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纵目弄芳菲
再穷的四川人，无论身当通都大邑，还是僻居乡野，有两样东西几乎是不成条文的惯例，他们是必备然后才可称之为有家的。一是有几个泡菜罐，老泡菜、洗澡泡菜等，不一而足。请允许自我爱护一把，那鲜脆不是韩国泡菜可比。二是房前屋后，要么有几窝竹子，要么种几棵树，要么阳台上有自家护养的花草。小时家贫，先母独力支撑苦寒之家，但这两样东西，却从来没有缺少过。泡菜的可口自是不必说，就是门前所种的月月红也是常开不败，艳丽无比，在苦寒中给人一种身心愉悦之感，得到一种精神慰藉。这样的情景——泡菜可谓物质，花草树木事关精神——并不是我家的特例，而是四川人的普遍情状。正所谓“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养花莳草，栽树种竹，是四川人的普遍情状，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从古至今，其来有自。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的土壤气候，可谓非常适宜花草树木的生长，单是沿岷江流域几百公里长的大地上，有九寨沟、黄龙、青城山、峨眉山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还有四姑娘山、卧龙、牟尼沟、蜀南竹海等生物天堂，这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独特景观。邈远的上古，《山海经·海内经》便说“都广之野……百谷自生”，“都广”便是今之双流，百谷自生，草木也当欣荣。古蜀国十数个世纪以来，建都于许多地方，但自从进入成都平原后，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抵除了低洼沮洳之地外，便是树木森森、花草繁荣的景象，令古时的人民就地取材，欢喜自如。降及中古之世，各类文献及文人文章里，频繁出现描绘四川花木盛况的篇什。扬雄谓成都“百花投春，隆隐芬芳”（《蜀都赋》）；山东人左思则在与扬雄同名的赋文里，用“绿菱红莲”、“陂池满布”形容成都的花草繁茂的盛况；而常璩的《华阳国志》里更是不无自豪地说：“园囿瓜果，四节代熟。”（《蜀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催生了四川地区植物花卉，品种多样，花期交替，四时未曾间断。
公元759年冬天，一个河南人从甘肃同谷，领着一家老小，随着逃难的人群，第一次到达成都。他惊讶于严寒的冬天，成都尚有绿色植物的事实，所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这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诗圣杜甫。上天待苦命的杜甫最厚的地方，不仅有成都要员严武的支持帮助，而且还有浣花溪、草堂这样花木繁盛、溪水潺潺的地方让他及家人暂时卜居，让他充满伤痛的内心，得以喘息疗养。伤春悲秋、孤苦无依、愤世嫉俗、忧国忧民，是杜甫诗作的基调，但他在成都所写的200多首诗里，除了少数直刺现实的诗篇以外，大多是赞美山水花木之盛的诗章，所谓“花径不曾缘客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佳作，比比皆是。杜甫卜居浣花溪草堂时，他的邻居朱山人、吴大鼻子、陶瘸子、黄四娘都是普通的成都人，但他们对自家小院的收拾，都透着一股对生活的热爱，贫寒之中依旧不改对美的向往。如“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便是对成都人嗜爱养花的典型写照。
四川尤其是成都，因山水之胜，风景之美，历来吸引着各路人马频繁出入，他们在或短或长的羁旅中，不忘将他们所看到的蜀中景致，传达给友人，展示予读者。客居成都的陆放翁，报国无门，赏花饮酒便成了他在成都生活的核心内容，以至他回山阴老家多年后，还动情地回忆起青羊宫、浣花溪梅花遍开的盛况：“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陆游不特爱梅花，四川人爱海棠的传统——东坡谪居黄州时，深情回忆起故乡的名花海棠道：“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深深感染了放翁，“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癫”。四川人把与自己有相同爱好而深溺逾己者，一般亲切地称他为：“这个癫子！”这里面的赞佩，乃至引为同调的欣悦，是不言而喻的。难怪放翁要把四川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垂暮之年，频入梦中来。
