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德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1886年8月15日出生于德国的托特斯泰特城。他先后在慕尼黑、柏林、日内瓦和耶拿等大学学习法律、经济和哲学，并于1910年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自由学生运动”组织。大学毕业以后，柯尔施的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2～1919年是柯尔施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912～1914年，柯尔施生活在伦敦，在那里参加了费边社，接受了工联主义运动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柯尔施被征入伍，1919年战争结束后，他成了耶拿大学的讲师。在此期间，柯尔施支持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4月）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他还参加了柏林社会化委员会，并为激进的左派杂志《工人委员会》撰稿，提出了著名的工人委员会和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
1920～1926年是柯尔施在德国共产党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时期。柯尔施于1920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KPD）。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试图从理论上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1923年，柯尔施作为德国共产党的代表被选入图林根议会，并成为图林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司法部长。1924～1925年任党内左翼的理论刊物《国际》的主编，1924～1928年担任了州议会和德国议会的议员。在这一时期，柯尔施发表的文章有：《〈哥达纲领批判〉导言》（1922）、《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1924）等，但最重要的著作还是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由于此文不仅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间接地批评了列宁的一些观点，柯尔施因此遭到了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激烈批判，并于1926年4月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1926～1961年是柯尔施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独立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时期。被德国共产党开除以后，柯尔施拒绝作自我批评，他于1930年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的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发表之后所遭致的各种批判进行了驳斥。1933年**上台之前，柯尔施移居丹麦，在那里和布莱希特一起进行合作研究。1936年移居美国，逐步退出了政治活动，从事研究与教学。1961年10月21日，柯尔施在马萨诸塞州去世。
本书选取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的同名论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柯尔施的代表作，它的核心议题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本质关联。在柯尔施看来，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几乎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这种对“哲学”的否定态度，其意图是使马克思主义被实证主义地知性科学化，而这种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直接意味着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质和革命性质，并从而使之沦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因此，柯尔施认为，应该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方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最关紧要的历史联系，并通过这种历史联系来揭明和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前提”，恢复黑格尔同马克思哲学的直接联系。只有通过这样的“哲学转折”，才能重新领会以变革现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学说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以这一总体性原则为尺度，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和发展进行了分期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而存在；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总体性，变成了实证性的理论；第三阶段，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恢复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试图重建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真正代表正确方向的是一些非正统的西方共产主义者所开启的哲学运动，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
直到最近，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这一事实，都没有较多的了解。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想大力强调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尽管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自豪地指出，在历史上，德国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2]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主要是哲学。[3]他们毋宁说是把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看作不仅明确克服和取代全部早先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克服和取代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在后面，我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观点，更详细地解释这种取代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打算是什么。这里我只表明，在历史上，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个问题简直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对待哲学问题的方式，完全可以用恩格斯有一次在谈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时使用的生动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简单地把它“随便扔在了一边”。事实上，正是许多看上去最正统地依照导师指示行事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以同样随便的方式去对待黑格尔哲学乃至全部哲学。例如，梅林不止一次简单地描述过他自己关于哲学问题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见解，认为他接受了“大师们不朽成就的前提”：“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4]。作出这一论述的这个人，可以公正地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彻底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起源。这一点对于在第二国际（1889～1914）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当中看到的在全部哲学问题上一般的占支配地位的见解来说，是极为有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关心那些在较狭窄的意义上甚至根本不是哲学问题的问题，而仅仅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关的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当然，不论他们是否喜欢，他们都允许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和在某些他们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讨论这样的哲学问题。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要人们明白，这些问题的阐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是全然无用的，并且将必然总是如此。然而，这种观点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并且之所以在逻辑上有道理，其必备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可变化，并且不包含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这意味着，例如，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个人哲学生活中不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叔本华的追随者的。
因此，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整个这个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
现在很容易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上的这种纯粹否定的观点——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显然一致的看法——都是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非常肤浅和不完整的分析。但是，他们双方由以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我要分别地描述它们。那时，人们将会清楚，尽管二者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原因在一个决定性的地方却是一致的。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然而，两位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离开黑格尔时，他们是完全自觉地脱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转变到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的。
首先，我将概述为什么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日益抛弃辩证的哲学史观，为什么他们因此便不能够恰当地分析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本质及其在19世纪哲学的总的发展中的意义。
或许会有人争辩说，有着更多的忽视或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由，因此，绝对不需要我们以辩证法的被抛弃来解释它的被压抑。诚然，在19世纪的哲学史著作中，自觉的阶级本能无可否认地有助于草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有助于同样草率地对待像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这些“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谴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有意识地使他们的哲学或哲学史从属于其阶级利益，那么，我们对于那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就只是有了一个很粗糙的观念。当然，有一些符合于这种粗糙命题的例子。[5]但是，一般地说来，一个阶级的哲学代表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得多。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特别地论述了这种相互联系。他说，从其“物质基础”中，整个阶级创造和形成了“上层建筑全体；并且特别地形成了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生活的观点”。这样由“阶级决定”的而又特别远离其“物质和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上层建筑，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的哲学。就它的内容而言，这最为明显；但在上一个例子中，这也适合于其形式方面。如果我们要懂得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完全误解，并且在马克思的哲学这个用语的意义上，即“唯物主义地因而是科学地”真正理解它，那么，我们不应当满足于直接地用它的“世俗的核心”（阶级意识和“隐藏于其中的”经济利益）去解释这种现象。甚至那些以最大的“客观性”试图忠实地考察“纯粹”真理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必定要完全地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或者只能以一种不适当的和肤浅的方式来解释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详细地表明这种现象的原委。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原委无非这一事实：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它已经返回到这样一种哲学的和写哲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它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象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