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内部112个邦，并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使德意志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绝大部分教会诸侯邦教产还俗；45个帝国直辖市及1500个帝国骑士领失去直属帝国的地位，被置于世俗邦君之下；汉堡、不来梅等6个城市获得独立。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巴登等中等世俗邦获益最多。奥地利的情况很不尽如人意。普鲁士虽然吐出汉诺威，却获得巨大补偿。它在西北德的地位大为加强。这种领土补偿和归并使德意志帝国政治分裂、小邦割据局面大为改善，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科隆选侯和特利尔选侯被废黜，符腾姆贝格、巴登、黑森卡塞尔和萨尔茨堡上升为选侯，帝国议会中出现四个天主教选侯对六个新教选侯的新局面。教产还俗无疑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受到重大打击。这些事件都大为削弱德意志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发生在1806年。有两件大事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终结，其一是《普莱斯堡和约》的签订。1805年10月作为第三次反法联盟主力的奥军在乌尔姆败北，首府维也纳失陷，皇帝落荒而逃。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获得辉煌胜利后迫使奥地利签署了该和约。和约把奥地利势力完全排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兰，奥地利急剧衰落。其二是“莱茵联邦”的建立。1806年7月，西、南德16个邦国的代表在巴黎签署了议定书，宣布成立“莱茵联邦”，承认拿破仑为其保护人，有任命联邦盟主、首席大主教之权，并可支配联邦军队。8月份“莱茵联邦”向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声明脱离德意志帝国，这就意味着存在了近850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名存实亡。还在1804年就为自己增添了“奥地利皇帝”新头衔的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Ⅱ，1792—1806在位），在8月6日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这只是完成了一个仪式而已。
下一个就轮到了普鲁士。十年中立后普鲁士想当德意志兰霸主的意图日益明显；而随着奥地利的军事失败，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政策也发生转变。拿破仑力图迫使普鲁士参加反英联盟，反对普鲁士建立北德联邦的霸权意图，导致普鲁士倒向反法联盟。1806年9月，普鲁士参加了英俄普组成的第四次反法联盟，10月战争爆发。
普鲁士的政策得不到德意志民族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流传下来的线式战术早已过时。10月10日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萨尔费尔德被击溃。10月14日的耶拿会战，几小时内普鲁士军即被彻底击溃。与此同时普军主力一部在奥埃尔施塔特同法军展开激战，普军总司令重伤殒命，普军溃不成军，在营的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97—1840在位）随同败军仓皇东逃。一些重要要塞接二连三向法军投降。法军占领了柏林。10月28日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勃兰登堡门—普鲁士的凯旋门—进入柏林，受到柏林市民的沿途欢迎。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普鲁士军事惨败已成定局。
1807年6月俄普联军在弗里德兰战役中被法国打败。7月7日拿破仑同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沙皇承认拿破仑的所有占领，实际上是双方达成一种欧洲势力范围的瓜分：以易北河为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一世。两天后被拿破仑打垮又被俄国同盟者背弃的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在提尔西特和约上签字。和约使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即失去了一半以上国土，其中大部分被划入新成立的由拿破仑幼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普鲁士在第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获的绝大部分地区组成华沙大公国，由拿破仑的附庸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但泽成为受法国保护的共和国。普鲁士剩下的领土变得支离破碎，难以防守，人口从1000万骤减到493万，军队被裁减到4万。另外和约还责成普鲁士承担反英义务，参加大陆封锁体系。7月12日在柯尼斯贝格签署的补充协定规定普鲁士必须支付法国1.5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在赔款未付清前领土由法军驻扎。这样，普鲁士失去了独立和强国地位，沦落为受异族占领的无权小国，陷入全面崩溃境地。直到这时，被赶到德俄边境的普王和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在此民族存亡关头，普鲁士的一些自由主义贵族，寻求社会改革之路，以求复兴和独立。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促成了德意志民族反对异族统治和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
显然，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启蒙”下形成和出现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贵族，像施泰茵、哈登贝格、洪堡兄弟、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森瑙、博于恩、克劳塞维茨等，他们从德意志兰的四面八方来到了普鲁士，把普鲁士当成是民族复兴和民族统一的唯一基地，力主通过改革以拯救民族的危亡。他们虽然贵族出身，却深受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新时代政治经济观念。他们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汲取造成英国或法国团结和强大的革命思想，以加强自己的国家。另一部分来自德意志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以及一些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像费希特、雅恩神甫、施莱埃尔马赫尔、诺瓦利斯、格雷斯等，他们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激发德意志人的爱国心，促使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但是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大多追求的理想是恢复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始终敌视民主共和的思想感情。他们大多代表保守的政治民族主义。
施泰茵（HeinrichFriedrichvonundzuStein，1757—1831）男爵出身西部拿骚一个有五百年历史的帝国骑士家庭，自幼受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16岁进入汉诺威邦的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思想深感兴趣。1780年到普鲁士国家机关任职，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不久去英国考察，仰慕英国宪政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1796年起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议长、柏林手工工场部部长、威悉河以西普鲁士领地军事兼产业大臣，1804年出任普鲁士税务、贸易和厂矿大臣。施泰茵广泛了解到普鲁士诸领地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也作了许多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并同市民资产阶级人士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交往，认识到限制贵族特权、吸收市民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立法和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施泰茵并不赞同法国暴烈的革命精神，总是用英国的传统主义和渐进主义与之对抗，但他希望德意志兰取得法国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德意志各族人民的道德和物质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新生。他提出了他的德意志式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与宗教和人道相联系的、为财产和教育所保证的、包含在国家法律之中的自由；所有市民在思想上行动上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全社会所有等级对普鲁士革新负有同等义务的平等；打破各邦割据的分裂状态，凝聚普鲁士及全德人的道德、知识和才干，团结一致反抗异族统治的博爱。这样，施泰茵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民族统一及社会改革的内容和时代意义。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推进和普鲁士的溃败，施泰茵深感改革的迫切性。当1807年初普王要任命他为外交大臣时，在施泰茵周围已形成一个改革集团或改革班子，团结了大批改革派精英。
在他的改革政治纲领《拿骚备忘录》中，他反对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专制，赞成启蒙主义者的自由要求，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富裕的城市有产者，富裕的农村有产者，有机会有能力的人均应致力于国家事务。他特别指出，是法国革命激发出了创造力，我们只有靠普遍发扬这种同样的精神才能推翻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