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在中华世纪坛正举办着一场老北京摄影展，展出的作品来自一位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非常活跃的德国专业女摄影家：赫达·莫里森。
在她所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支骆驼商队冒雪在雄伟的城墙边缓慢前行；也可以看到一行送葬者后边飘着漫天飞舞的纸钱，那是留给逝者在冥界的盘缠；还可以看到洋车工们焦急地等人来坐车。接着，还可以看到前门大栅栏人声鼎沸的胡同路边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店门脸，那些复杂的字号，老北京传统的职业，以及老百姓和达官贵人的生活。总之，在这一幅幅照片中，60多年前的老北京全貌依稀可见。从照片上不难看出，那时候北京人的生活井井有条，而回想当时还处在抗日和内战动荡年代的中国，这样祥和的生活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当这样的景象与如今北京这个在市场经济快节奏下前进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时，观众的视觉很自然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这场展览也正是为此开设了一个现代北京的摄影展区。在那里映入眼帘的，是夜景中光芒四射的摩天大楼，空中俯视下的四处相连的高速公路，新型的住宅小区等。有意思的是，在展馆中还辟出了一处关于现代北京科技成就的大型展区，当一群群观众从科学展厅出来，骤然间又投入老北京的黑白海洋中时，几乎每个人都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让自己的眼睛和大脑适应起来，看到那些照片，他们的表情就像在梦中一样。试想一下，在未来看到如今北京的照片时，后代们也会有同样的举动吗？
回到莫里森的展览上来吧。这次展出的85张黑白照片都是来自悉尼动力博物馆的收藏。世纪坛艺术馆艺术主任姜建秋介绍说，这场展览是北京国际艺术节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中澳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这是50多年以来，动力博物馆首次将这些照片在其所反映的城市展出，这也使赫达·莫里森和丈夫阿拉斯泰尔·莫里森让北京人参观这场展览的多年夙愿得以实现。
赫达·哈里森，本名赫达·哈梅尔，1908年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出版商之家。11岁生日时，她得到了一部照相机作为生日礼物，即刻便开始在摄影方面一发而不可收。1929年，父母将她送到了奥地利学医，但年轻的她对医学并不感冒。没过几个月，她就成功地说服了父母，转到了慕尼黑国家摄影学院，在那里，她专修了三年摄影。毕业两年后，就像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样，对于**暴行极度失望的赫达开始计划离开德国。1933年，在从报纸上获悉北京的一家名叫哈同的照相馆正在招募负责人时，她便下决心来中国了。由于日本的介入，当时的跨西伯利亚航线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正常通船，于是她就先到达了意大利特里埃斯特，随即乘船抵达中国。
哈同照相馆坐落在那时候的北京外交区，除了中国人，还有国际客户去馆里照相，因此赫达得以接触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她负责领导18位中国摄影师，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四年之后，1938年，她与照相馆的合同到期了，但由于那时的赫达已经爱上北京这座城市了，她就想办法留在了北京。尽管随后的那段日子异常艰苦，九年的时间里，她只能靠为外国人打工维生。临近1940年底时，赫达遇到了阿拉斯塔尔·莫里森，也就是她之后的丈夫，阿拉斯塔尔·莫里森的父亲艾尔内斯特·莫里森是《泰晤士报》知名的北京特派记者，1897到1917年，艾尔内斯特·莫里森在北京工作。阿拉斯塔尔生在北京，但在少年时就离开中国了。遇到赫达·哈梅尔前，他已经回到了中国，在英国领事馆工作，1946年，两人结为了夫妻。然而结婚不久，内战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又迫使夫妻二人离开了中国，他们先是在马来西亚的英国殖民地萨拉瓦克定居，接着又迁居到了澳大利亚堪培拉，直至1991年，年迈的赫达与世长辞，享年82岁。