羁旅四川的外地人固然看到了四川人之耽溺养花，而那些贬谪在外乃至迁徙外地的四川人如苏东坡、杨慎、费密，就更深情感到养花种竹于他们的重要。杨慎家在明代是望族，现在的桂湖在彼时即以“荷香桂馥”著称于世。而川西平原家家户户之种竹莳花，完全是久有的习俗，至今不衰。房前屋后完全被花草和竹子包围，使人有生养其间的幸福和自得。东坡之“不可一日无竹”，“无竹使人俗”，可称是爱竹人的宣言，因战乱而外迁江南的费密在表达他对家乡的思念时，直截了当地说“当门慈竹八千里”（《思蜀》），虽有夸张，却也道尽了竹绕屋篱的美妙景致。如此不绝的赞美，从古至今，进出四川者，代不乏人，从未消歇。从清代诗人李调元而后，到近代诗人赵熙，再到抗战时旅川的作家叶圣陶，以及20世纪60年代访书讲学于川大的学者谢国桢，无不透出对成都乃至四川花木繁盛的赞美。
四川以及成都这种养花莳草的传统，对花木的热爱，简单点说，有文人的倡导，也有偏安一隅如后蜀孟昶这样的皇帝，遍植芙蓉于成都的示范。但更为重要的是，有花的栽培，必有花的买卖，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有的花市，一直绵延至今。有交易，必然促进品种的改良，提高人们的欣赏能力，于是又滋生了另一个踏春赏花的习俗。从浣花溪到九眼桥，沿锦江两岸，游赏之盛，各种文献特别是许多颇有民俗意味的竹枝词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就连古代深处家中的妇女，在这样的时刻也被特别允许出来赏玩，因此才有薛涛的“今朝纵目玩芳菲……教人识是看花归”（《春郊游眺寄孙处士》）的美妙诗句。只是到20世纪初才因锦江水量骤减，此种游赏习惯才趋于式微。但现在的踏青远足乃至游农家乐，何尝不是游船赏春的变种呢？
2006年2月于成都
味道最说青城山
长城是曾经的辉煌，金字塔是死去的纪念，兵马俑是专制的见证，它们虽然足够惊耸世界，但给普通民众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在这些世界奇迹当中，大都是仅供瞻仰凭吊的死物，并不能对现代人的生活提供实际的支持。唯独都江堰，至今光耀千古，既可供人吊古怀物，起沧海桑田、陵谷迁改之叹，更为难得的是，它至今泽被黎庶，惠及当代。遍览世界，将文物及实用集于一身、古今同体、双美合璧的世界奇迹，都江堰真可谓绝世无双。没有魅力久长、活力四射的都江堰，你难以想象在国家板荡时——如南宋抗击蒙古入侵以及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等——川西平原乃至整个四川能有如此丰饶的物产和殷实之赋税，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业，抚平百姓家国兴亡之痛。至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丰年常在的景象，就更无从说起。
既如此，为何这独一无二的都江堰只诞生在四川成都，而非世界其他地方呢？其间的因素固多，如与地理、气候诸方面都深有瓜葛，但与都江堰依凭的青城山，作为道教的发源并且光大之地，却有着虽然隐晦但更为不可分割的关联。都江堰与青城山，真可谓山水同辉，乐山的仁者，乐水的智者，必然集结趋拜不绝。
一
很多具有创始性的事情，由于年代久远，无从查找而湮没不闻，消息于天壤间。公元141年（东汉永和六年）的某一天，一位几年前风尘仆仆辗转来到鹤鸣山开辟草莱的江苏人，正在竹简上画一些只有他自己能辨认的符语，当他画完最后一道符图，并写完最后一个字时，长长舒了一口气：这么多年，24篇道书终于写完了。我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画水符咒为灾难中的老百姓治病，将所有的鬼怪驱尽降服了。
说这话的人，名叫张陵，又名张道陵，后世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张天师。一个江苏人不远千里来到偏僻的西南，弘扬自己的道法，胜算几何？这是个值得探讨的事情。西南地区不像比较开化的江苏，此地巫气尚重，鬼怪流行，但四川人民的淳朴良善，好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教化起来，成本较低，比较听话。加以东汉末期，朝纲委顿，民生艰迫，张陵又能为许多人免费看病，有很高的驱鬼降魔能力，所以深受民众的欢迎。但要弘扬自己的道法，仅靠民众对自己的尊敬，显然是不够的。而来求医的人又那么多，鬼怪妖魔需要驱逐，简直让他忙不过来，于是他大胆地做出了个扩大自己队伍的决定：凡是想信他教的人，想请他画水符看病的人，让他驱逐附在他们身上妖魔鬼怪的人，只要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他的教会，作为信教的保证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五斗米道”。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由此正式诞生了。
