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原初形式不可能在整个19世纪的下半叶（这在实际上是相当不革命的）的漫长时期保持不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人类的论述，对于工人阶级也必然是正确的。他在那里指出，人类是那么缓慢地和彼此对抗地向着它自身的解放发展：“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一名言不为这样的事实所影响，即消灭现存关系的问题，可以在先前的时代被阐述。给予理论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利，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做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做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做法。辩证的概念依据这一运动毫无例外地把握每一个形式；由此必然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在它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当马克思在1864年起草那个《开幕词》和《第一国际章程》时，他完全意识到了“重新觉醒的运动要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14]。这一点不仅对于讲话，而且对于这一运动的理论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在1867～1894年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晚期著作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表达，这一表达在许多方面比之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直接的革命共产主义，或者《哲学的贫困》、《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那些内容，是不相同的，是更为发展了的。然而，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实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因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这仅仅是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另一种结合开始以更大的科学精确性发展起来，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它的创立者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从未消融在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之中，尽管它的成果的实际的和外在的应用暗示着这样的结论。例如，许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和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的历史材料和经济理论材料之间作出区分；但是，他们以此证明的全部东西是，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方法。因为这一区别对于它来说是不存在的，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本质的标志；它的确是一个对于历史的理论把握。而且，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人们只须想一下著名的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说，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方面的充分的证据是一位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叙述；这位作者在最适当的意义上是第二国际一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1909年10月，鲁道夫·希法亭出版了他的《金融资本》。这部著作企图“把这些现象嵌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来“科学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最近发展的经济方面。他在导言中写道：“在这里我们只须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政治研究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因果联系。对支配商品生产的社会的规律的认识，立刻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各阶级意志的作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的政治学——描述因果联系的政治学——的任务，是发现这些阶级意志的决定作用。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回事，是绝对错误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共同这样做。那种在逻辑上只被当作一种科学体系并因而脱离其历史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般概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把它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的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来临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发展着的倾向的结果。但是，洞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包括洞悉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并且也没有实际行动的含义。承认必然性是一回事情，而为这必然性做出贡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完全可能，一个人可以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他却决心反对它。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洞悉，使任何掌握这一规律的人都占有优势。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对者无疑是那些从它的经验中最得益的人。”在希法亭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自由的科学，并没有价值判断”。他毫不感到困难地解释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人们常常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并因此而不辞“劳苦”地去研究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与根据“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反抗”而为社会主义斗争是一致的。“既然它在其他方面毫不畏缩地坚持每门科学提出的要求——其结论的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那么，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面。”[15]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最后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对一种倾向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门化了的理论考察的启发式原则。对另一种倾向来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流动的方法论冻结成了一些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换言之，它变成了某种最好称之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前一流派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仅仅当作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反思判断的主观基础”，而后者则教条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学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体系，甚至是一个地理学和生物学的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它遭受了由它的追随者们带来的所有这些歪曲以及一系列其他不太重要的扭曲。这些歪曲或扭曲可以用一个包容一切的公式概括起来：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扭曲——歪曲成为纯粹的理论批判，不再会导致实际的革命行动，或者仅仅只是偶然地导致——如果把《共产党宣言》甚或由马克思起草的1864年的《第一国际章程》与中欧和西欧的各社会主义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比较一下，就非常清楚了。众所周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哥达纲领》（1875）和《爱尔福特纲领》（1891）中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所提出的全面的改良主义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了何等严厉的指责。这些文件没有包含哪怕一点真正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确，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导致了修正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最终，在20世纪初，将至的风暴的第一个迹象预报了一个冲突和革命斗争的新时期的来临，并由此而导致了我们在今天仍然卷入其中的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旦理解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那么，这两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意识形态和物质发展的必然阶段。修正主义表现为企图以一贯的理论形式表达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工会的经济斗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获得的改良主义特征。这个时期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新的革命时期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可避免地最无能力处理诸如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缘故。修正主义者们至少拥有“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关系的理论，尽管这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很久以来已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改良代替了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粉碎和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革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拒绝这种违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关于过渡时期问题的解决办法。然而，尽管他们正统地迷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字句，他们也不能保持它的原初的革命性。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自身已经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经过了一个漫长时期，当马克思主义缓慢地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时，它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实际的革命任务要去完成。因此，革命的问题甚至在理论上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论是正统的还是修正主义的），已经不再作为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存在了。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已完全消逝了。甚至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问题也全然失去了《宣言》的作者面对它们时的那种直接性，而退却到了遥远的和最终相当模糊的未来。在这个时期，人们变得习惯于当即追逐修正主义可以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策略性的东西。在党的代表大会被正式谴责以后，这种修正主义最后还是被工会同样正式地接受。在20世纪之初，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把社会革命的问题作为一个在所有它的生死攸关的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和世俗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上。随后，纯粹理论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第二国际中正式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完全地分化瓦解了。这当然是其内部长期衰败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在许多国家看到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开始，这首先是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代表的，并经常由其主要代表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改造和发展，已经在回到原初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纯学说的特殊意识形态的借口下实现了。但是，理解这一借口和被它隐藏起来的那个过程的真正特征的原因并不困难。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这些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要把它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他们因此适应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因为这些传统“像梦魇一样”压在那些在客观上其革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再与这些进化学说相适应的劳动群众的头上。第三国际中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实际上已被人忘记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大部分又获得了新生的缘故。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这个俄国革命的领袖能在十月之前几个月里写了一本书，说明他的目标“首先是恢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事变本身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提到了议程之上。当列宁从理论上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时，这便早早地预示着，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有意识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