在北京期间，赫达·莫里森骑着自行车，挎着她的禄莱福来相机，捕捉到了关于北京城和北京人的方方面面。在她的回忆录中，赫达很高兴地回忆到了中国人的谦和及他们不厌其烦等其拍照的耐心，而那时候的照相装备何等落后是可想而知的。她格外关注老北京的传统活动。在她的展览中，几张关于古书修复，造纸和拉洋片的照片显得与众不同。反映京城建筑的照片也拍得非常精彩，人们可以在漂亮的城墙上走上几公里，还有寺庙，贯穿于一整年的五彩缤纷的宗教节日不计其数。老北京的魅力也令我如痴如醉，在早年来到中国时，我也曾感受到了老北京的一部分魅力，我注意到来参观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看着那些反映胡同、老北京职业和庙会的照片，感觉就像在看外星的未知世界一样。在与其中的一位小伙子交谈时，我得知原来他对于北京过去的了解少之又少，而似乎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那些超现代的北京可以提供的东西：酒吧、游泳池、高速公路、流行音乐、名牌服饰……这种现象很有趣，但想必也会令人不安吧。
漫步圆明园
清晨圆明园的杜鹃、喜鹊和猫头鹰（2002年）
在每年酷夏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也就是4月末到5月初，印度杜鹃就会飞到北京，这种鸟会在京城逗留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随后便会继续飞往最终的目的地——西伯利亚，在那里，它们将在凉爽的白桦林中避暑消夏。等到秋风刺骨之时，它们就会踏上南归之路，但在这回它们就不会在北京停歇了，而是一口气直接飞到冬季大本营——印度，那时的印度正值凉爽之时。得益于杜鹃的这一迁徙需求，在4月末和5月初这段时间，人们就可以在北京的园林里愉悦在杜鹃那特有的歌声之中了。让我们来到圆明园吧，每天清晨时分，圆明园的小路旁便能见到一些人，这些人主要是呼吸新鲜空气和晨练的老年人，在大树下伴随着音乐，成群结队的他们悠闲地练着老年体操……
音响中的播音员指导着体操的动作，并介绍着这些动作的保健作用，体操结束时，还会对所有人传来健康长寿的祝福。老年操的动作富有节奏感，又很轻盈，很适合老年人来练习：这支老年操队有15人左右，主要是老太太，她们每天早晨6点一刻便开始出操，7点半下操，之后就回家聊聊天，而这些家常话也有很大的保健价值。所以我很自然地向这些北京的老人们询问一些关于杜鹃的事情，在这个时期，整个圆明园的树林里都充满了杜鹃的叫声。杜鹃叫声的四个语调，在北京城里被认为是“光棍儿好苦”的谐音，用来形容单身秀才的艰苦生活。这显然是在指封建社会，在那时，年轻的穷秀才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昼夜苦读群书，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是以八股文为基础的，由诗书礼教命题的八部分组成。17世纪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他那些关于狐狸精和鬼魂的奇幻故事中所讲述的那些秀才，就是当时封建社会广大秀才的缩影。这些秀才中的大多数都很贫穷，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孜孜不倦地学习，这样的岁月显然很艰苦。事实上，那时的秀才要在中举做官之后才会结婚，因为要财力和权力兼备才能让他们打开大家闺秀的婚姻大门，但这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几十年甚至是一生。因此，单身秀才们的痛苦就在北京城里的杜鹃口中传唱起来了：光棍儿好苦啊……
根据体操队里的一位老大妈介绍，关于杜鹃的歌词，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翻译方式，这一次和农村有关。这位老夫人来自保定的一座村子，在那里，杜鹃说的可能是“快快倒锄”（音），意思是小麦发芽了，该去地里锄草了。这明显是在指季节的变换节奏和农耕的工作。类似的翻译还可以有广东版本，广东是中国南方一个非常富足的省，那里杜鹃的叫声是“广东好禾”，意思是广东将会迎来大丰收的意思。
