进入深水区。对于如何向杂志社供稿，我毫无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将我的写作材料根据对应的版面大小进行删减。同时我对截稿日期这样重要的事项也不清楚，直到催稿电报到来，像樱桃树上贪婪的饿鸟，一封比一封急切。速递的信件汇集成让人灰心的合唱：“下一章马上就要！”“第六页和第七页之间不连贯，把漏掉的部分补上！”多年以后，波克先生告诉我，连载的那段时间，杂志社的员工们简直就是焦头烂额，比但丁《神曲》里处于炼狱中的众生还要痛苦。从此他发誓，没有完稿的文章绝不连载。然而，他几年前说，他从未如愿。
在事情坏到快无法收拾的地步时，我的朋友勒诺·肯尼出手相助。那时候她刚刚嫁给了飞利浦·悉尼·史密斯，而他正好是约翰·梅西的同学。她向我推荐梅西先生，说他非常聪明，又有骑士精神，正是那种雪中送炭，救人于水火的热心人。当时，梅西先生是哈佛大学的一位英语讲师，同时也在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上课。不过我不认识他。勒诺安排我们见面。我喜欢他的热情、智慧和彬彬有礼。他了解了我的困境，立即着手解决。我们把我已经积累的一些混乱的材料整理了一遍。他熟练而巧妙地把杂乱的部分整理顺畅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让文章有了可以接受的连贯性和可读性。波克先生惊呼他是“大救星”。至此，杂志才能顺利按时保质地出版。
梅西先生本人也写作。他眼光独到，思维缜密。他的建议我都非常重视。他是朋友，是兄长，是全方位的参谋。如果《中流》不如我以前的作品，那是因为没有他的支持，我感觉孤单、迷茫。
噢！青春
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学习
在《我的生活》中，我已经详述过我为了入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奋斗历程。这里我将大体上对我的经验和心得做出总结。
我清楚困难重重，但这些困难加深了我以正常学生标准挑战自己能力的愿望。我想，在大学里，我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姑娘们携手，努力开辟自己人生的道路。我对学习充满热忱。每次步入讲堂，我的敬仰之情都油然而生，感觉自己如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弟子。这里有酒侍“给我们灵魂的琼浆玉液”，回答让我迷惑的所有问题。
然而不久，我发现我的殷切期待不过是年少无知的遐想。我想起在剑桥女子学校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里有一间图书室，里面整齐排列着一排排直立的书架。我和老师第一次看到它们时，老师惊呼：“多漂亮的书啊！快摸摸看。”我触摸那些精美的书卷，阅读一些书的标题，浮雕文字凹凸有致，我都能摸出字母。然而我拿下一本翻阅的时候，却发现那些都是伪作，只是装帧精美，令人以为它们是乔叟、蒙田、培根、莎士比亚和但丁的鸿篇巨制。随着大学时光的流逝，大学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我的美梦渐渐黯淡成为单调的现实。
在大学生涯中，我始终面对着两座大山：缺少盲文教材和书籍，还缺乏时间。大多数需要阅读的书籍都是由沙利文老师用手写字母读给我听。常常是别人已经入睡，我和老师还在忙着读书，这样才能赶上同学的进度。有些慷慨的朋友，如H. H. 罗杰先生和威廉·韦德先生，都很乐意帮我把这些书转成盲文版。但通常我从教授那里得知需要阅读什么书籍时，已经来不及转换了它们。那时候不像二十五年后的现在，有红十字会为盲人学生提供各种帮助。如果那时有，我就不会有那么多不便，学习也会自在得多。
为了让我跟上班里的进度，非盲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用手语读给我听。我读得慢，又不能仔细品味我喜欢的文段，这耗尽了我的耐心。沙利文老师总是在我身边，不但代我看书听课，还把内容拼给我听，还要帮我查阅拉丁、德语、法语字典，而她并不熟悉以上三种语言。直到今天，我也惊叹她能够用她那半盲的视力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
每一卷盲文书都是我的宝藏。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有《奥赛罗》、《冬天的故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以及《十四行诗诗集》，李维和塔西佗的部分历史记录、普劳图斯的戏剧、卡图卢斯的诗歌，以及蒲柏、德莱顿、埃迪森和斯蒂尔的选集，还有叶慈、华兹华斯、勃朗宁和雪莱的诗集。他们的圣歌诗作让我远离尘世喧嚣。当我为了作文或考试而用手指阅读它们搜集素材时，都会有一种无法言表的甜蜜。
回想起来，不仅我自己因为残疾的原因感觉学业繁重，其他同学们也是在囫囵吞枣，仿佛要在一个暑假的时间里周游欧洲所有景点。我只管窥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绚烂文学，浅涉了斯威夫特、约翰逊、戈德史密斯讽刺又智慧的作品，初尝了19世纪诗人们表现精神力、关于欢乐的诗歌，以及对自然、人类和神灵勇气的赞歌。虽然浅尝辄止，但这些神奇的幻想、智慧和想象点燃了我的灵魂，为我随后人生的丰收奠定了基础。
