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典籍中的宋人常被视为蠢货，他地人民以“蠢殷”、“顽民”目之，大约因其为殷人之后，被周人看不起，后又被“守株待兔”之类的故事编排得众人皆知。讲故事的高手庄子是宋人，但他书里的蠢人却也几乎都是宋人。《逍遥游》里长途贩运帽子到炎热越国的蠢货是宋人，贪小钱贱卖祖传护肤秘方的亦为宋人；《山木》里的旅馆老板宋人连姨太太的美丑都分不清；《外物》篇宋国首都全城小贩协助别人哭丧，居然把人哭死一半，完全是无人能及的黑色幽默；《列御寇》篇里，庄子作为国骂大师，将宋人曹商骂作“舔屁眼”的无耻之徒。但好像他这样的写法，并没有激起宋国人大喊其“宋奸”的爱国热情。也就是说，庄子编排了宋人很多故事，也没出什么事故。
四川人也没有少受编排，以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编排的“蜀犬吠日”声名最为卓著，“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说明这个被编排的故事，他早就听说过了。是不是事实呢？或许并不重要，只要故事足够损人好玩就行。当然这还不算是编排的极致，冠军应属于愚蠢到极点的蜀王。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拿假装能屙金子的石牛，敲开了蜀国的大门，蜀国自此灭亡，蜀王赚得了万年笑柄。
巴蜀之地被编排许多故事，并非没有因由。主要是因巴蜀的地形气候、四围阻隔、交通不便所致，不得已成就了一些自己所独有的东西。后来因这些条件，在巴蜀大地上成就了不少偏安一隅的政权，来了个世所共知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名言流布于世。虽然你可以认为这有点妖魔化巴蜀人民的样子，却挡不住口号和俗语的力量。清末在四川当过官的学者赵藩的武侯祠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也被拿来作为蜀人乐祸贪乱的一种注释。其实早在北宋时，蜀地史学家张唐英就一语道破天机：“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而南宋蜀人李更则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十余人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以此证明所谓蜀人乐祸贪乱，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抹黑行为。
四川交通的不发达，还成就了它另一种甜美的恐吓——“少不入川”。好像四川完全是个让人丧失进取心的温柔乡，其实四川除成都平原外，很多山地相当贫瘠。或许是为了与“少不入川”相对偶，与此对应的是“老不出蜀”，意思是这里方便养老，老了出川完全是自找苦吃。事实到底有几分可以坐实，那是很难说的，不然清末到尊经书院当山长的王闿运绝不会说，到四川如同到俄国那么遥远而苦寒。
二
被别人编排，其实大可当作小说或者剧本来看，或许你在里面的角色，被他们当作了丑角，大可一笑置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别说一个地方的人可能做糗事，即便做得不算坏，也没有权力制止别人议论的自由。现在不是谁在编排你，而是我们自己参与了一大堆糗事。这糗事的主角当然是某些官员在其间运动或寻租，于是文物被毁、古器被盗、老屋被拆、江河被污、土地被毒、空气难闻、人群被赶，进而造成了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瞬间变样与消失。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这一场亘古未有的大破坏中，后人看我们这个时期，对这种伤筋动骨的损害，恐怕会找不到词汇来形容。我所写故乡一座古镇的暴亡，只不过是其中的小焉者也。
既然我无法阻止这一切人为的破坏与变迁，我只有参考地下古物、纸上文献、耆旧述忆、自我经历，来建构那过去或即将消失的故乡，聊以慰藉众多像我一样的受伤者。因此这本小书将所写内容区分为“风物”、“故物”、“人物”三部分，包括远古四川的历史、近代文明的冲撞、中外各色人物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这本书不妨算作是，我准备用一本专书来细细解剖近现代四川文化历史的一个前奏性演出。此专书就是我曾多次说过的想从雍正时期红薯之入川，对四川人口承载、救荒疗饥、山川河流、森林植被、饮食结构、文化发育等方面进行的延展性研究，其间可以看到以红薯为中心的变化，故名之曰《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从红薯角度切入近现代巴蜀变迁》。
再者由于参与三峡的深度文化游活动，使得我看到更多的人进出三峡到达四川各地的原始史料、照片、音乐（如川江号子）、影像、实物、书籍等，让我对从陆游以降的“入蜀记”，不只是文字记载上的熟悉，更算是将来我慢慢写《中外入蜀记》的肇始动因，除记述中外各色人物在四川的生活及游踪轨迹外，还会剖析他们对四川的诸种影响。蜀道固然难，进出均不易，但关于进出四川的各种记述，却也浩若烟海。而很多东西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便偶有涉猎，也只不过浮光掠影，或语焉不详，致使那些充满探险、好奇、交流的游历，仿佛消息于天壤间。我在本书里已写了竹添进一郎、王闿运等人物，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较好的开端。
末了，我得说一下书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来历。这个书名不是我的创意，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的朋友王怡率先所写文章的标题。我踵武其后写了篇应和之章，进而演变成很多人都以此来写同题文章，大约是心同理同之故，引发了追写同题文章的热潮。2006年《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一期关于四川的专辑，我与王怡共同替他们取定了“四川人是天下的盐”的名字。这“盐”字于王怡来说是基督徒意义上的做光做盐，于我来说是指四川人有味道。当然这都是对故乡的赞美夸饰，是否过誉那不能由我们来定夺。
我一直相信人要接地气，一定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有相应的关照与热爱，才不至于悬浮失重，不至于使自己与所居地处于油与水的关系，两不相洽。比如我是重庆乡下的人，但由于久居成都，对成都可谓了若指掌，远胜不少成都土著，因之对成都毫无他乡之感，尽管喜欢上这座城市费了十年以上的工夫。一个人正是因为热爱某人某事某物，才对别人的伤害特别敏感难受，对故乡就是因为有这样历久弥深的感情，才受不了其间所受的诸种荼毒。
诗人贾岛一生炼了很久的句子，辛苦得像个高级文字农民工，“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但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出机器的今天，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归卧呢？因我记述的不少不是祖先及他人的、可供旁观的故事，而是我们所身历的事故，有时除了愤怒与悲伤，真没了那份遣词造句的雅兴，或许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2014年6月29~30日写，7月2日改定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