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曾打算发表一篇论述我的新观点的文章。我的计划失败了（这份手稿已经丢失）。由于当时我正陶醉于这种新起点的前景，对此并未十分介意。然而，我也意识到，在能够希望从思想深处有能力纠正《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错误，并对那里提出的问题作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以前，我必须从事广泛的探索，走许多曲折的道路。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条曲折的线索：它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利用我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这是我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合作的开始。在多次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了，甚至像普列汉诺夫和梅林这样最优秀、最有才干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足够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普遍性质。因此，他们不明白，马克思也给我们提出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系统美学理论的任务。这里不是描述里夫希茨在哲学和语文学领域的重大成就的地方。就我自己而言，我写作了一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就济金根问题争论的论文。这篇论文虽然还是局限在一个特殊的问题上，但是这种体系的轮廓已经变得清晰可见了。这种观点起初受到顽强的抵抗，特别是来自庸俗社会学家方面的抵抗，后来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然而，这里无须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我只想指出，这里描述的我的世界观中的根本哲学转变，在我1931～1933年间在柏林作为批评家的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不仅是模拟问题成了我注意的中心，而且那时我首先批判了自然主义倾向，并且还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因为一切自然主义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摄影式”反映的观点之上的。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未曾强调过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之间的区别。然而，对于辩证的反映论，从而对于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美学理论来说，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虽然这些意见严格说来并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我由于意识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而实现的那种转变的方向和内涵，是必须提到它们的。正是这些内涵使我有权利说：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从而我的全部青年时期的发展最终结束的时刻。现在还需要做的，只是对我那篇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遭到许多非议的自我批评作出一些说明。我必须在一开始就承认，我若一旦抛弃我的某部著作，我就终生对它不感兴趣。例如，在《心灵和形式》发表后一年，我曾给玛加蕾特·苏斯曼写信，感谢她为这本书写了评论文章。我在信中说道：“这本书和它的形式对我说来已变得完全陌生了。”对《小说理论》也是如此，现在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同样是如此。当我在1933年重新来到苏联时，当那里展现出从事富于成果的活动的前景时——1934～1939年间《文学评论》在文学理论问题上所充当的反对派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从策略上讲，我必须公开同《历史与阶级意识》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只有如此，我对官方和半官方的文学理论的真正游击战才不会被挫败。在我看来，无论我的对手们思想如何狭隘，实行反击总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为了发表一份自我批评，我必须采用流行的官方行话。然而这是我当时所作声明中唯一的违心成分。它也是对后来从事游击战的“入场券”：这次声明同我早些时候关于勃鲁姆提纲的自我批评的区别“只是”在于，这一次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以后，当这本书中的错误被改造成时髦的观点时，我抵制了那些想将时髦观点与我的本来看法等同起来的企图，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40年过去了，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自己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新的作品，这一切也许都许可我现在采取一种不那么明显片面的观点。当然，确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某些构思正确的倾向对我以后的活动，甚至对其他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造成了富于成效的结果，这不是我的任务。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可以平静地留给历史去作出判断。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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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同上书，462页。
[4]同上书，4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可惜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4～7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1～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但是应当记住“科学的精确性”要以各种因素始终“不变”为前提。这一方法论要求早已为伽利略所指出。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存在（分为假象、现象和本质）与现实的区别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过可惜在这里不可能讨论《资本论》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按这种区别构成的。同样，表象和概念的区别也来源于黑格尔。
[11]同上书，9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同上书，738页。“反思联系”这一概念也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我们想提醒对方法论问题有更大兴趣的读者，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整体同部分的关系问题也构成由存在到现实的辩证过渡。还必须指出，那里也谈到的内在同外在的关系问题同样与总体问题有关。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49～7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9]库诺夫的特别巧妙的机会主义表现在：尽管他熟谙马克思的著作，但是他用“总合”（Summe）来代替整体的概念（Gesamtheit，Totalitat），从而取消了一切辩证的关系。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8、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6]库诺夫企图正好在马克思彻底克服黑格尔的地方，用从康德眼光看的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是不足为奇的。他以黑格尔的作为“永恒价值”的国家来对抗马克思的纯历史的国家观。马克思的“错误”，即国家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观点，只是“历史的事物”，“它们并不决定国家的本质、规定和目标”。在库诺夫看来，马克思在这方面不如黑格尔，因为马克思“考虑问题是从政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出发”。显然，机会主义者从不把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一切努力放在眼里。如果他们不回到庸俗唯物主义或康德去，他们就用黑格尔国家哲学中的反动成分来消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辩证法，以使资产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中永世长存。
[27]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是它的基本方法问题。但是他没有看到藏在经济下面的物质现实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它仍然是“任性的混沌”，认为它的规律“与太阳系的规律相似”。
[28]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353、3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3]关于这点，参看季诺维也夫与盖得的论战以及他对施图加特之战的态度。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34]选自《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5]《卢卡奇全集》第2卷，新维德，1968。这篇序言就是为这一卷写的，此卷除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外，还收有以下著作：《策略和伦理》、《在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法制和强权》、《道德在共产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论议会制问题》、《共产党的道义使命》、《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工团主义在意大利的危机》、《论教育工作问题》、《群众的自发性——党的主动性》、《革命倡议的组织问题》、《再论幻想政治》、《列宁——对他的思想的联系的研究》、《伯恩施坦的胜利》、《N.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拉萨尔书信的新版本》、《K.A.魏特福格尔：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莫泽斯·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O.斯班：范畴学说》、《C.施密特：政治的浪漫》、《勃鲁姆提纲》。
[36]《现代戏剧发展史》，共两卷，1911年在布达佩斯用匈牙利文出版。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124～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8]列瓦伊·尤若夫：《文学研究》，235页，柏林，狄茨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