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的新的考察，看起来也将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否定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问题的极度轻视，仅仅是丧失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的部分表现，这种丧失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原则在追随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中的同时衰败上找到了它的一般表现。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总是否认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哲学。但是，考虑到其根源，很容易无可辩驳地表明，对于革命的辩证法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哲学的对立面所意谓的东西，根本不同于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意谓的东西。希法亭和第二国际的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不过是要求超出阶级差别，进行公平的、纯粹的、理论的研究。正确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粹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之间，比之它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曾经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最高的理论表现的哲学之间，有着更为巨大的差别。因此，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被几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词句和恩格斯后来的几个词句所迷惑，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人们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之低感到惊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
为了恢复被其追随者败坏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理论的正确和充分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是必需的。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问题一样，这个理论任务也真正产生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和压力。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永远是相互作用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前的时期里回避这些问题，会导致机会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造成危机，正像第二国际回避国家与革命的问题导致了机会主义并的确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内引起了危机一样。在这些转变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立场，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后的时期里，可能会有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因为理论上的庸俗和混乱严重地妨碍迅速而有力地解决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意识形态的关系的主要问题，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政治问题一样，被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所忽视。因此，在这个新的革命斗争时期，它必须被重新提出，并且必须恢复正确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个任务只能够通过首先考察引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解决：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如何关联于哲学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并且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推演出来。它将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一般地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如何关联于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哲学的关系是什么？“毫无关系”，庸俗马克思主义回答说。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观点驳斥和取代了旧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所有的哲学观念和思辨，因此被证明是不真实的——空洞的，仍然作为一种迷信纠缠着少数人头脑的幻想；保持这样的幻想对统治阶级有着具体的实在利益。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这些幻想的残余也将即刻随着消失。
一个人只须思考一下这种哲学方法的全部肤浅性，像我们已经试图做的那样，立刻就会明白，这样一种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马克思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它属于那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资产阶级蠢才中的天才”边沁在他的《百科全书》中用“参看迷信的见解”这样的按语去解释“宗教”一词。这就是17世纪和18世纪所创造的气氛的一部分，这种气氛鼓舞欧根·杜林写道，在根据他的计划来构造的未来社会中，将不存在宗教崇拜；因为正确理解的社会的共同体将禁止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同时也将除去这些迷信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16]现代的或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新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看待这些问题时，完全不同于那种对于诸如宗教和哲学这类意识形态现象的肤浅的、唯理主义的否定方式。为了直接表明这种比较，可以这样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在他们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反对哲学的现实性开始了他们的全部革命活动；我们将表明，尽管后来他们的确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关于在整个意识形态内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相关于其他形式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斗争——最初在理论的和哲学的水平上，为的是那个处在不是同整个现存社会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矛盾”的阶级的解放。他们确信，他们正在攻击现存社会秩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1842年写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马克思已经表述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存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他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重复了这一点：“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是观念的补充。”15年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说，在那本著作里，他最终完成了向他后来的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恰恰当辩证法家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之时，他明确了这一点：当时德国这个丢弃了哲学的实践派，犯了一个像不谴责哲学的理论派一样的大错误。后者相信，它能够从纯粹哲学的观点，即依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哲学派生出来的命题（更像拉萨尔后来求助于费希特所做的那样），来同德国社会的现实进行斗争。它忘记了这个哲学观点本身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是，实践派也基本上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因为它相信，“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也不认为“哲学是德国现实的组成部分”。理论派错误地相信，“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实践派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它企图不在理论中实现哲学，换言之，“不把哲学作为现实来把握，就企图在实践中消灭它”。
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他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就像他和马克思后来经常说明的那样）已经真正地超越了他在学生年代的纯粹哲学的观点，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个过程本身仍然如何具有哲学的特征。我们之所以可以谈论超越哲学观点，理由有三条。首先，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观点，不是部分地反对全部现存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反对它的前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来说，这种哲学总是最充分地为黑格尔所代表的）。其次，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上的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存世界。再次，最重要的，这个反对不仅是在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践上和行动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就是这样宣告的。然而，这个对纯粹哲学观点的一般超越，自然混合着哲学的特征。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科学在其理论特征上与先前的哲学的区别如何之小（即使马克思用它作为一个在其方向和目标上有根本区别的体系来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德国唯心主义，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总想成为一种不只是理论或哲学的东西。从它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前面讨论过）来看，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将在以后的著作中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这种倾向在黑格尔的先驱者们——康德、谢林，尤其是费希特身上是典型的。虽然黑格尔自己显然已颠倒了它。但他在事实上也分派给哲学一个超出理论领域之外，并在一定意义上是实践的任务。这个任务当然并不要去改变世界，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而毋宁说是要借助概念和理解力，使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之理性与作为实际现实之理性得到和解。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当它肯定了这个普遍的作用（这个无论如何被通俗地认为是任何哲学的实质的东西）时，它没有不再是哲学。与此相类似，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条中和在其他出版过和没出版过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的那样。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清楚，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甚至在考虑到他们后来的立场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成为唯物主义者之前是辩证法家这一点作为稳固的起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那么，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就以一种灾难性的和无可挽回的方式被歪曲了。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所有其他抽象的唯物主义——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也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