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由于江充诬陷太子事件败露，刘据杀江充；刘彻误会刘据叛返；责令诛杀；导致刘据自杀、卫子夫自杀；刘彻明白真相后，下令诛杀江充九族。江充好友马何罗阴谋反叛，但被金日发现，并暗中监视他。一天，刘彻出行到林光宫，金日生病卧床休息。
马何罗竟然窜入宫中向刘彻行刺，早有警惕的金日迅速上前抱住马何罗，大喊：“马何罗反了！”侍卫们一拥而上，就这样，金日救了刘彻一命。从此，金日的忠诚笃敬和聪明才智不仅得到了刘彻的认可，而且得到了满朝文武的认可。
金日忠心而且谨慎，行事光明磊落，没有汉人那么多弯弯肠子，又颇懂为人处事和折中御侮之道，把太子交给他是最让刘彻放心的。但籍属问题是刘彻最想忽略但却最不能忽略的问题。
且不说刘彻心里会不会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小家子气的想法，首先在下边群臣的舆情这道关口，金日就闯不过去。
刘彻深知要让手下这群臣子心甘情愿地跟着一个匈奴人办事是肯定办不到的，金日有能力治国，但是却没有能力镇国。
对于目前百业凋敝、再也经不起穷折腾的大汉江山来说，上层统治集团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辅臣班子发生分裂甚至引发动乱，对于帝国的伤害将是致命的，刘彻看到了这一点。
金日再优秀再忠心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首辅顾命大臣了，所以他选择了根红苗正的霍光。
不久，刘彻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给了霍光。
这幅画可不是刘彻的什么临别赠品，这幅画是替刘彻说话的。
原来，在周武王临终的时候，儿子成王岁数非常小，于是周武王就将成王托付给他的弟弟周公姬旦。
赠画的原因并不是刘彻的表达能力强，是因为刘彻的用心良苦啊，他希望霍光能效仿周公，辅佐少主刘弗陵。
但霍光似乎没有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他心里也纳闷，这皇帝怎么会送我一幅画呢？霍光带着一幅莫名其妙的画和满肚子疑问回到了家中。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刘彻越发垂老，每一次呼吸都变得越发困难，似乎在当年打匈奴的时候刘彻都没有感觉如此费劲。
也许这一次，我是真的老了，如此苍白、单薄和彻头彻尾，如旋涡一般将我拉向底处的死亡。
看到刘彻这个样子，霍光哭着问刘彻，陛下如果遭遇不测，谁可以继承大位啊？刘彻回答，你以为没事送你画玩啊，我没有那种闲情雅致，我之所以送你画是另有深意啊。
我的儿子刘弗陵就是成王，你就是周公啊。
霍光恍然大悟，可哭得更厉害了。
刘彻下诏，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霍光、金日、桑弘羊等人为辅政大臣。
霍光是一把手，金日是副手，我们以为刘彻会完全信任谁，但其实刘彻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谁，让他感觉安全的只有权力。
以刘彻的精明，他知道滋长野心的温床就是权力，看起来再正直老实的人也说不定是一副面具，所以托孤重臣是不可能让他放心的。但以目前的实际情况，霍光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刘彻看中霍光的原因，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忠心”，而是霍光的“能干”。霍光是一个很有才干也很有手腕的人，兼之长期在刘彻身边参与机要，熟习政务，把儿子交给他，应该说没有什么事情摆不平。霍光在朝廷的名声很好，也素有威望，虽然在品性上比金日差一个档次，但他是汉人，仅凭这一点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金日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换不来的那些汉人大臣们天然的好感。再加上霍光平时韬光养晦，待人谦和，自身又极正派，又不仗着是皇帝的宠臣而趾高气扬地欺压别人，为他在同僚眼里加了不少印象分，可谓众望所归。
刘彻的算盘原来算的是这个——是让霍光出来领班，而金日则不出头，低调地以霍光副手的身份一同辅政。只要有金日作为掣肘存在，霍光就有牵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彻计划得如此周详，却没有想到阎王也急着催金日。
下诏后的三天，刘彻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眷恋的人间。
总有一些事情，还未来得及注解，就被时间一层层包裹，带去了不知名的天堂。有人说刘彻该下地狱，我却不这么认为。
对于一个知道错误的帝王，我想天堂是愿意接收的。
在刘彻死的前两年，一向专横的刘彻竟然对天下人说，朕错了。这个认错方式不仅是说出来的，而且是做出来的。
这就是《轮台罪己诏》。
关于这么大张旗鼓地认错，刘彻是中国帝王第一人。
这次认错不排除是刘彻的一次政治作秀，但其中的积极意义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的。
笔墨千秋
似乎只有一个人说出了刘彻的真相。
让我们回头再看看另一个伟大的人——司马迁。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当一个人站在命数的尽头，回身看看深深浅浅的脚印的时候，如果谁能有一种过节的坦然与欣喜，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种功德圆满后的百感交集，我是还没到时候，但想象也许很少人有，但作为精神贵族的司马迁肯定是会有的。
