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中的第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是企图为列宁画出一幅思想肖像，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即兴之作。列宁刚一逝世，我的出版人就要我写一部关于他的简短专著，我答应了，并在几星期之内完成了这篇短小的东西。比之《历史与阶级意识》，它有了某种进步，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必须全神贯注于我要描绘的伟大人物，这促使我在实践概念与理论之间建立起一种更清晰、更正确、更自然、更辩证的关系。当然，我关于世界革命的观点是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然而，部分地由于我在这段短暂的间隔时间中的经历，部分地由于需要全神贯注于列宁的思想品格，《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最明显的宗派特征开始消退，并为其他更加接近于现实的内容所替代。在我最近为这本小册子再版而写的跋中，我试图对这本书的基本论点中我仍然认为健康和现实的部分作出比初版本身更为详尽的阐述。首先，我设法看到列宁既不是一个简单地、直接地踩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脚印走的人，也不是一个天才的、实用主义的“现实政治家”。我的目的是要阐明他的思想的真实本质。简单地说，列宁的这幅肖像可以描绘如下：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现实含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当然，我过去的研究仍旧带有20年代的痕迹，它使我在描绘列宁的思想肖像时，作出了某些错误的侧重。特别是，比之他的传记作家，我在对列宁的评论中更深地探究了他的后期阶段。然而，由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客观上与1917年革命的准备工作及其必然后果密不可分，我的著作的主要部分本质上依旧是正确的。在20年代聚光灯的照耀下，我为说明这位伟大人物的独特品质而进行的努力，使他显得稍微有点陌生，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辨认。
以后几年我写的一切，不仅外表是即兴之作（大部分是书评），而且内容也是。因为我正在自发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并且试图使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以此廓清未来的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关于布哈林的评论可能是这些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我愿意为今天的读者顺便提一下，在1925年，当我的这篇作品发表的时候，布哈林是俄国党领导层中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在三年以后才发生的）。这篇评论最积极的部分在于，我关于经济的观点变得具体化了。这首先表现在我对当时广泛流行于庸俗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者中间的观点的激烈抨击。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它在客观上决定着生产力的进步。这种观点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社会实践的取消；它导致这样一种观念：技术起着社会的“自然力”、“自然规律”的作用。比之《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大部分有关内容，我的批判不仅在更加具体的历史水平上取得了进展，而且在同上述机械宿命论的抗衡中，我也很少使用唯意志论的思想砝码。我试图表明，经济力量决定着社会的过程，从而也决定着技术的进步。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我对魏特福格尔的著作的评论中。两处分析有着共同的理论缺陷，即都将机械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视为一种统一的、没有区别的思潮。尽管前者的确从后者中吸收了许多内容，但毕竟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我对拉萨尔书信新版本以及莫泽斯·赫斯著作的更为详尽的讨论，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两篇评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它们更为具体地将社会批判连同对于社会进化的理解根植于经济状况之中。同时，我试图利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去扩充我们已经获得的理论知识。这就是说，我再次拣起了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那些宣称已经驳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在于，这些思想家们主观上相信，他们已经超过了黑格尔，但在客观上，他们不过是复活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例如，黑格尔思想的保守方面在于，他的哲学史只是为现存事物的必然性提供了证明。这样，从主观方面看，费希特的历史哲学后面的动力就肯定有某种革命的因素，因为这种哲学将现在规定为插在过去和它声称已在哲学上认识的未来之间的“绝对罪孽的时代”。在关于拉萨尔的评论中，我已经指出，费希特哲学的这种激进性纯粹是想象的，只要一涉及对历史的真实运动的认识，黑格尔哲学就立即显示出比费希特哲学高出一筹。这是因为在黑格尔体系中，各种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中介因素的运动造成现存的一切，比费希特仅仅寄希望于未来的做法要更真实，更少抽象性的思想构造物。拉萨尔对费希特主义的思想倾向充满同情，是与他的纯粹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他并不关心那种基于经济之上的历史观以及由此而来的世俗观点。为了着力表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差别，我在评论中引用了拉萨尔的一段话。他在与马克思的一次交谈中曾经说道：“如果你不相信范畴的永恒性，那么你必须相信上帝。”我对拉萨尔的这种哲学思想倒退所作的尖锐刻画，同时也是在理论上抨击了社会民主党思潮。因为，与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相反，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它将拉萨尔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共同奠基人。我没有明确提及这些人，但把这种倾向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加以反对。这使我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比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更加接近真正的马克思。
关于莫泽斯·赫斯第一部论文集的讨论没有如此直接的政治现实性。然而，由于我再次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我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他的同时代人提出我的反对意见。这些人就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时期出现的左翼，以及常常与之紧密相连的“真正社会主义者”。这也促使我着力将对经济及其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哲学具体化的倾向放到突出的地位。当然，我仍旧未能摆脱对黑格尔所持有的非批判观点。像《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我对赫斯的批判也没有将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与早期观点相比，我此时的理论进步似乎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式。一方面，我强调黑格尔哲学中那些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现实的倾向，以反对拉萨尔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另一方面，我因为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非辩证的批判态度，而对他作了尖锐的抨击。这后一方面引导出过去已经提及的那个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同时，前一方面又使我想要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作出更加准确的说明。举一个有关《精神现象学》的例子，在这里，我强调了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辩证法的世俗基础，这种辩证法与各种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正相反对。同样地，异化既不是被看作“一种思想的结构，也不是被视为一种‘应受到指责的’现实”，而是被规定为“直接既定的存在形式，在其中，现存事物以在历史过程中克服其自身的方式而存在”。这一思想连接起了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发展而来的客观线索，它涉及社会进化中的间接性和直接性问题。上述思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要求：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作出考察。早在30年代我就第一次试图将这一计划付诸实现。在莫斯科和柏林，我写了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的初稿（直到1937年秋，才最后完成）。只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才试图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目前，我正在从事这一工作。
在写作关于赫斯的论文与勃鲁姆提纲之间的三年中，这种倾向有何种进展，由于没有任何文献，我不能确切地说。我只是认为，在为党所做的实际工作中，我需要经常进行具体的经济分析，这不会不对我的经济理论观点产生任何影响。无论如何，在1929年，我的体现在勃鲁姆提纲中的重大观点变化发生了。正是带着这些新的观点，我于1930年开始了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交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好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认出来，我可以阅读它。同时，我结识了米哈伊尔·里夫希茨，而且这是一种终生友谊的开端。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空。毫无疑义，我本来可以从以前读过的马克思著作中发现那些与今天使我在理论上如此震惊的思想相类似的东西。然而，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因此，只有一篇全新的著作才能产生这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已经通过勃鲁姆提纲，动摇了那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无论如何，时至今日，我仍旧记得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是一切事物和关系的基本物质属性的论述对我产生的惊人印象。接着是这里已经提到的思想，即对象化是一种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特殊的变种。这就完全动摇了那种构成《历史与阶级意识》特点的东西的理论基础。正如我早年的著作在1918～1919年间所遭到的命运一样，这本书现在对于我也变得完全陌生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要使现在浮现在眼前的这些理论观点成为现实，就必须再一次完全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