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末期，一位羌人领袖爰剑被秦国俘虏。秦人原本也是羌族的一支，但对这位同胞丝毫不客气，直接罚做了奴隶。爰剑伺机逃脱，秦军急忙追赶。爰剑无路可逃，只好躲进一个山洞。秦军放火烧山，爰剑侥幸没被烧死。逃出来后，爰剑和一个受过劓刑的女人巧遇，遂结为夫妇。两人向西逃到黄河、湟水河上游一带。当地的羌族部落得知爰剑被焚烧而不死，以为是神仙下凡，于是推举他做了首领。他的老婆认为自己很丑陋，于是披散开头发，遮住脸面。上行下效，披发覆面反而成了该部落的时尚。
西汉时，湟水一带的羌部曾与匈奴联合，挺进河西走廊，但很快被霍去病赶了回去。到了东汉，甘肃、青海东部的羌部发展越来越快，成为汉朝的大敌，汉羌战争断断续续打了100多年，直到汉桓帝时，才被抑制住扩张的势头。公元101年，护羌校尉周鲔等曾率3万大军与迷唐羌大战。迷唐羌不敌，向西远遁。按照周鲔的汇报，迷唐羌越过了黄河源头附近的赐之河首，投奔发羌去了。这里说的发羌，正是爰剑的后裔。看来，爰剑的后裔们已经成功地在藏北高原站住了脚跟，并把势力扩展到朵康地区。
随着古羌人的迁徙，黄河流域的文明成果迅速传入高原，不挑剔土质而且耐干旱的粟成为高原先民裹腹的新宠。现在的藏区流行天葬，可是在吐蕃的发源地——雅鲁藏布江河谷，陆续发现了很多石棺墓，和横断山区神秘的大石墓在形制上非常接近，显然是受到了南迁六江流域的古羌人文化的影响。
不仅东方时常有贵客来访，西方来的访客也不少。广阔的中、西亚地区素来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中转站，文化非常复杂，世界上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宗教都诞生在这里。大约在4000年前，南下的雅利安人在中亚草原分了家，一支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赶跑了印度土著达罗毗图人，占据了肥沃的恒河平原，转为农耕民族；坚守游牧传统的一支则向西南迁移，进入伊朗高原，建立起雄霸一方的米底王国。米底王国后来被居鲁士推翻。在居鲁士及其后裔的领导下，波斯帝国迅速膨胀，向东一路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虽然波斯帝国很快灭亡，但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又成长起来萨珊王朝、帕提亚王朝，继续称雄西亚，直到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才低下高昂的头颅。因为版图内的民族太多，宗教成了统治者维系帝国存在的重要武器。萨珊帝国的阿达希尔一世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沙普尔：
啊，我的儿子，宗教和国家是两姐妹，它们相依为命。宗教是国家的支柱，国家是宗教的保护者。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苯教曾是吐蕃最为流行的宗教，按照苯教经典的说法，苯教发源于大食的魏莫隆仁地区，苯教的祖师辛饶米沃就出生在那里。苯教徒所谓的“大食”，其实指的是波斯。魏莫隆仁到底是个具体地区，还是类似西方极乐世界的虚幻境界，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撇开这个不谈，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苯教的教义受到了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出身于波斯帝国的一个贵族家庭，20岁时弃家隐居，30岁时宣称受到神的启示，通过改革传统的多神教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阿维斯陀》是其宗教经典。琐罗亚斯德教最早在中亚古国大夏传播，后来被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接受，成为国教。
琐罗亚斯德教把世界分为光明（善）和黑暗（恶）二元世界，分别由阿胡拉·玛兹达和安格拉·曼纽统治。前者的随从是天使，后者的随从是魔鬼。两个世界始终在进行不懈的斗争。为了战斗，阿胡拉·玛兹达创造了火，火象征神的绝对和至善，是“正义之眼”，所以琐罗亚斯德教又被称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则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胜利的结果。琐罗亚斯德的精髓每1000年会产生一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儿子是救世主，他会彻底肃清魔鬼，使人类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国”。
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死后要进入“裁判之桥”，根据其生前所作所为决定入地狱或天堂，但是所有人在世界末日时都要重新受一次最后审判，恶人的灵魂如果已经荡除罪恶，则可以在那一天复活。
说到琐罗亚斯德教或拜火教，中国人可能感觉很陌生。但是要提到受琐罗亚斯德教影响，衍生出来的摩尼教，大概就不陌生了。摩尼教在唐代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成为下层人民反抗强权的精神武器，它的末流白莲教一直存在到清朝末年。摩尼教在中国一般称为明教，也就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日月神教，所谓的武林正道称他们做“魔教”。这个魔教其实并不崇拜日月，“光明”和“火”才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所以在武侠小说中，魔教的“光明使者”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具有崇高地位，仅次于教主。
