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啬皮！待不起客了我们自己带饭！”话多难听！但是全家老小还是统一在一个重要点上，就是不管怎样，也要按遗嘱上说的办——“勤俭持家厚养薄葬”，“毋违我意从命是孝”。老人家一辈子谨言慎行，只要他说出口，就是他的深思熟虑、务期必成的郑重宣言。现在，轮到学历史的大哥主事，他也是执拗性子，说：“机关单位、朋友远亲、舅家姑家姨家，一概阻奠，秘不发丧；只通知女子，女婿一个不叫来；近百户自家本姓人，齐门通知，一户不漏，泣血顿首，尊之上位。大的脾气我知道，就这么办，埋锅起灶，各执其事。散！”马上派人去了毗邻的乾县火葬场。
不铺张也不敷衍；盆盆照摔却免去其它缛节陋习；席面照摆但不搞“十里搭帐篷”；守灵晚上烟酒招待，玩扑克、打麻将，但不搭台子唱戏也不演电影；既严守遗训又不拂亲情，也是新事新办、新旧结合，想来，父亲冥府里会点头同意。
丧事办完了，在县上人的心里留下一个世纪老人的完整形象；父亲死了，我们家庭结束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回到礼泉家后，从气氛到气候都是出奇的冷。父亲走了、冷冷清清；天寒地冻，透心儿凉；白天手不敢伸出来，夜里脚腿怎么也暖和不过来，屋里生着炉子呀，怎么搞的！我睡在父亲床上，像是王祥卧冰。在北京时，一个老汉服侍另一个老汉，当儿子又当孩子，晨昏侍奉，作老莱子娱亲状，倒也越活越觉年轻。北京当老莱子，回乡当王祥，始知二十四孝之不易。我在这里卧冰，父亲几十年在这里卧冰，礼泉人包括小时候的我都在这里卧冰，大家不都好好地活过来了吗？可是，此刻，我实在觉得很冷很冷。可怜的父亲，在这张冰的床上，怎么度过你生命最后的一刻？你水米不进，辗转反侧，起来坐下，坐下起来，但是，一个呻吟声唤也没有。你双眼紧闭，顾不上眼前的一切，也来不及回忆过去，也不是全力忍受难以忍受的病痛，而是思考着另一个世界的情景。一次，当妹妹扶你瘫在她的胸前坐起时，你回到眼下现世。妹妹问你：“把我二哥叫回来？”你听清楚了，嘴唇困难地启动：“不咧！”父亲，你和我两地相望时，总是牵肠挂肚地说：“二哥难，二哥背头大。”但此刻，你顾不上了。半响半响，当着两个妹妹的面，你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你妈……可……怜。”
父亲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父亲大冷天回礼泉，我们不孝。父亲真的死了，父亲找母亲去了。
父亲回县后，小妹把他接到她的家里，一次，父亲给大哥发脾气了，责怪大哥动作慢没有把他的房子收拾好，而且十分严厉地说：“难道叫我住招待所不成！”然后。梦呓般地说道：“我要回家过腊八……大年三十以前解决问题。”
父亲殁于腊月初九，无疾而终，不知不觉地回归到另一个世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缜密计划之中。
父亲一生，生性平和，喜爱文艺，热心公益，宁肯吃亏，也不抗争。他的人生哲学是“善”，处世哲学是“忍”，行为方式是“文”。人家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却是胸无大志、有忍无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一辈子没有跟人吵过嘴、打过架。他的这套律己箴言，加上母亲勤俭持家和更为和善的行为准则，相得益彰，融汇而成我家的家教家风。父亲不爱教训人，也不习惯堂前训谕，因此，对我无形中一脉相传甘愿接受家教家风的约束，表示满意，但是对我在阶级斗争中一忍、再忍、三忍、忍无可忍，或咆哮公堂，或打笔墨官司鸡蛋碰石头的表现，颇不为然，即便反抗有效，他也很不赏识。在父亲看来，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统一体，所以人和人要相亲相爱，多行善事。他不同意“人性恶”。“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性善”论者，认为以善戮恶，不如以善制恶，以善化恶，尽可能避免以牙还牙，万万不可结下世仇；既然人性善，那么，人的与生俱来的天良，终归会被自己发现，到头来善恶必报，得以善终。他认为国民党其所以不能长久，根本原因就是作恶多端，共产党其所以力克腐败，其原因就是腐败乃政党之恶根。他认为国家领导人说“多给群众办实事”的话说得好，得人心，惟善，能以得天下。他在县上做政协委员时，走街串巷，不厌其烦，大会小会，建议尽快修建环城公路，解决群众行路难这一最为迫切的困难，县上的人都知道，阎老先生三句话不离修路，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他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受儒家学说影响很大，当然也有些佛家的东西，尽管他不语怪力乱神。
当我离开家乡时，“看阱争熊，把他大给烧了”的说法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街上有人问大嫂：“他二哥没说啥？他二哥给钱了没有？”
回到北京以后，一时很不习惯，觉得父亲还在小屋里正襟危坐，大睁视力加起来只有0．5的双眼，手执放大镜，像在地上寻找绣花针一样地读书看报。
