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父亲死了，不满一周年。1994年元月20日，腊月初九，再一个多月，正月十四，就是他寿诞之日。父亲死了，终年八十八岁，虚岁90。“人活多少是个够！”祖父在世时这么说，父亲在世时也这么说。
在我们这个血脉上，只有父亲长寿。曾祖父活了四十多岁，曾祖母还要年轻。祖父活到七十出头，祖母不到六十，姑姑先于祖母而殁，二十挂零，她是祖母最为疼爱的人。他们没有看见重孙，有的连孙子也没有看见。可是父亲，去世前还抱过孙女的孙女。
1986年，父亲满八十岁，早已是我们阎姓空前的长寿冠军，而且饮食适度，生活有节，思维敏捷，气色好看，内脏没有查出一点毛病，家人之喜也。所以，正月十五，在他生日的第二天，我们给他做寿。一辈子不愿人提做寿的父亲，这回格外的痛快，一说即通。我们一大家子，不论老的小的，都爱清静，不事张扬，反对铺张。按父亲的意思，只通知子子孙孙、女子女婿和他们的地上跑的、怀里抱的哪怕鼻涕娃们，其他人一概保密。他说：“我出钱待客，算我的心。我用县政协年终给我的二百块钱在馆子包上几桌席，大家美美吃上一顿，高高兴兴一场，尽兴为止。”我们谁也不同意。老人“为儿孙作马牛”的年岁早已经过去，儿孙们还要成群结队地吃老人，这算啥麻！我提议新事新办，拿出不流俗套的可行性方案，如此这般地比划了一番。既朴素又绚丽，既新潮又念旧，简陋而不乏雅兴。大家说：“此计甚好！”
那天一早，前脚后脚，蜂拥而至，满园春色。不摆宴席，免去酒仪，但不能让嘴闲着。、糖果、麻糖、甘蔗、花生、瓜子一大堆，这是为孩子们预备下的，充分供应，各取所需。把一群毛孩安顿住，事情就好办了，大人们图个安生，从容自如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庄典开始。长孙之子长重孙担任司仪。第一项是鸣放鞭炮，噼哩啪啦响个不停，满院子的浓烟，火药的气味使人陶醉。“长子阎振维为阎公拜寿！”大哥上得前来，口称“大，给你拜寿！”接着恭恭敬敬站直，九十度弯腰鞠躬，然后，跨前一步，伸手抓一个红纸包包，算是从老人那里领到的“封儿”。礼毕，退下。然后，是大媳妇拜寿，次子的我拜寿；一个一个叫名字，从长子到最小字辈的最小一个后代。每一个拜寿者的出现和他们的各自不同的动作，都博得一阵一阵的笑声，老寿星也是喜不自禁。、一大家子人，整整笑了一个多时辰，前仰后合，人声鼎沸，原来怕小孩子们闹，结果孩子们一个个像看热闹似地瞪大双眼，一个劲儿地傻笑，根本用不着人管。他们顾不上啃甘蔗、剥花生，鼻涕口水直流，两只手冻得像两把红萝卜。头一个讲话的是大哥，他举例说明父亲是阎姓家庭唯一的长寿老者，历数父亲缔造这个家庭的艰辛，感谢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的发言从《满床笏》郭暖拜寿这出戏谈起，说今天四世同堂，也算是“满床笏”了。我说父亲当年抱回家的一台手摇留声机，给全家带来现代艺术，一台“洋戏匣子”培养了一家四代人。要是唱秦腔，我们一家就是一台戏，不管唱的、拉的、打的、写戏本的，可以包揽一切。我还讲到昨天给母亲上坟的事，重读了在母亲坟上即兴宣读的祭文，以及向母亲禀告．的改革开放以来家里的十大喜事，说明逢其时也，人丁兴旺，家业兴旺。我强调地说，我们家的文明治家、勤俭持家的家风，就是由父亲和母亲共同创立的“我提议，老人八十五岁寿诞之日，大庆祝；老人九十大寿时，特大庆祝。这一振奋人心的提议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通过。最后，父亲讲话，大谈富国之道和健身之道。
他现身说法，论证富国之道在于改革开放，健身之道在于身心运动，心广才能体胖。他强调地说，一胖”不当肥胖讲，心广体胖之“胖”者，安泰舒适之谓也。“不管一天多忙，对我说来，出门溜达个大半天，和端起饭碗吃两顿饭，同等重要。”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忠孝’二字，还是尽忠为上。孔夫子要继承，但现在看来，孔夫子的孝道和妇道可能要打折扣。你们要经邦济世、与人为善、好事多做，不要因一家之小而忘一国之大。”经久不息的掌声将寿典推向高潮，大大小小几十口子莫不兴奋异常。接下来，拆封儿即拆红包。这个节目最有趣，因为每个封儿的钱数不等，只有一个封儿里的钱数最多（大洋五块）。所以，打开一个笑一阵，笑得只喊肚子痛，笑得房顶往下直掉土。奇怪，拆完所有的封儿不见那五块钱，众人纷纷怀疑根本没有五块钱；但封封儿的人发誓说有，大家一笑了之。下一个节目是吹蜡烛、吃蛋糕。这时，孩子们又活跃起来，一个个吃得满脸奶油，花狸猫似的。最后全家合影，密密麻麻站了三排。快要摁快门时，不知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原来在一个为重孙代领封儿的母亲身上发现忘记拆开的红包，打开一看，不多不少五块整。
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天的活动结束了。父亲说，今日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礼泉县城独一份。大家说，老寿星八十五岁生日我们再相会，九十寿辰出奇制胜，来它个更绝的。
