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农历新年，特别是过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张汉钧，他是上海人，今年82岁，音乐家兼演员，同时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当时他家还在什刹海的涛贝勒府，现在那儿是他所属的中央民族乐团所在地。时至今日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他家门前的南瓜藤下一起聊天度过的下午，当然还有他夫人做的南方特色佳肴。几年前，由于北京老城区进行改造，张汉钧家往北搬到了亚运村的公房里，过去的这种氛围也随着搬迁而一去不复返了，对我如此，对他亦然，失去了老邻居和老朋友，老两口只能寂寞地待在没什么阳光的屋子里。
尽管年纪不小，张汉钧身材挺拔，满头银发，长相酷似***。所以1981年***平反后，张汉钧被选中在电影中扮演***，这使他获得了一定的名气。张汉钧还会演奏多种中国乐器，比如琵琶和阮，他曾在解放后尝试改进这些传统乐器，解决它们无法奏出低音的缺点。可惜的是实验没有成功，周恩来对此也非常遗憾，作为总理他不仅处理国家大事，对民间艺术也很关心。
张汉钧来自中国东部的港口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所以很自然的，他有印象的第一个春节是小时候在上海度过的，当时父母还牵着自己的手。一直到上了小学他都过得非常快乐，但后来随着父亲卧病，家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于是很年轻时他就去一个希腊人开的商店工作，并由此接触到了外部的世界，因为当时的上海为外国租界势力所控制。希腊老板非常喜欢音乐，尤其是萨克斯，张汉钧受其影响也很快学会了演奏一些乐器，为他日后在北京的音乐生涯打下了基础。
张汉钧坦言搬来北京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北方的过年方式和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上海的传统民居，即石库门，是种砖石结构的两层建筑，中间围着一个天井，里面住着多户人家，一般而言关系都非常好，因为毗邻为居，保持和睦显得尤为重要。过年前一个礼拜大家就开始互相串门了，而除夕夜则是留给各自家庭的，邻里间很难聚在一起。年三十当天的晚饭叫做“年夜饭”，或者“团圆饭”，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是“暖锅”，也就是北方的“火锅”，一般是一个圆形的铜锅里面放上炭火，中间的中空部分则用来排烟。在北方，人们把牛羊肉放入火锅的沸水中涮烫，而在沿海城市上海，放的多是蔬菜和海鲜，此外还有蛋饺、菱角、面条和豆腐，所有人聚在一起品尝火锅里的食物，同时还能喝到加了不同作料的鲜汤。
当时谁家如果没有锅子，可以向周围邻居借。事实上所有邻里间关系都很好，从不争吵，而过年就是体现这种感情的最好机会。回忆过往的生活，张汉钧苦涩地表示现在所有人都住进了公房，实在是很凄凉：邻里间互不认识，没有交往，也不像以前那样串门。在过去的老石库门里，大声说句话就能被所有人听见，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所以邻里间就像一家人一样。据张汉钧回忆，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生活非常艰难并且限制很多，但商人还是继续做生意，春节也照过，只是不如先前那么热闹。日本人在上海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任命“家长”和“保长”负责社区管理，强迫这些人进行合作。当时他们的“家长”是个普通裁缝，管理了几户人家，在他上面的“保长”是个商店老板，负责更大一片区域。再往上还有某个更高的负责人，与日本人牵连更多一些。
2003年张汉钧庆祝了结婚58周年。他的妻子是位勤劳而安静的女士，这点与能说会道的丈夫截然不同。两人在上海时是邻居打小就认识，随后一直相伴左右，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并非多见。张汉钧回忆说当时妻子家在同一座院子的楼下，经常去作客两人就认识了，她家不管在过节方面还是人际关系上规矩都很严格。年三十晚上一定要准备年糕，并送给周围邻居，最好的年糕当然是宁波产的了。张汉钧自豪地说他祖籍就是宁波，是上海南面的一个港口，出过许多有名的企业家，比如荣氏家族。上海人不会做年糕，所以得购买宁波的，这种年糕用晚稻米制作，品质一流，放进水中后不会散出渣，所以被称作“水地青”。北京人同样非常喜欢宁波年糕，切成片之后和芹菜一起炒了吃，具有消食的功效。节日里吃了大量油腻食物后，用蔬菜和绿茶清理一下肠胃对身体很有好处。此外，北方还有糖年糕，用糯米制成，里面裹入枣泥，豆沙和果仁馅，同样非常好吃。
说到春节的一些规矩习俗，年初一那天家中的小辈都要向老人磕头。男孩子去亲戚家拜年而女孩子则留在家里招待前来的客人。磕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收到“红包”，里面有“压岁钱”，每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由家长放在小孩子的枕头下，所以叫“压岁”。孩子们都非常乐意给长辈行礼，因为收到了压岁钱可以去城隍庙的庙会上买喜欢的点心和玩具。张汉钧回忆说，30年代时上海已有气球卖了，不过当时更多的是泥人、鞭炮和玩具。去亲戚家拜年持续到大年初五，不过春节一直要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过后才算结束。说到元宵节的过法，南北方就有些不一样了。张汉钧1953年搬到北京后，作为民族乐团的一员前往山西偏远贫困地区为当地农民演出。他回忆道：“山西煤炭资源丰富，正月十五那天，每个村子都堆起几米高的小煤山，里面挖空了点上火来庆祝节日。