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像去年此时此刻向他请教学问那样。一次，我问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后面一句是什么时，他顿时兴奋起来，说：“‘帝何力于我哉’，也有人读作‘帝力于我何有哉’，是谬读。孔子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人们句读错了，断句断成‘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说他从小喜欢这首《击壤歌》，喜欢得不得了。还有一次，是他自己兴奋起来主动找我。他给我念了张学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谈话。张学良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人有‘忠’，但无‘恕’。人应该原谅人、体贴人。这是我的脾气。”张氏此言，父亲激赞不已，言毕，室内立刻荡起他平时少有的爽朗笑声。父亲恪守恕道，绝不隐忍偷生；与人为善，却不抱残守缺。有件事现在想来仍然让人感动。他的大学教授堂弟，我的叔叔，将近70，仍然过着旷夫般牺牺惶的日子。十多年前，婶婶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叔父端屎倒尿、床第守候，年夏一年，岁月催人老＿，人比黄花瘦。一天，父亲要我给西安叔父的女儿、儿子，我的弟弟、妹妹写信，让他们着即准备给他父母办理离婚手续，说“此事甚急，万勿延误，造成终生恨事。”他说：“一个活人，从四十多岁到六七十岁，过着不是活人的日子，这不合人的本性。我是哥哥，趁我还活着，就得管管。新社会了，儿女们会替父母着想的，病人照样能够得到精心的护理。”然后问我道：“你看咋样？马上写信，岁月不饶人！”父亲当时很动情，说起话来嘴唇直打哆嗦。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人去楼空，音容宛在。父亲身上，儒家的忠恕、佛家的诚善和墨家的兼爱兼而有之。缺少道家的空灵和庄子的才气，他把“文质彬彬后君子”、道德文章琴瑟和谐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后辈子孙。他代表二个时代、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一个过程。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家庭顺乎潮流，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此刻，父亲去母亲那儿将近一年的今日今时，这套房子显得出奇的空旷，总让人感到在电视机前，父亲依然非常投入，摇头晃脑、击掌打拍子听戏的悠然自得的神情历历在目；总觉得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还像以前那样在我眼前慢慢地、轻轻地移动，目光里充满着述说不尽又无从述说的无限情义。“该做饭了！”“还不休息？”吊在他的嘴边，一天到晚就是这么两句。这平平常常两句话，对父亲来说，是诗，对我来说，也是诗，是肺腑之言，是天机自动，是天籁自鸣，是只有我一个人才能读懂的、永远在这套房间里回荡、永远不会在我心中消失的父亲的歌、母亲的吻。
父亲死了，寿终正寝。家史的一页掀过去了，上接的一代断裂了，一个人所标志的时代终结了，从此，一个大家族彻底解体了。作为人子，不理解形而上的父爱就是不理解传统，就不会形而下地以父爱爱子。现在，一大家人分而居之，天南地北，多少年难得见上一面，大家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一套，田园牧歌式的、宗法森严的“四世同堂”，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所以，父亲对于儿子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即第三代，第四代或者第五代的影响，只能通过我们儿子一代即第二代发生作用。文明社会家庭急遽的兄弟“单过”的走势，使得族权象征的老爷爷的形象，在各自为政的诸侯国里迅速淡化。陌生的寿星老儿在存在，对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来说，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在第二代兄弟姐妹之间，老人也不过是维系孝悌忠信的一条可有可无的纽带，各人有各人的系列、各人的摊子。所以，尽管“满床笏”，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属于他老人家这一血脉的大大小小竞有好几十口子，可是，调谁来侍奉堂前都不可能；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是不情愿，而是动不了。老人感到孤独，老人成了漂泊者、多余的人。老人越是长寿，按世俗的说法越是有福，本人之福、子孙之福；然而，老人越是有福，越感到寂寞，新生代越觉得陌生。所以，老人升天，纽带中断，象征消失，大家庭解体，接下来的，是大哥和我，在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的各路诸侯间继续充当族权的象征和亲情的纽带。想来凄然，但未必不是社会的进步。
父亲沉疴在床时，暗中让二女婿无论如何弄点“安乐剂”偷偷交给他。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安乐剂”？真有“安乐剂”这种内服的药吗？
“儿孙自有儿孙福……唉，人活多少是个够呢！”越琢磨这句父亲晚年唏嘘叹惋的老话，心里越觉得不是滋味。
我决定搬进父亲住过的这间小屋。我现在已经睡在父亲睡过的木板床上。
我尽量做着同父亲一样的梦，潜心体验一个作为人祖的老人一生的滋味和他弥留期间的复杂心态。我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不辱父教，恪守家风，也要像父亲一样，不与人间争地，不给后代添麻烦。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没有给儿孙留下什么，我也不想叫他们为我奉献什么。再难受、再痛苦、也不哼哼、不嚎叫、不呻唤，免得儿孙们看见难过。眼睛一闭，走人，灰飞烟灭，骨灰也不留。“儿孙自有儿孙福”，该干什么干什么。死了拉倒，有你没你一个样，就像父亲他老人家临终时泰然处之，让床边的后辈们自个去琢磨、去理解的那样。
可怜的父亲，越是长寿，越有零落之感，可是，谁也没有多嫌过他。在这个喧嚣的大家族中，现在想来，他孤独，然而，“吾道不孤”，他已经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