琐罗亚斯德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他们信奉的神作为道德至善的化身，并且强调世界虽然从一开始就有善有恶，但是，人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善，对于善的选择只能通过信教。由此开始，宗教肩负起净化人类道德的义务。从琐罗亚斯德教开始，宗教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保护人类的物质生存，而是成为赋予人类道德和信仰、灵魂与精神的力量，成为维系人类特征的重要内容。
回头再看苯教。苯教认为世界的本原出自天空。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南喀东单却松王（天空）拥有五种本原物质。后来从这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光卵和一个黑卵。光明之神赤杰曲巴法师敲击光卵，从中跳出一个长着青绿色头发的白人，他就是现实世界之王什巴桑波奔赤。黑暗之神格巴梅本不甘示弱，让黑卵在黑色王国里爆炸，产生了愚昧和迷惘、迟钝和疯狂。从黑卵中心跳出一个满身黑光的恶魔，叫门巴塞敦，他是虚幻世界之王。什巴桑波奔赤和门巴塞敦分别作了神和恶魔的法师。前者住在天上，后者则住在天国北部一个叫作北方黑暗界的地方。
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神与恶魔……典型的二元论，和琐罗亚斯德教有着惊人的相似。更让人惊讶的是，苯教祖师辛饶米沃名字中的“辛饶”，就是波斯语“玛兹达”的意思。而玛兹达正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光明之主和善神。
高原先民是如何吸收波斯宗教精髓的，恐怕很难说清楚。不过可以推测一下。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波斯帝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西方国家的扩张上。虽然伟大的波斯民族有着高昂的斗志，可还是免不了几度灭国的命运。亡国期间，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摔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们不得不另寻乐土，其中肯定有坚韧之士翻越帕米尔高原，沿着山间小道进入青藏高原。要找到这些小道并不困难，因为波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青藏高原出产的麝香、黑狐、灰鼠皮、犀牛角、牦牛尾等都是西方世界的抢手货，为了财富，精明的波斯商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入藏通道。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教教徒们只要跟着商人的足迹往前走就够了。何况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地——大夏国，原本就是吐蕃的近邻。生活在那里的粟特人更是丝路商人中的翘楚。
在吐蕃兴起后，通往西亚的商路更加繁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曾传布到吐蕃王廷，基督教涅斯脱里派（景教）教主提摩太一世甚至准备向吐蕃派遣一位大主教，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教区。
高原南边的印度同样是宗教的乐土，为了宣扬佛教的威力，在13世纪及其后出现的西藏史籍中，喇嘛教徒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在5世纪中叶，拉脱脱日年赞赞普在位时期，一天，突然从空中掉下一个宝盒。打开后，发现里面有《百拜补证忏悔经》、《宝箧经》两部佛教经典和一座金塔。赞普和臣子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把它当成“玄秘之物”，供奉了起来。因为奉佛恭谨，年已60岁的赞普又活了60年，到120岁才去世。
佛教的威力倒是宣扬出来了，却也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既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正说明佛教在5世纪时对青藏高原并没有什么影响吗？佛教真正对西藏地区发生影响是在7世纪松赞干布登上赞普之位后，他的两位王妃——唐朝的文成公主和泥婆罗（尼泊尔）的赤尊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曾不辞辛苦地把两尊释迦牟尼塑像迎到吐蕃，并一直供奉在大昭寺和小昭寺内。
