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的思想激进，正是社会主义能在中国风行的土壤。东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萧纯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言论“愈激烈愈足以耸观听，而愈不近人情，则愈见其为独到者。今日国内之谈社会主义者，即大率类此”。[35]若去掉其情绪化的部分，萧氏的观察大体是可靠的。那时各思想政治派别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的态度（当然其出发点不一样，用的标签不一样，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梁启超在1927年特别指出：“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36]此语最能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这样的语境大概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颇得知识青年拥戴的一个思想基点。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北京政府虽有趋新的实际行动，在一般人眼中仍是旧的代表。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方面能够以弱胜强，在很大程度上即靠其比北洋军阀更“新”的形象所造成的“无形战力”，思想与社会的趋新大势已直接影响到政治军事的成败。[37]但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这样，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掌权之后的国民党不久即由新转旧，30年代后期许多中国知识青年向往的地方是延安。“革命圣地延安”这个流行语，提示着奔向延安的知识青年确有“朝圣”的心态。
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的推崇实不让于中国其他任何政治势力，毛泽东在1940年谈到共产党人多年来奋斗的目标说：“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8]而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大区别正在于新旧，至少一些外国人如此想。斯诺夫人（Helen F.Snow，即Nym Wales）即于1937年前往延安寻找一个能解决中国问题也更“新”的政治势力，她果然求仁得仁，在那里如愿发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人民”（a new mind and a new people），与有着“古旧政权”（ancient regime）的国民党适成鲜明对照。[39]
北伐后期国民党“清党”杀人时，英美派的《现代评论》已在担心那样的杀人有可能“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更可能“驱人表同情于共产党”。[40]后来的时势，恰是朝着英美派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在边缘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近代中国，“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由兴盛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表同情于共产党”的激进知识青年当然也不欣赏落伍的胡适，早年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感兴趣”的张岱年先生，就是在接受辩证唯物论之后，看出胡适在30年代初的文章已在“针对马克思主义”，乃视其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而放弃了对胡适的追随。[41]合数事而共观之，斯诺夫人在胡适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他那一边后的第二年前往延安寻求新的象征，多少透露出几许时代转折的消息。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1999年12月）、61辑（2000年3月）
注释
[1]A.H.Mateer，Hand Book of New Terms （Shanghai，1917），p.80.
[2]转引自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42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刘鼒和：《勖报》，《甲寅》，1卷6号（1915年6月10日），18页。
[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98页。
[5]壮游（金天翮）：《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575页。
[6]章开沅：《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见氏著：《辛亥前后史事论丛》，18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7]严复语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1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修订版。
[8]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
[9]John Deweys Report to Drysdate，Dec.1，1920，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893.00B/8.
[10]陈百年（大齐）：《新旧与是非》，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4月14、16日，均2版。
[11]参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242～24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2]Cf.Wu Mi，“Old and New in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6：3（Jan.1921），p.203.
[13]分别转引自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4～5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王立新：《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32页。
[14]转引自史静寰：《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30～31页。
[15]参见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71～75页。
[16]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87～88页。
[17]胡适日记，1911年4月21日；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载《东方杂志》，17卷23号（1920年10月），107页。
[18]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张奚若致胡适，1917年12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8页；黄炎培语转自《独秀文存》，下册，9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19]傅斯年语载《新潮》，1卷1期（1919年1月1日），129页；陈独秀语载《每周评论》第8号之《随感录》；《时事新报》社论转自《新青年》，7卷6期（1920年5月），11页。
[20]北大民意测量转引自陈福霖（F.Gilbert Chan），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New York，1981），pp.21—22；吴宓语见其1927年1月在清华的演讲Confucianism，China and the World Today，p.2.
[2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58～1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2]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见《周作人全集》，第1册，284页，台北，蓝灯文化事业公司，1992。
[23]罗素：《中国问题》，17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4]本段及以下三段，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26～40页，各引文出处已省略。
[25]罗素：《中国问题》，7页；胡适日记，1921年6月14日。
[26]胡适致陈独秀（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9～120页；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67～169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27]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页。
[28]关于邓中夏，参见朱文华：《胡适评传》，204～20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29]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即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胡适文选》的“自序”。
[30]张奚若致胡适残信，无日期，《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16～517页；钱玄同致胡适，1919年2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25页；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7页。
[31]汤尔和致胡适，1929年9月2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45页。
[32]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73页。
[33]《银行周报》，11卷39号（1924年10月7日），33页。
[34]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285～286页。
[35]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载《学衡》，1卷1期（1922年1月），1页（文页）。
[36]梁启超给子女的信，1927年5月5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1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7]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87～129页。
[3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24页。
[39]Cf.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Ithaca，NY，1971），p.338.
[40]英子：《不要杀了》，载《现代评论》，5卷128期（1927年5月21日），463～464页。
[41]张岱年：《论胡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2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