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施泰茵改革继承人的卡尔·冯·哈登贝格（KarlAugustvon Hardenberg，1750—1812），其政治思想基本植根于开明专制的观念，较施泰茵为保守，但在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态度上，又较施泰茵为宽容。这位出身于汉诺威贵族家庭的改革家很早就步入政界，以追求名利和圆滑世故著称。1793年开始担任普鲁士官员，1795年作为普鲁士代表在巴塞尔和约上签字。1804年起担任外交大臣，1807年1月担任政府首席大臣，直到提尔西特和约签订，被拿破仑所免职。他虽痛恨法国的占领，但对法国革命思想促成法国的团结和强大有着深刻的印象，甚至鼓吹将“法国革命思想运用到普鲁士”，同时保留传统的君主制度。1807年9月，他写下《里加备忘录》，也属普鲁士改革的施政纲领，涉及一切国事活动的主要领域。哈登贝格很想在现存的普鲁士社会和新兴的法兰西国家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于普鲁士的专制王权中，对现有社会不是着眼于自下而上的摧毁，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改革，创立自己非暴力的革命原则，摆脱过时的封建桎梏，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旗帜。
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1767—1835）出身于波茨坦的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1802—1808年担任普鲁士驻教皇国使节。洪堡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接受而且传播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但却强烈反对拿破仑的占领。他希望用教育来拯救国民的灵魂，通过学校教育改革来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素质和爱国觉悟。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全面的知识，而且要按每个学生的个性开发其各方面的潜能；学校教育必须不受政治的干预，但却需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为国家带来强盛和繁荣。1809年3月，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开始推行教育改革。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1814）是德意志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辩证唯心主义知识学的创立者。这位出身于萨克森乡村纺织工家庭的穷学生，18岁入耶拿大学学习神学，翌年转学至莱比锡，毕业后做过家庭教师。青年费希特十分迷恋康德哲学并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1794年费希特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后又任爱尔朗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1810年任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是一种行动哲学，它从绝对自我的创造功能中演绎出了精神的力量。他反复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公开抨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要求人们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他虽然同康德一样把自由看成是最高的原则，但他并不认为道德仅仅在于美好的愿望，而认为美好的愿望必须表现在行动之中：“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费希特把行动当作人类生存的目的，这就使他的哲学在德意志现实政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1806年拿破仑军队占领柏林期间，费希特在柏林科学研究院星期日讲座上对德意志人民连续发表了十多次演讲，演讲的主旨就是要用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道路。费希特要求德意志民族奋起摆脱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朽状态，把捍卫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号召德意志人民不分贵贱贫富，团结一致，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铸炼，反抗拿破仑入侵，恢复国家独立。费希特的演讲十分强调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性。他的演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号召，深深地激励陷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当时的德意志社会来说是急需的，也是进步的，它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色彩或性质。当然，费希特的国家观是强权国家观，这种国家观为日后普鲁士及德意志统治者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
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埃尔马赫尔（Friedrich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政论家约瑟夫·冯·哥雷斯（Josephvon Grres，1776—1848）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哲学的早期代表。施莱埃尔马赫尔出身于布勒斯劳的虔敬派家庭，中学在教会的兄弟会学校受教育，1787—1790年在哈勒大学学习哲学、神学和古代语言，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1796年成为柏林三一教堂的布道士，在这里同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和法国大革命精神发生激烈冲突，发展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感性原则。在他稍后任哈勒大学神学教授和大学布道士期间（1804—1806），以及任柏林大学第一位神学系主任期间（1810起），致力于在自己同胞中树立起抗拒外国人的民族意识，因而被喻为“路德时代以来德意志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布道士”。他像军队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在布道坛上作战：他对开拔前的军队作了布道史上最民族主义煽动性的布道。施莱埃尔马赫尔还创造了一种国民教育理论，目的是要把已成为德意志民族遗产一部分的价值标准和精神传给后代，将共和的精神灌输到国民中去。在这方面他同威廉·冯·洪堡一样，认为首先必须依靠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道路。显然施莱埃尔马赫尔的浪漫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具有一种狭隘性和保守性（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革命精神），对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前途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哥雷斯则是由青年时代的雅各宾主义的信徒转变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这位生在中南德科布伦茨的学者，1806—1808年跑到海得贝格大学当预备教授，并合作创办浪漫主义的《移民报》和撰写论文集《德意志国民图书》，作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激情宣传。他不仅从文学和历史角度揭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且还发表了题为《论德意志兰的衰落及其新生的条件》的政治论文，提出了德意志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权利问题。他在《莱茵商业之神》报上大力传播民族精神和德意志统一精神，对德意志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评曰：
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到启蒙运动的展开，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临盆。在这一伟大的转折时期，欧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在推动时代的发展和引导社会进步方面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我这里讲的是思想家（包括启蒙思想家），就是以思想为其天职并以播扬进步思想为其使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站在时代的前列，思考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设计解决时代课题的方案，无论是科学的还是空想的，理性的还是感知的，超前的还是局限的，“阳春血雪”的还是“下里巴人”的，他们始终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播种机。他们不应是某个阶级的思想家，不应是某个民族的思想家，而是属于人类的思想家，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思索道路和指明方向的。他们不是阶级框子里的“囚徒”，而是人类天地中的雄鹰。新时代出现的“启蒙思想”，其核心是所谓“理性主义”，理性首先指的就是科学，当理性主义加入了批判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的思想，才具备了真实的社会意义。“理性主义”是人类进步思想（或曰“进步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不具有姓封姓资姓社的性质，只是它恰恰符合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启蒙运动才具有人类进步观念和资产阶级进步运动合一的性质，才成为欧洲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斗争的表现。那种把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进步思想家，都纳入到某种阶级属性的框子里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贬低了这些思想家的历史作用。
同样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生活在某个具体国度和某个具体时代，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当然带有他自己的特点，有他的时代局限，以及某种超前的空想，这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