公元717年，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派驻中亚呼罗珊的总督迎来了一位吐蕃使者，令他惊讶不已的是，使者竟然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请他向吐蕃派遣一位传布伊斯兰教的教师！要知道，为了向中亚推广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勇士们已经在这里打了几十年的“圣战”，而且到现在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刚刚即位不久的哈里发奥玛尔二世非常兴奋，立即接受了这一请求，派出了一名叫萨里卜·阿拜德·奥拉赫·奥哈纳尼的伊斯兰教师前往青藏高原。
在奥玛尔二世眼中，这是真主安拉的伟大胜利，可在吐蕃人眼里，不过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辽阔的高原铸就了雪域先民海纳百川的豪爽性格，周边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都可以在高原找到落脚点。青藏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多重特征的复合文化，中原古老的华夏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东南亚热带河谷农业文化都曾从不同方向汇集到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西亚、南亚同样是近邻，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同样有丰富的营养，雪域先民们当然要汲取。至于拿来后是否合用，大可以试用后再说。适合高原土壤的，坚决留下；有“缺陷”的，坚决改造；实在水土不服的，礼送出境。正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在青藏高原固有土著文化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博大精深、拥有持久生命力的青藏文明。
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随遇而安，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带有很多弊端，比如，他们只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而且并不统一，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草原民族是粗犷的，粗犷到无法产生一位有着哲学头脑的智者或圣人，也就不可能诞生一种可以统治全民族头脑的宗教思想。精神武器的落后使他们只有接受他人宗教思想的份，不可能去占领别人的精神世界。
青藏文明则不同。因为地理的关系，羌塘草原和安多地区在不断接受外来游牧文明的耕耘；雅鲁藏布江流域则是农业文明的聚合地；东部的六江流域不断有北方民族迁徙进入，辗转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因子。加上波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不断涌入，青藏高原俨然是亚洲古代文明的汇合点。
早期相对封闭环境下的发展，让吐蕃人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内部整合，去塑造自己的文明之根。这也就使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去接受并改造外来文明，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高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相比，青藏文明奔放而不粗鄙，深邃而有韧性。
雏鹰展翅恨天低。走出青藏的吐蕃人需要寻找一个足够斤两的对手。东面的天可汗自然成了第一选择。你是天可汗，我若将你征服，我会是什么？何况那里还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于是，执著向东发展成为吐蕃贵族的共同目标。独特的地理环境也给了他们足够的理由，谁让藏北草原和中原汉地紧密相连呢？
在不断的军事攻伐中，吐蕃文明也在不断向东发展，直到浓浓的氧气羁绊住前进的步伐。因为长年生活于高原，吐蕃人对低海拔地区并不稀薄的空气很不适应。医学上的“醉氧”现象令吐蕃大军惊惶失措，瘟疫连连。这也注定了全盛时期的吐蕃虽然能兵进长安，南瞰恒河，却始终不能把版图扩张到高原以外。于是，和平下的文明交流代替了弓箭，高原人民开始新一轮的文明汲取。汉地的物资、科技、文化源源不断地被高原接纳，直到融为一体。
几年前，笔者在闲暇时曾写过一本《匈奴帝国传奇》，初衷不过是赶赶时髦，尝试一下80后们入得法眼的文体，不想读者朋友很赏面子。后来也曾尝试着再写一点儿关于吐蕃的东西，可惜琐事羁绊，始终未能提笔。年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编辑武士靖女士提及出版社正在联系作者撰写《吐蕃王朝传奇》一书，希望我能写个序，想来我还有点儿利用价值，也就答应了。可等书稿送到面前时才发现，自己接下的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本书由冯培红先生的两位高徒撰写。虽然未曾与冯先生谋过面，但很早就知道他在隋唐史，在敦煌学领域的大名，给他弟子的著作作序，岂不有代庖之嫌？
无奈武女士态度坚决，只好硬着头皮，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把青藏高原文明视为亚洲文明的汇合点，不过是笔者这几年胡思乱想的产物，正确与否都与本书稿无关。称之为序断然不可，姑且算是本书的序言吧。
张金奎
2011年10月于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