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堆，一个被忽视的地点，潜伏着多少被遗弃的国宝？九元钱，换回价值连城的青铜重器，一个尘封已久的神秘古国惊现于世！
一、一个电话追回一件国宝
1979年12月的一天，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刚上班的工作人员们正商量着一天的工作计划。正当此时，电话机响了，孙清远拿起了听筒。电话是宝丰县文化馆文物干部邓城宝同志打来的，他说：“刚才有个农民来馆里，拿了一件青铜器，问我们收不收。我问他东西的来历，他说是薛庄的，在砖瓦厂干活时挖出来的。我跟他说，薛庄归平顶山市管辖，你到平顶山市文管会办公室，把东西交给他们，你保护文物有功，他们还会给你奖励。此人说中啊，然后拿着东西走了，我给你们打个电话说一下。”
谁都不会知道，这个电话意味着什么，谁也没有发现，这一天有多么不平凡。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平顶山市是一个新建城市，是个五县交界、五不管的地方，过去杂草丛生、土匪出没，根本就没有什么文物。平顶山文物办的工作人员每到一地，进行文物法宣传时，就会经常听到“咱这儿还有文物哩？没听说过”、“咱这五不管的地方有啥文物？一条公路，一岗楼，公园一只瞎眼猴”这样的话。说实话，当时的平顶山市发现的重要文物确实不多。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这里什么时候能有重大发现。
今天竟然是有人主动要交出文物，大家都感觉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于是，很期待地就在办公室里等啊等啊，但直到傍晚那人也没来。第二天还是没人来。
当时，平顶山市的文物管理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多的时间。当时的专门机构是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文物办”，属市文化局管辖。市文物办常设人员三人，耿殿元、张肇武是办公室副主任，都有50多岁，对工作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孙清远是不到20岁的小青年，刚从省里参加田野考古干部培训班回来，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番事业。当时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三项。其一，是加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蒲城店遗址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寺岗遗址的管理工作。其二，是向广大群众宣传文物法，配合本市城乡基本建设。大家本着“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两重”“两利”的方针，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如果在平顶山市辖区内，发现文物古迹相关情况，他们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有关信息及时上报省文化局文物处，或者由省局派人处理，或受省局委托而自行处理。其三，是不定时到废品收购站、造纸厂、银行、工商局等，有可能收存和销毁文物的地方，拣选征集流散文物。每周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要外出寻访。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当时还享受到国家的粮食补助。当时工作人员每月正常粮食供应标准是29斤，他们可凭单位出具的野外工作证明补到不超过36斤。这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是很不错的待遇，很让人羡慕。
因为一直等不到那个村民，大家就收拾行装，准备好《文物保护法》、笔记本、水壶等，乘上公交车，前往薛庄公社实地考察。
到了薛庄后，通过当地人了解到，薛庄砖瓦厂在北滍大队西土岭——滍阳岭上。于是，就步行到了北滍大队的办公室，见到了当时的大队书记胡小宝。胡书记马上派人找来了大队会计卢自乾同志协助工作。
在卢自乾的引领下，他们对整个土岭及砖厂进行了初步考查。这是一条长约2400米、宽约160米、高出地面约10米的南北向土岭。其东侧是农田，西邻古应河，隔河与应山相望，南部土岭延伸入白龟山水库淹没区，北至平宝公路。由于滍阳岭地势较高，土壤纯净而没有杂质，所以公社、大队都在此建砖瓦厂取土烧砖。
通过了解得知，北滍大队砖厂确实出土了文物，现场已被破坏，大件文物已经由当事人拿到宝丰去了，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分小件文物，因为他们认为不重要，所以就随便扔在砖厂的屋子里。到砖厂办公室一看，发现扔在地上的尽是一些小件青铜器——车马器之类，随即收集起来。然后将砖厂工人集中起来，进行文物法宣传，对他们讲了什么是文物，文物的作用和价值，保护文物光荣，破坏文物有罪等。当地砖厂工人纷纷向他们提供文物情报，讲述以前这里曾经出土过不少文物的事情，并表示今后遇到文物就上交国家。
后来，卢自乾同志又找来一条小船，大家乘船在土岭南部的周边进行了考察。这里的东南面原是繁华的滍阳镇，1964年修建白龟山水库后，滍阳镇成了水库淹没区。这道岭本身在早年被断开为二，分南北两段。从断崖上看，南段有一部分为冲积沙丘，上面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依地势看，这里依山傍水，又是台地，正是古人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据说在兴修水利时出土的一些文物，全部失散民间。
由于未见到当事人，他们在委托卢自乾继续帮助调查后，又乘车到了宝丰县。下车后，直奔县文化馆，见到了老邓。在互相询问情况后，大家分析，这位文物携带者没去市文物办，可能听说文物归国家所有，害怕被没收，将文物拿到废品站卖掉了。一杯水没喝完，大家立即启程赶往宝丰县某废品收购站。
收购站的同志听了情况后，找到了前天当班的一位中年男同志。一谈情况，他马上说有这么回事，并谈了收购经过。向他宣传文物政策时，他指着墙上张贴的“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宣传图画说：“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我们知道，这件东西一拿来，我看像文物，就把它单独放起来了。你们要不来，我们还准备送到文化馆呢。你们既然来了，就带回去吧。”按照当时的收购价格，此铜器重2.4公斤，值9元多钱。按当时的规定，应当附加10%的手续费给收购站，但收购站的同志坚持不肯加价。于是他们就以原收购价9元多的价格，赎回了这件文物。看到这种情形，大家都非常感动，向当事者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回到文化馆，大家共同欣赏、研究着这件文物，这是平顶山市文物办自成立以来，发现和征集的价值最高的文物。这是一件青铜簋，大家视为珍宝，个个爱不释手。张肇武副主任双手捧着铜簋，用那深度近视的眼睛仔细鉴别着簋口的纹饰，孙清远用食指在簋内底部摸索着抹开一点泥土和锈迹，突然一阵惊喜，说道：“底内有铭文！”大家开始不相信，经过进一步地辨认，那确实是铭文，3行12字。
这是一件真真正正的国宝啊！可这国宝上的铭文到底揭示着什么呢？
二、失落的古国被找回了
从宝丰县回来后，大家对这件文物进行了清理。这件铜簋内的12字铭文，经古文字学家郝本性先生辨识，可以解读为：“邓公乍应嫚毗媵簋，其永宝用。”意思是邓国国君邓公为他即将出嫁到应国的女儿制作铜簋，希望她能够永远珍爱地使用。说白了，这是一件女孩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因作器者为“邓公”而取名为“邓公簋”。这就是首次发现的邓公簋，西周晚期应国宫室的青铜礼器。它的发现，证实了古应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