现在让我们离开中国，去到另一个亚洲国家尼泊尔，在那里，印度杜鹃也留下过它们的歌声。而在那里，杜鹃的歌词就被翻译成了“gotha ko chha—phuchche keto”。在尼泊尔语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谁在牛棚里？一个男孩”。还有一种语调是“kaphal pakyo”，意思是“野桑熟了”，这很明显是在指杜鹃在尼泊尔停歇的那一个月，因此杜鹃在尼泊尔语中叫做“Kaphle Chari”，是“桑之鸟”的意思。这些信息都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部专家——来自加德满都大学的玛德哈夫—波克雷尔（Madhav Pokhrel）教授告诉我的。
之前一直在说杜鹃，我们何不详细地讲讲在北京园林中极为常见的喜鹊呢？和意大利不同，在中国，喜鹊并不被看作偷吃稻谷的“小偷”，多被看作传播喜忧的信使。如果喜鹊在早晨“嚓嚓嚓”叫，那么这就是吉兆，而实际上这种叫声也可能是在催人为远客备茶，因为这个叫声的谐音很像“烧茶”。因此喜鹊晨鸣可以带来好运，预示着吉祥或客人的到来。而若是喜鹊在晚上叫，那么就只能等着倒霉了。
至于猫头鹰，这种鸟在中国也是噩运的象征。如果猫头鹰在午夜发出苦笑般的哀鸣，那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亲戚或朋友要去世了。与老年体操队坐在河边一起休息时，其中的一位赵大爷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猫头鹰的真实故事：很多年前，赵大爷的老父病危了，而在一天夜里，猫头鹰便开始了凄惨的悲鸣。因为是商人，赵大爷有一把手枪，但为了不吓到病危的父亲，赵大爷没敢向猫头鹰开枪。于是在第二天早晨，他的父亲就真的去世了：猫头鹰又一次及时地扮演了噩运信使的角色。
春游圆明园遗址（2007年）
对于我来说，重回圆明园总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圆明园是一座建在湖中的皇家园林，18世纪中叶建成，但不幸的是，在186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无情地摧毁了。圆明园坐落在北京的西北部，令如今的圆明园闻名于世的，是它那西式风格宫殿的废墟遗址。事实上，整个圆明园包括三座园林：皇帝们所居住的真正的圆明园，坐落在它东侧的长春园，以及在南侧的齐春园。在最近圆明园主区对外开放之后，园中的所有景点都可以供游客参观了。圆明园包括九座小岛，而连接九岛的，是被佛语称作“九州”的——九州上建有楼阁、藏经阁和花园。大约在18世纪中叶时，朝廷里出现了西方的建筑学家，在这之中有很多都是基督教士，而在圆明园的东北部区域，就耸立着一系列的欧洲宫殿，这些宫殿是为了收藏西方帝王们赠给朝廷的礼物和珍品而兴建的。最近，这片区域进行了挖掘，出土了很多建筑的地基、装饰墙、圆柱、柱顶、大盆、湖中倾斜的大台阶，以及由基督教士们所建的漂亮的喷泉，在那时候，这些喷泉要算是宫廷里最有意思的元素了：实际上在那时的中国，水上游戏还是一件未知事物。基督教士们还在园中建造了一个迷宫，而这座迷宫在几年前也按照最初的计划被重建了。
至于园中那些曾经丰富多彩的艺术收藏，不论是东方工艺品还是西方工艺品，在1860年之后，不是被分散到欧洲博物馆中，就是被卖给个人了。
在圆明园的废墟中漫步，总会有一种令人激动的体验：在倾斜在水面上的谐趣遗址中，有一头大石狮子，这头石狮子有着卷曲的狮鬓，只是被劈成两半了，不过在狮子背上所刻的蝴蝶结还清晰可见，蝴蝶结上是两条交织而成的花带。在石狮子旁边，还有精雕细刻的大水盆，贝壳结构的装饰品，凹槽结构完好无损的石柱，和各种各样的建筑零件，这些都被雕刻得极其精致。
那些装饰品既有中式风格的，又有西式风格的：除了中国特有的圆型铜镜的复制品外，还有一些波浪式的彩带，带有几何样式和花纹的图案。12生肖喷泉又将人们引向了假山的废墟，而中央那个大型的石头贝壳仍然完好无损。我还记得在多年前，当这片区域还布满荆棘土堆的时候，只有这个大贝壳在这里展现着它那孤独之美。
西式宫殿的西边是福海，过去的福海，它是被楼阁和花园所环绕的。
在最近一次参观圆明园的途中，我喜出望外地发现在福海东北边上的一条小河湾上，“方壶胜境”遗址被完全地挖掘出了，包括三个水上晒台和几座中式楼阁。在废墟中，除了几十个放置在晒台角落的巨大石制龙头和一些雕刻的建筑材料，我还发现了一个栏杆上的一小块精美大理石石柱，上边雕刻着一只在云中展翅腾飞的凤凰，这些都保存得非常好。
“方壶胜境”遗址是圆明园40个著名景观之一。这40个著名景观，在乾隆年间（18世纪中叶）都有全貌复制图，由当时宫廷画家所绘，每一幅复制图上都配有一首诗，但现在，这些复制图都被摆在巴黎国家博物馆中了。刚刚挖出的这部分遗址所配的诗句是这样的：“飞观图云镜水寒，拿空松柏与天参。高冈翔羽鸣应六，曲渚寒蟾印有三。拿匠营心非美事，齐人扼腕只虚谈。争如茅土仙人宅，十二金堂比不惭。”
