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胡适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视其为世界发展的方向；而胡适比张君劢等进步党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走得更远的是，他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也纳入他所谓世界发展方向的“新宗教信条”之中。但苏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向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何以能够对其赞许呢？这正是胡适许多朋友不解不服之处。这个关键问题由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帮他解决了。那位教授以为，专制必愚民，而苏俄则“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24]
胡适的看法直接基于他在1926年对苏俄的短暂考察，并非完全无因。在斯大林1927年完全掌握苏俄权力中心并推行依靠自己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之前，苏俄确曾努力想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教育也颇受美国影响。故胡适的老师杜威就曾“大夸许苏俄教育”。只是到了1927年后因注重专门技术人才的训练，才开始放弃以前的教育方式。胡适是1926年到苏俄的，又有杜威和那位芝加哥教授的引导，对苏俄的教育印象深刻是很自然的。
苏俄真正打动胡适的，大约还是一个法国人告诉他的：“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倾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这正是胡适毕生想在中国实现的最高目标，他不禁对此感叹说：“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后来的历史表明苏俄有那样的改变实在只是个神话，但当时有胡适那样看法的不在少数。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人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主义虽然是反对多而赞成少，但都承认这是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新挑战。胡适是乐观的实验主义者，故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去诠释这些新试验。
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罗素即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最适于苏俄那种专政制度；若采用民治，必闹得很糟。胡适反对说，“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告诉他，“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觉得“此言也有道理”。以前罗素说中国应走社会主义之路时，胡适曾做有《一个哲学家》的诗，说罗素自己不要国家，却要中国人爱国；自己不信政府，却要中国行国家社会主义；都因为罗素认为中国人还不配走自由主义之路。胡适曾“敬告”罗素：“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如今他自己的思想变了，罗素再教他为了国家好而牺牲个人信仰，他也就基本接受了。
罗素在1922年著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根本目标就在于要“让俄国全盘美国化”。对此胡适当年想必是不同意的，因为他认为“真正的美国主义”并不主张平地推翻一切，而是坚信“进步是一步一步得来的”。[25]但在思想转变之后，再加上芝加哥大学那位教授的推理，则社会主义专政的将来总还会到民治。正是基于专制可经教育变民主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他又一次接受了他不太喜欢的罗素的观点（不过，罗素一向是将“美国主义”作为挖苦对象的，他说俄国走美国路略带贬义；而在胡适这里，已是明显的褒义了）。
胡适在1921年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曾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一年后，他更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他所编的《努力》，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共的主张与他们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以相通，所以他对《宣言》的唯一答案是：“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26]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显然都属于前面的“我们”之中。
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有正面的回应。中国共产党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就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首先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27]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进行了攻击，但前提是愿意联合，因为他是把中共划在“我们”一边的。如果说中共二大的宣言或者更多是从政治层面立意，且主要是针对国民党而言，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思想层面。
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年底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方面，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也许有人会说，陈对实验主义派比较亲热是因为老朋友的关系而不免有些划不清界限；然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竟然与胡适完全相同。邓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梁漱溟、章士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划为“东方文化派”，把胡适等人划为“科学方法派”，再把共产党人划为“唯物史观派”。然后指出，后两派都是科学的；故在思想斗争中，应是后两派“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28]邓中夏与胡适所用词汇标签虽不一样，其所想的和所说的其实是一回事。结合陈、邓二人的见解共观之，那时中共设计的思想界“联合战线”包括胡适一派应无疑问。
胡适后来在1930年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则他是记得共产党人的表态的。那时他已认为陈的“这个希望是错误的”。[29]但他或者忘记了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希望，其实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适划分的“我们”与“他们”那条线的启发。胡适1930年所说这段话，常为人所引用（或证明胡适的自由主义纯正，或证明胡适反动），其实这最多只能算后见之明，并不代表他20年代的真想法。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观念当然还有许多根本的歧异，但双方在那段时间的接近，仍说明在“新的崇拜”影响之下，中国思想社会的激进化实远超出我们过去的认知。
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一般追随者固然要不断追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及维持其新，否则就会落伍。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自己即在“暴得大名”后不过数年，已因其“好邀众誉”，且“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而被视为落伍，后来更因参加善后会议而被认为是认同于北洋政府。胡适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承认，十年来“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30]
“不肯学时髦”不啻自认落伍，且并非只是激进派这样看，曾任北洋政府部长的汤尔和也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31]汤的话提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即北洋政府中人也并不怎么“落后”。实际上，民初中国社会的趋新与激进曾大大超出新文化人的预想。胡适原以为文学革命“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大出他意外的是，北京“那个守旧政府的教育部”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各小学要从当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到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都采用国语。[32]以“守旧”著称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趋新，余人可以想见。
当时军阀的思想观念也颇有超出我们想象者。1924年秋江浙战争时，浙江卢永祥在其辖区征收“军需善后米捐”，买卖米均须纳捐。上海市县两商会曾呈请减免，卢氏复电称军需和民生都应照顾，较次的籼米可以免捐。较好的粳米，则“均为有产阶级所购，区区饷捐，摊之于各人，为数极微”，必须照纳。[33]过去总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试查旧文，则一向冲淡吃苦茶的周作人就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34]此处阶级意识更已见端倪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虽可能是文人起草，总要得具名者的认可），则此时世风之激进，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