关于历史
诗和历史中的人物在时间的大幕上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面前。大体上讲，我不太在意君王圣徒的丰功伟绩，我看不出除了无情的破坏以外，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或是拿破仑有什么积极贡献。但我读到苏格拉底无畏地向雅典青年灌输真理，宁愿被迫喝下毒酒也不放弃时，我顿感荡气回肠。哥伦布凭着坚定的信仰，带领一群桀骜难驯的水手，航行在未知的海域。这让我坚定了在黑暗无声的世界里探索的勇气。圣女贞德的虔诚让我敬仰。在席勒的悲剧里，在英国和法国的史籍里，在性情各异的作家的文稿中，她朴素的智慧穿越围绕她的纷扰争论，她无畏的信仰穿透围绕她的钩心斗角的迷雾，向我们揭示了女性的高尚和荣耀。
我与她亲密无间——我们都是少数能“听到上帝耳语”的人。
一幕幕时代大剧呈现在我眼前：帝国兴衰，文化艺术新陈代谢，远古人种奇异分化，英雄和思想家用生命的力量冲击黑暗中世纪的囚笼，学者为了反抗宗教和君王的桎梏，颠沛流离，为了真理的至高目标受苦赴难。我完全沉迷于此，我看到了新思想的萌发、成长和衰微。我不再相信世间万物都是一成不变的，但我相信人的思想可以摧毁万物，同时也可以回归自我，回归平和。这也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学得的另一项人生灵药：哲学。
关于哲学
让我轻松惬意，光是这门学问，就可以让我度过这难熬的四年了。它如同春雨点绿田野，圣贤的金玉良言照亮我的内心世界，让我有了信仰，有了想象力。同时因为局限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我自然会滋生出一些片面偏激的观念，而哲学教会我如何避免这些误解。我从思想家的信念中获得力量。他们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触万物。同时我也清楚，即使感官最敏锐的人，也会受到感觉的迷惑。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友谊和永恒不死的言辞最让我着迷，他充满了真理与诗意地宣称：真实世界只存在于头脑之中。
柏拉图让我欣喜地了解到我们内在感官的纯粹，纯粹的美带来美感，纯粹的音乐带来乐感，纯粹的真理带来分辨真假的能力。不管身外世界如何翻天覆地，我们内心创造的秩序、光明和声音依然故我。这个哲理让我欣喜异常，因为它确认了我的信仰：虽然视听缺失，看不见光明，听不见交响乐，但我的存在并不依赖这些感官，它们不影响我的不朽思想。
不过当我读到笛卡儿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时，我发现我不但拥有“纯粹”，而且它还是我通往快乐的途径。我积极地找寻方法填补我那局促如海中孤岛的内心世界，用光明和回音搭建起跨过黑暗、死寂、空虚的桥梁。换句话说，我带着坚定的信念用内在感知的力量克服视听障碍带来的混乱事物、纷杂情感和片面印象。在此之前，驽钝的我没有“把握”更高的觉悟，没能使生命无限扩大。但“我思故我在”这五个字，唤醒了我沉睡的灵魂。
康德和爱默生领着我进一步走向救赎。有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由于没有视觉、听觉，我怀疑我永远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建立起正确的事物概念。许多时候，我的身体残疾和我的心灵残疾密不可分。我不清楚人们是否真的理解我的意思并认真对待。有人说人的头脑印象十之八九来自于眼睛和耳朵。不知道我和朋友们是否是真的相互理解了各自表达的意思。虽然充满爱的内心可以相通，但我们之间总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阻塞了许多自然交流的渠道。在正常人感官发达、充满自信的世界里，我一定如同幽灵一般存在着。不过当我进入非物质的哲学世界以后，我欣慰地从这个视角了解到我们共同的状态。康德曾说过，没有概念的感觉是空洞的，没有感觉的概念是空虚的。因此，我把我的思想和情感都灌注于我的感觉之中。我第一次检视我那些依靠嗅觉和触觉建立在脑海里的印象，惊喜地发现它们可以为我提供很多的信息。例如，通过分辨不同花卉的香味和浓淡，我可以想象到正常人是如何被缤纷的色彩和明暗的变化所吸引的。顺着这种思维，我可以把思想上的灵光一现类比于生活中的阳光普照，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光明对于人类是多么珍贵。这种思维方式帮助我应对那些对我的文章的非议：“她怎么能知道生命的意义？”“她怎能知道失去视力对于成年人意味着什么？她没有这种特别的经历，又如何知道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她不能看见，怎能有权描写风景？”诸如此类的质疑，说明他们不了解一个基本前提：我一直在不懈努力地拉近我与普通人的距离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