事实上，诗歌和圆明园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乾隆皇帝不但是圆明园的建造者之一，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用诗编了一本日记，用来记录他在圆明园所度过的岁月。他的这本日记诗集中共含42000首诗，题材有借落雨、赏月和花苞之景抒情，也有对一些小事件的记录，比如某些花卉的移植，天鹅的诞生，荷花根遭到贪吃的蛇头鱼攻击，荷花的生长问题，以及白鹭的飞翔等等。
在初春之时，荷花干枯的杆、茎、叶覆盖在湖上的某些区域，等待着夏天雨水滋润和酷热的能量，夏天会让它们获得重生，从而成为圆明园中最吸引游客眼球的景观之一。在芦苇丛旁边，已经开花了的桃树，苹果树和李子树争奇斗艳，在大自然的唤醒咒语下，这就宛如一片五颜六色的芬芳彩云。
农民、皇帝和我（2002年）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鸦片战争，并摧毁了圆明园。然而在18世纪中叶，圆明园曾经历过它的辉煌。那是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就生在圆明园之中，并在园内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随后他就将圆明园扩建，在园内建满了宫殿、寺庙和花园，那时的游客认为圆明园就是一个人间天堂。在1860年圆明园被破坏和之后时期的残园抢劫中，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的军阀们，他们直接将圆明园的石碑、砖头和园中一切还可以使用的东西搬到了自家的花园中，现在园中的一些建筑物只剩下了地基，这些地基不是被盖在了灌木丛中，就是被埋在了那些人工堆积的小山坡下，这些人工山是用开凿众多湖泊的泥土堆积而成的。本来在不大的空间中，圆明园应该作为宇宙中一切美景的代表。
昨天接近早晨7点时，我在圆明园里散步，散步途中我注意到在东南小门内两个民工正在沿着湖畔挖坑，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协助着他们。那位姑娘叫张春霞，在山东省枣庄市文化局工作，她和几位同事到圆明园来协助涵经堂遗址的挖掘工作，涵经堂是乾隆的住宅，他每年要在那里住上近200天。那时张春霞正在挖掘的是以前的一座码头，在这座码头上停泊着河对岸的船只，而圆明园的入口之一就在对岸。这座码头叫做“云容水态”。张春霞告诉我说，他们的工作和附近涵经堂的大型挖掘有关，工程始于去年，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挖掘出了几间住宅，一座戏院，几条走廊和一片多石的花园，最近的成果，是过去皇帝接见边疆蒙古王子们的那片遗址：那是一座宽敞的院子，坐落在皇室区的南侧，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几天前，这里挖掘出了一个大型蒙古帐篷的底座，底座呈圆形结构，直径约10米，两边都放着石板，上边绘着波浪形的装饰花纹，宛如一条玉带。得益于这次挖掘工作领导——北京市文化局研究所靳枫毅教授的照顾，我得以欣赏到了这一精彩的场面。涵经堂挖掘工作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型园林恢复活动的组成部分，预计要重建两个入口，并将挖掘工作向公众开放。
回到“云容水态”时，两位工人刚刚挖出了清代（公元1644—1911）陶瓷的碎片和精雕细画的碗底。这两位工人又是谁呢？他们是安徽蒙城的农民，在农耕之余，他们还会参与到中国各地的考古挖掘工作中来。这两个工人活儿干得都很出色，以至成为了各大遗址竞相争夺的红人。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工作：在土地、砖头和石头间，他们谨慎而又优雅地进行着挖掘，尽管头上顶着烈日（在那几天，北京的温度大约在40度左右），但他们只用一顶草帽来遮阳，他们已经习惯了酷热和辛苦。他们对我说，这并不是问题。在九月份挖掘结束后，他们就要回老家收玉米和大豆，播种水稻，在再一次接受考古挖掘任务之前，他们就在家休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还曾经在大汶口参加过挖掘工作，大汶口是新石器时代非常重要的遗址，能够从事如此重要的挖掘工作，他们感到非常自豪，在挖掘工作中，他们也挣到了一些钱，并目睹了远古时期村落的地貌，为此他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所以他们迫切地等着参观故宫，不过现在，他们毕竟已经在皇上的家里了。另外，带着一种哲学的观念，他们也从挖掘工作中观察到了人类的幸运是多么短暂，曾经兴盛一时的王朝最终也会夷为废墟，权力和死亡是何等的交替无常，就如四季之变换，其变换节奏会令人想起了人生的今昔之变……在我们谈话之时，树上的蝉又突然开始鸣叫了，与蝉鸣交替的，是杜鹃那持续的歌唱。这两个农民回忆说，在他们蒙城那片，杜鹃鸣叫的四个声调就仿佛是在说：“挖沟堵沟”，也就是为灌溉挖堵水渠的时候到了。而在山东枣庄，杜鹃鸣叫的四个声调唱的却是“烧香拜贡”，带有宗教的意思了。