新事新办，不弃孝道；清清静静，热热闹闹；既有老的传统道德，又有新文化的品格，正合父亲的脾气禀性，所以，父亲特别开心，特别满意也特别满足。
1992年，我亲自动员父亲赴京北上，父亲故土难离，说什么也不肯。后来经我说服，又说：“不买卧铺！我就是蹲着也要上京城！”他说的不算夸张。’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活到足岁九十不成问题。在北京家里。我服侍他的时候，除轻度便秘外，没有其他什么毛病，饮食起居正常，不但每晚必看电视，而且天天必读报刊，还读长篇小说，如三四十万字的《乾隆皇帝》等。但是，来京一年之后，父亲又想回陕西，他不好意思直接对我开口，而是让远在深圳的大妹妹和临时来京的大侄子向我迂回渗透。我表示坚决反对。接父亲来京是我的宿愿，从前没有房子，现在分到宽敞的房子，好容易把他老人家的大驾搬来，这么快让他又走？但是，父亲的情绪稳住没有多久，又稳不住了。去年的现在，暖气将来未来之时，父亲执意要回老家，说他早有返乡之意。这次，他亲口对我说了。我仍不松动，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动感情了，他说了一句至今令我心酸的话。他说：“心慌得很……叫我回去吧！”
“……”
“心慌得很，叫我回去吧，撑不住了！”
“天寒地冻，明年开春再说。”
“一辈子了，也没见把我冻死！”
还怎么说呢？父亲这人，寡言多思，轻易不开口，一旦开口，铁板钉钉子，绝不收回，而且不说二遍话。
“那就说好，看看就回来，到时候我接你。”父亲点头。我又强调地说：“说定了，到时还是我去接你。”
我请咸阳作家程海夫妇将父亲护送回乡。《热爱命运》的作者程海，父亲认识，喜欢他的质朴和耿直。在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我们赶往北京站。马上就要开车，父亲拄着拐棍一步一个脚印缓慢地朝前挪动。我让儿子背上爷爷快走，父亲不肯，说：“来得及！”我知道父亲自诩身体硬朗，甭说背他，就是走路扶他一把也坚决不让，你伸手搀扶，他会用愤怒的胳膊把你的胳膊用力地甩开。
我急了：“什么来得及，要是来不及呢？…背上！把爷爷背上！”我下命令了。
刚赶进车厢不久，开车的铃声响了，父亲自言自语叹息道：“老了，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回老家一个多月，人就不行了。1月16日表妹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水米不沾牙，正在打吊针；1月20日侄儿长途电话，父亲上午逝世。我后悔死了！明知天寒地冻，老迈年高，为什么放他回去呢？“老小、老小”，老人和小孩一样，你不管着他点，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吗？
春运高峰期间，我戴着黑纱挤上西去的列车，心跳伴随着铁轨的轰响，一分一秒地向父亲靠近。踏上礼泉地面，已是掌灯时分。
大门口一张大白告示，上写：
阻告
家严弃养痛遵遗嘱
丧事从俭敬告诸亲朋
谨阻奠仪父亲上午已经火化，灵堂上置放着他的遗像和漆黑的骨灰盒子。
我对着父亲的遗像长跪不起，磕了三个响头，眼泪直往肚子里流，万感交集，眼前一黑，不觉天昏地转，出现幻觉，半天醒不过神来。侄子们费力地把我拉了起来，扶着，指着灵堂旁边的幕帐，说：“这是爷爷的遗嘱。”
遗嘱
勤俭持家厚养薄葬是我家传统家风
我谢世后丧事从俭遗体火化
移风易俗毋违我意
从命是孝是所至嘱
阎景超
1994年1月10日8时23分
泪眼朦胧中，父亲来到我的面前。
父亲是我们家族最早接受新文化的人，也是“五四”以后礼泉县火所共知的文化人。父亲不迷信、不拜佛、不信教，不语怪力乱神之事。然而，在土葬或火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明确的表示，只说过将来要死就死在老家他置的这院庄子里，别的话没有说。新社会、新时期人们享福了，保健条件好，他要在短、命的阎姓家庭，创长寿的纪录，从而以血肉之躯证明“心广体胖”、“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理。他似乎觉得“死”对于他来说，是个遥远的话题。，在土葬、火菱讹的问题上，我以为父亲的心情是矛盾的。按照老规矩，与母亲合葬，入土为安，在重孙们一顶顶红孝帽的迎送下，背上棺材安详地下，也算有个归宿；按照新规矩，不与活人争地，火化升天，飘飘欲仙，鼓盆而歌，移风易俗，保全一生文化人的人文品格，何况自己还是县里的政协委员、人们尊敬的阎老先生。
我们都没料到，在火化这一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老人如此明白和果断，这无疑在土葬依然成风、至今连个焚尸炉也没有的礼泉县的平头百姓中爆了一个冷门。
果不其然，在火化的问题上家里人发生争执。反对者担心本家上百户人不答应，也怕把人架在火上烧对不住地下的老母。“看日外争熊，把他大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