前有照，后有靠，是堪舆家对一座城市之山形水势的要求，而成都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照鉴它的是从都江堰顺流而来的锦江，它背靠的虽不是一座山形高大却意义非凡的山脉，那就是著名的邛崃山脉。说它著名，可能许多人会不服气，因为即便在四川，它也没有峨眉山、贡嘎山、四姑娘山的名气大，何况全国那么多名山胜景呢？但要讲究一座山的气场，以及它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恐怕邛崃山脉的伟力就无可阻遏地突显出来了。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里说，中国人许多可爱的生活方式，都深受道家的影响。鹤鸣山与青城山都同属邛崃山脉的支脉，可谓邛崃山脉的兄弟山，缺少它们任何一方，便无法上演道教诞生、弘扬以及发展壮大的“兄弟好”，亦如一车之两轮，一鸟之两翅，缺少任何一方，都将失去应有的平衡。
当我1997年第一次来鹤鸣山参拜的时候，因为正在修缮，显得荒芜而清冷，器局稍嫌逼仄，只有那株据传为张三丰手植的大柏树在那里硬挺着。但一个人行走在道观周围，还是深感其间的气脉向我袭来。鹤鸣山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与青城山作为道教的光大之地，其实都同属古青城山的包纳范围。可以说，道教因鹤鸣山和青城山，而成为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本土宗教，甚至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精神主宰。青城山的“味道”便由此与全国众多的名山胜景区别开来。
二
这里说的“味道”，当然不是指道家的饮食，也不是他们洞天福地所自酿的乳酒，虽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味道”。这里的“味道”是个动词，目的是为了体会“道教”之大道，品咂其中对成都人、四川人乃至中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换言之，道教对一座山是如何依凭的，一座山是如何接纳道教的，道教与山水有何等妙不可言的玄机，值得我们仔细梳理，深深挖掘。
公元143年，在写毕24篇道书两年过后，张陵到达青城山，开创了道教与青城山永无完结的深厚渊源。到达青城山之初，当然他还是干的老本行，驱邪降鬼，开坛阐道，所以像掷笔槽之类的传说，无不是他施法神迹之所在。不特如此，张陵会三界万神于黄帝坛下，设立24个教区，弘扬道法，且羽化登仙于此。在找到青城山这样更符合道教理想的圣地后，鹤鸣山作为道教初始之地的鼎盛期已然结束。可以说越到晚近，青城山的盛名可以使许多道教圣地湮没不彰。许多道士，特别是游方道士，在前往青城山学道后，就再也不想挪窝，可见青城山的魅力，就连出尘修道之士也无法抵挡。近代青城山道教的重量级人物、当家人彭椿仙——其间他虽因与彼时的当家者在道观的管理上意见不合而出走，最后还是因对青城山难以割舍的喜爱而回来，进而当家而成一代道教大师——就是由游方道士而定居青城山的。
青城山当于茶马古道的要冲，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接壤之处，亦是原始宗教与道教的交会之所。但这里的深幽青碧，颇合道教见素抱朴、清静无为之旨，因是道风日炽。加以满山道观的熏染与培植，复以枝柯覆地的完好植被，真是幽深静谧的安心洗肺之所。每回去到青城山，便有一种清幽与冷寂在你周围陪伴，即便盛夏也是一片清凉世界，剔除尘俗之虑，真是别有洞天。而在青城山之外，那不远处的人浪热气、世俗名利，只有令人生出同情的念想。20年前第一次识得青城山面目，加以彼处朋友亦不少，所以几乎每年都有去一次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别人要去额外地求索，而在我则是抬手举足，费时无多即可获得。内人及她的女友们每隔一周的星期五，把登青城山作为她们画画、锻炼身体的方式，想想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从鹤鸣山而至青城山，从张陵到其子张衡，再到张鲁，道教的扩张路线，一是沿峡江水道将巴蜀联结起来，二是沿金牛大道将道教从巴蜀扩张到陕西，沿途道观不计其数，如剑阁县即有同名之鹤鸣山，至今仍存有隋唐时期的许多道教石刻，由此可见道教扩张路线图。张鲁在汉中主政时，将道教与他的政治政策结合起来，用政教合一统治了整个汉中28年，从而也为五斗米道亦即后来的天师道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张鲁降于曹操，五斗米道于是由巴蜀至陕西、河南，而至江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鹤鸣山、青城山是道教的总根据地，广袤的巴蜀大地上，现存的457通道教碑刻文字（见龙显昭等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