这两个农民正在挖一个方坑。我问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一间房，他们回答道：“这可是一个勘探坑啊！”他们已然发现了，我在这方面还是个外行……
圆明园观鸟（2003年）
你们可曾观察过那些自由、漂亮而又灵动的鸟类觅食，搭巢，哺育幼鸟？在我们身旁的是一个精彩的世界，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发觉：如果一个地方有鸟，那么就意味着附近存在着水和新鲜空气，存在着花草树木，即存在着良性的生态环境。所以说，观鸟是观察环境的一种方法：这便是陈晓星最新的发现。一天下午在圆明园散步时，我遇到了陈晓星，她是一位北京的青年观鸟爱好者。在一座小山坡上，两个年轻人正在摆弄着类似于大型天文望远镜似的东西，走近一看，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正在观察前面湖里芦苇丛中的那些漂亮的鸟。陈晓星39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是人民日报社记者，眼前的她随身携带着两本关于鸟类的记事本，以便记载眼前的新发现。她是绿色家园志愿者协会的成员，该社团是个民间组织，经常会组织大家外出到北京的郊区，试图培养民众尊重环境的敏感性。陈晓星交了很多从事环保工作的朋友，这些朋友中有工程师，有会计，甚至还有哲学家，这让她对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拜金的社会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在圆明园相遇的那天，与她同行的那位朋友注意到了一家人正在湖边野炊，于是就走近提醒他们把垃圾带走，这一家人也回答道：“谢谢，我们肯定会把垃圾带走的。”看到绿色家园志愿者协会社团朋友们这种环保社会的举动，陈晓星非常高兴。3月20日到5月20日，以及8月底到10月份这两个时间段内，绿色家园志愿者协会会组织会员去观看迁徙来的鸟类，除此以外，他们还会在每周三举办一次交流会，会员们在会上交流自己的新发现，包括新鸟种的出现，哪片区域的树木砍伐，河流治理情况，河流的水泥沉淀物遏制了青蛙和那些沟渠动植物的出现，等等。出席这些交流会的，还有中国国家环保局的成员和像晓星这样的记者们，他们会把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让它们听到群众的声音。社团每月还会与专门领域的专家们举办一场晚会。在上一次的交流会上，由于Sars的出现，中国动物园协会的一位专家向他们讲述了在发现部分Sars病毒后开始对灵猫（俗称果子狸）采取的不公待遇。事实上，灵猫有30种，而在这30种灵猫中，究竟哪一种带有Sars病毒呢？另外，在很多动物园中，动物就是在与给它们投食的游客接触才生病的。所以说，动物生病的罪魁祸首通常都是人类！
除了绿色家园志愿者协会，在北京还有两所环保协会，从成立时间上来看，第一家是1994年成立的“自然之友”，这家协会在正式成立前就已经在环保方面相当活跃，大力从事藏羚羊的相关工作。另一家协会叫做“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由女哲学家廖晓义创建，这所协会主要负责环境研究和中小学环保教育。绿色家园志愿者协会是组织外出观鸟活动最多的社团，因此也得到了鸟类爱好者陈晓星的青睐；而在去年，该社团还赢得了全国性观鸟大赛的冠军。一些会员感到很吃惊，因为两年前他们除了喜鹊和乌鸦，其他什么鸟都不认识，而现在，他们能够认出的鸟类多达200种，这让他们感到特别高兴！
中国东海岸的海水浴中心北戴河，处在世界上最大的候鸟迁徙走廊之一，可以说是观察候鸟最好的亚洲中心了，这些候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西伯利亚飞去。北戴河有着中国的观鸟中心，该中心还负责为飞禽标记识别箍，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志愿者在周末或者“五一”和“十一”的假期中开展。最干练的工作人员既要为鸟戴上识别箍，又要为鸟类标本称重量测尺寸，他们甚至还能为鸟的尸体防腐保存，为以后研究用。技术最差的工作人员就简单地做做观察，待有鸟死亡时便通报给更加有经验的同事。除了中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也会到中心来观鸟，他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中国志愿者的火车票费和伙食费都需自理，但由于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护研究鸟类，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做着这项工作。