这些煤可以烧一天一夜，不仅用来照明（当时只有煤油灯和瓦数很小的电灯），还能用来取暖，山西的山区冬天寒冷异常，所以能够想象那儿的人们在火堆旁有多么高兴。寒风吹过带来的是暖意，人们也就不会冷得发抖了。乐团的舞台就设在土地庙边上，由木头搭成，装点得五颜六色，当时中国每个村子都有这样一个戏台。考虑到观众得从五六公里外步行过来，演出被安排在每晚八点。虽说表演等人到齐后才正式开始，但一般七点左右就开始吹奏了，村民听到乐声后举着火把赶来。一把把火炬构成的队伍仿若长龙在星夜下和山路间蜿蜒而行，这幅景象令人一生难忘。演奏持续三四个小时，然后在当地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步行十几公里前往下个演出地，演员自己背着行李，乐器则装在小推车上。中午左右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投入当晚演出的准备工作中。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星期。在山西的贫困山区，当地人在元宵节给我们准备了用猪油炸制的豆沙和枣泥米糕，猪油每年就用这一回，平时都存放在木柜里用来招待客人。村民还给我们吃野菜和面条，虽然简单，但非常实在。当地人朴实真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来招待我们。为了增添节日的欢乐气氛，他们会制作一种特别的炮仗搁在树上点放，响声大得惊人。”中国的农村过去非常贫穷，尤其在西北的干旱山区，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张汉钧50、60年代曾去过北京郊区的门头沟，虽然算不上偏远地区，但当时仍相当贫穷。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他回到那儿已经认不出来了，所有的房子都是新建的多层小楼。好不容易见到个穿着补丁衣服的“穷人”，却发现他坐在一栋新房的院子里，这么穿着也只是出于老年人节俭的习惯。每家都有现代化的环保沼气锅炉和各种电器，和城里完全一样。吃饭时都有米饭，这在中国北方曾经是难以想象的。
我又问张汉钧“文革”期间是怎么过年的，他说那些年因为夫妻俩都在天津旁边的农场下放，条件艰苦所以就没过春节。
解放前，上海人的新年愿望都是“恭喜发财”，最近这个习惯又回来了，但不管怎么说上海和北京不一样，是一个商业城市。不过张汉钧个人一直都不喜欢这个说法，在他看来，一个人发财总会伴随其他人利益受损。在上海正月初五人们要在家中和店铺里拜财神，解放后来到北京，发现这里并没有这个习惯。
元宵节的时候，上海的街道上到处可见不同形状的花灯，里面点着一根小蜡烛，由孩子们牵着玩耍。而北方的元宵节则更加热闹一些。此外，南方人在元宵节会吃糯米做的“汤圆”，里面夹着甜馅，北方人更喜欢“元宵”，由相对粗糙些的原料制成。商店从除夕开始就关门了，由此产生了许多悲剧故事：过去三角债非常普遍，小店铺如果没能从大商家那儿收到款项，他们的普通员工就没钱过年，有些还失去工作，更有甚者选择了自杀，《林家铺子》这部电影描写的就是一家商店年末倒闭的故事。
解放后这类情况不再发生了，倒是现在有些在城市工地上劳动的民工经常在过年前拿不到工资。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如果拿不到工资就没法回家过年，而他们的家人正满怀希望地翘首等待他们回来改善生活。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种故事，张汉钧总是很难受。
回到过年这个话题，在上海腊月二十三也会祭灶神，南方的厨房很大，所以每间都会摆放一个祭台。根据传说，每年这一天灶神都会飞到天上报到，所以要准备甜点，让他多说好话。这或许跟道家思想有关，也可能仅仅是民间信仰，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在北京，农历腊月初八那天要庆祝“腊八节”，喝“腊八粥”（由大米，红豆，绿豆，冰糖，枣子等八种配料做成），而在上海没有这个习俗。据张汉钧说这是一个佛教节日，但在南方夹杂进了其他的世俗元素，毕竟对于老百姓而言只要得到实惠什么都是好的。
张汉钧来到北京之前从没吃过饺子，这也算南北方诸多差异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上海人们吃“汤圆”表示合家团圆。1953年他北京的邻居发现张家没有包饺子，大为诧异之余很是同情，随后他们才明白南方人没有这个习惯。在湖南，人们过年还吃红枣酒酿水煮蛋，这是一种富贵的象征。鸡蛋外形上很像“元宝”，这个习俗也和财富有关。
今年春节打算怎么过呢？张汉钧说除夕晚上会和儿子一起过，初一也是，而他的三个女儿则要去公婆家，只能初二来看父母了。“也许我们会去女儿家待几天，前两年就是这样，儿子年初一下午也要去岳父家拜年。”
关于过年吃的，解放后尤其是到了北京之后，张汉钧就没有特别在意了，不过随着社会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比如他特别反对过年时给小辈太多压岁钱，在他看来只要够买玩具和零食就行了，给的太多会把孩子宠坏。1949年后他很高兴看到人们不再说“恭喜发财”，在他印象中这对穷人没什么好处。
对于张汉钧来说，在北京过春节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吃饺子，还有几次春节压根就在随团演出中度过了。然后印象深刻的就是鱼、肉和蔬菜等年货都得在节前准备好。做新衣服的话，布鞋是少不了的。母亲总是告诉孩子们等到过年就能穿了。过去在贫穷的山西，过年可不是大吃大喝，而是意味着孩子们有新鞋子和新帽子了，兔子和老虎形状的帽子鞋子漂亮极了，但孩子身上其他衣服还是很破旧，穿着新鞋子的脚上常常没有袜子。他还记得山西的妇女在新年做的发饰，就像他们贴在家中的剪纸一样，非常漂亮，不过现在已见不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切都变了，贫穷更少了，传统也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