公元前99年的那个秋天，李陵带着不足五千的步兵同匈奴八万人马进行了生死对抗。汉军经过十多天的浴血奋战，杀死了匈奴一万多人，自身也伤亡惨重！因兵力悬殊，加上既无援兵相救，又无粮草补给，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李陵也力尽被俘，被迫投降！
当一干人等都看着刘彻的脸色说话的时候，司马迁没有沉默！从良心上说，他不忍心看到忠心为国的李陵蒙受不白之冤，虽然是投降了，但是被迫的啊；从职责上讲，他没有辜负他小小官职赋予他大大的责任，他敢于开口，开口敢于讲话，讲话敢于讲真话。
因此，他不顾后果地挺身而出，但他没想到，这次挺身而出让他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他被认定为替乱臣贼子辩护。
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年代中，司马迁站成了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看守心灵月亮的树，也正是这种坚韧的姿势没有让我们在黑夜里沉沉昏睡。
历史是从来不能屈服的，司马迁捍卫了它。
对司马迁的一生造成重大影响的，除了“李陵事件”之外，另一件就是撰写《史记》。
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整理史料，为写《史记》做准备，到公元前91年正式完成《史记》，司马迁整整花了十八年时间。
十八年可以够一个男儿再次超度成为一条好汉。
但这十八年对于司马迁来说却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过程，尤其是受宫刑后的七年，对司马迁来说，太长了。
受宫刑以后，司马迁每次想到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汗流浃背，浑身湿透，“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由此可见，这次人生的巨变对司马迁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它让司马迁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度日如年的司马迁心中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力量，让他能压抑心头怒卷的狂涛，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呢？是怎样的心境让他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感叹。
但就是这样，司马迁仍然没有把《史记》写成一部尖锐的控诉史，他依然以他的基本客观感动着世人。写作成了他此时唯一的寄托。他日日不停，夜夜不息，经过十八年的痴心浇灌，他终于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终于完成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心愿，终于洗雪了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当司马迁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喜悦！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也可作为司马迁的写照吧！
论起絮叨别人家长里短的本事，司马迁可算是第一流的高手，这种议论当然不是居委会大妈式的风格。
在千言万字的《史记》中，我们很少看到司马迁对自己家事的唠叨，他绝少提及革命家史，这是典型的“厨子家里没有好锅灶”。
但写历史的毕竟不只他一人，我们还是从别人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司马迁。
司马迁他们家祖上在周朝的时候就是史官，到了他老爸司马谈那里，又重新端上了这个饭碗，干起了祖宗的本行。所以司马迁是正经八百、根红苗正的史学世家出身。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小时候干过体力活，这一说到体力活，就不得不透着那么一股子苦大仇深。不过过去的文人倒是很爱把自个儿往劳动人民队伍扎一下，这么一个猛子下去，上来的时候就显得自己倍儿朴实。说起某某大臣清廉的时候，最极致的例子就是人家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
这个问题不重要，就算是体验生活吧。司马迁从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古文，接受那个时候的教育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恰好是汉武帝刘彻听从董仲舒建议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主流文学就是儒学，那个时候老董的名气不比周杰伦小。待到司马迁家搬到京城后，学术界的大腕董仲舒成了司马迁的导师，所以，这司马迁的基本马步打得是特别扎实。
司马迁老子司马谈的收入在当时不算高，但司马迁到了二十岁，老头子狠心下了血本，现在的这些个爱徒步旅行的“驴友”说起来都是人家司马迁玩剩下的。
在这次为期两年的自费旅行里，司马迁每到一个地方就考察风土人情，做了大量实地采访，这正好为日后写《史记》打下了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