在北京的郊区也可以观鸟，比如怀柔区和密云区，梁山和松山。观鸟的成果会被放入绿色家园志愿者协会在网站www.wwfcchina.org的论坛中。像老人那样不能远行的人，就在公园里观鸟，记录下鸟每天的状况、温度等。
也许你们想知道北京公园中最常见的是什么鸟，在圆明园中主要是喜鹊、麻雀、杜鹃，各种鹭、白鹭、黄鹂和啄木鸟。你们可知，北京现在的喜鹊太多了。陈晓星开始还觉得一个地方出现很多鸟是一件好事，象征着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环境，但现在她明白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各种鸟类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均衡的。如果喜鹊和乌鸦过多，它们的吵叫声会防碍很多鸟类的出现，另外，它们的粪便会弄脏公园和建筑物。喜鹊和乌鸦会妨碍杜鹃建巢和哺育幼鸟，而事实上，今年从印度迁徙到西伯利亚并在北京间歇的杜鹃明显减少了，而他们那独有的四个声调的叫声也越来越少地被人听到了，所以北京试图借助人为方式来减少麻雀和乌鸦的数量。另外在中国北部的农村里，水资源在日益减少，而与日俱增的，则是化肥和除草剂，所以鸟类就迁移到了城市里，在那里它们可以在湖中饮水，在废弃物中觅食，另外，市民的文明程度也要高于农民，他们不会将鸟类赶走。所以说在生态系统中，鸟类所扮演的就是测压计的角色。如果一个地方的飞禽数量较少，就说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出现了问题；如果较多，就说明周围地区的生态问题严重了。陈晓星提醒说，人们总是批评政府对树木的砍伐，对水的污染，但这些责任有时也需要由普通民众的无知和追名逐利来承担，所以需要培养民众在这方面的敏感性。以此为目的，陈晓星的一些朋友经常去各中学和大学为学生们做环境问题的免费讲座，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未来有可能就会成为握有决定性权力的政府官员，良好的环境知识会让他们把工作做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他们的专业方面都很出色，但却欠缺环保方面的意识，比如现在浮现出的现象就是他们不知道塑料袋的危险。另外，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而相关的浪费也就随之成为了流行。人们在追逐着奢华的几百平方米的住房，追逐着美国的豪华轿车，这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很多对于环境问题敏感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样的模式并不适合于中国，满足少数人奢欲的代价，是让大多数人受到惩罚。陈晓星和她的朋友们所信奉的，是圣雄甘地的口号：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简单、合作与慷慨。
最后，陈晓星还想提醒大家：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对于鸟类非常敏感。这在1200年前的著名唐诗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君子在春天是不会捕鸟的，因为那时正值鸟类的孵卵期。另外，中国第一部诗歌典籍《诗经》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就是在水边鸣叫的鸟儿。在陈晓星看来，对于鸟类热爱的程度是每个时期社会状况的象征。明代名医李时珍（公元1368—1644），也在其所作的古代医药名著《本草纲目》中用100章的篇幅提到了鸟类，另外，古代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上也包含着鸟类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