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至唐初，云南东部及贵州西部一直被爨氏占据，形成一种自治的地方割据势力，历代中原王朝对此情况也无可奈何。唐朝一开始对爨氏采取羁縻体制进行管辖，封其首领为刺史、县令等官职，分别归唐朝边疆的各都督府就近统属。隋与唐都曾经通过战争手段使爨氏臣服，但由于条件所限，无力在当地进行直接统治，只能退而求其次，设置羁縻府州。总体来说，唐王朝对于爨地的行政干预是比较有限的。
南诏征服六诏的前后，唐朝的剑南节度使是章仇兼琼，他姓章仇，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姓氏。为了加强对爨地的控制，章仇兼琼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爨氏的积极措施，在滇东的主要产盐地安宁建府，并派遣一位名为竹灵倩的官员驻守，建立起较之以前更强有力的统治；同时，章仇兼琼还要修筑一条从今天四川南下，自安南都护府，穿过爨地经过步头（今云南元江）直达安南（今越南）的道路，这条路被称为“步头路”。
爨地危机：南诏见缝插针
章仇兼琼也算得上是一员干吏，在当时官声也不错，但他出名却并非因其政绩，而是因为推荐了一位比他更出名的人——杨国忠。
杨国忠，原名杨钊，他的堂妹杨玉环，是唐玄宗当时最宠爱的妃子，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杨贵妃，是章仇兼琼的属下鲜于仲通将杨国忠介绍给了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惊喜地发现，杨国忠是个“可居的奇货”：首先，杨国忠当时很落魄，容易拉拢；其次，杨贵妃正为唐玄宗所宠幸，杨国忠作为杨贵妃的堂兄，一旦入朝为官，极有可能会获得重用。因此，章仇兼琼大力提拔杨国忠，并派他携重金到京城经营。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杨国忠入京为官，自此飞黄腾达，而章仇兼琼因此得以与杨氏兄妹拉上关系，其政治地位与前途也得到了保障。
其实，章仇兼琼推荐杨国忠，既是一次典型的政治投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保的手段。当时，朝中大权正为臭名昭著、口蜜腹剑的奸臣李林甫所把持。按唐朝惯例，在边境立有大功的文臣武将往往会在日后入朝拜相，因为担心边将立功拜相会威胁自己的宰相之位，李林甫素来对镇守边境的有功之臣颇为忌惮。章仇兼琼身居节度使之位，虽然有收取安戎城之功，但在朝中却没有后援，很容易遭到李林甫的忌恨，所以章仇兼琼急于在朝中寻找一个可靠且强有力的靠山。
就本心而言，章仇兼琼并不喜欢杨国忠，他很清楚，这个家伙在老家的时候就是典型的恶棍，但问题在于，这个恶棍有机会执掌重权，如果没有他的庇护，自己的处境就会很危险。在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的章仇兼琼很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选择了向现实妥协。在章仇兼琼看来，杨国忠固然可恶，但充其量就是个无赖，应该没本事掀起什么大的风浪。章仇兼琼绝不会想到，一个天大的祸根竟由自己亲手种下。
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章仇兼琼、杨国忠以及那位将杨国忠推荐给章仇兼琼的鲜于仲通，都出身于剑南当地那种虽非极其显赫但亦颇有名望的家族，可以说，他们是剑南地方势力在朝廷中的代言人。章仇兼琼要修筑自今四川经云南直达越南的“步头路”，我们看不出在当时的形势下修筑这条路有何种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由此推测，章仇兼琼修路可能更多地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就是说，是为了服务于四川与云南、越南之间的贸易，不言而喻，这种跨地区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剑南那些并不显赫却通过经商致富、在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大家族，换句话说，就是章仇兼琼本人以及杨国忠、鲜于仲通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杨国忠三人可能从中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治利益。
无论章仇兼琼最初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系列的政策如果能得到实施，滇东地区就会被唐朝分割包围，其经济命脉也会被唐朝所掌握，最终不免为唐朝彻底控制。对此，章仇兼琼很是得意。这是他在收复安戎城之后的一个规模更大的计划。在他看来，这一计划公私兼顾，大唐可以兵不血刃而得到滇东之地，自己则名利双收，大捞一笔且能得到朝廷的嘉奖。这一切本来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他的计划中没有那个唯一却致命的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爨氏的反应。
爨氏已占据滇东五百余年，可是，章仇兼琼在此筑城修路，使爨氏在此地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一方面，工程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动力全部转化为赋税和徭役，给爨地造成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一旦安宁府和步头路修筑完成，爨氏的权力根基就会被极大地动摇，到最后爨氏的基业很可能会被全盘夺去，当地被归入中央直辖。因此，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爨氏针对章仇兼琼的计划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大约在公元746年，多名爨氏贵族起兵攻下了安宁府，杀了章仇兼琼的手下——越嶲都督竹灵倩。
章仇兼琼没有料到爨氏会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完全没能作好应对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爨氏的反叛已经使章仇兼琼焦头烂额了，但此时最令他担心的却还不是爨氏，而是朝廷。
章仇兼琼心里很清楚，正是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才使得一直对唐朝俯首称臣的爨氏反叛朝廷，如果唐朝对爨氏百年的苦心经营就此毁于一旦，那么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担待不起的。更要命的是，置安宁府，修步头路，都是自己一手策划的，如果朝廷追查下来，他就是最大的且唯一的责任人。
但章仇兼琼不愧是官场老手，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替罪羊——爨氏。章仇兼琼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爨氏身上，指责他们不服管理，犯上作乱。由于唐玄宗对章仇兼琼印象不错，又有老朋友杨国忠保驾护航，章仇兼琼平安过关，之后被调入中央，任户部尚书，虽未如预期立一大功，但至少把性命和官位都保住了。
章仇兼琼这边虽然没事了，但爨氏的叛乱尚未收场。由于南诏的皮罗阁与唐朝之间的友好关系，加之地理条件上的便利，唐朝便委派皮罗阁代表唐朝对爨氏进行干涉和镇压。
皮罗阁对爨氏采取了边打边拉的手法，一方面用武力迫使爨氏的首领归顺降附，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唐朝的身份，代表爨氏向唐朝求情，使其得到唐朝的宽恕。这一招颇为高明，南诏同时在爨氏和唐朝双方心目中留下了好印象，同时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完成了唐朝交给他的平定爨地的任务，又一定程度上成为爨氏的保护者。
爨地的叛乱被平息之后，唐朝的安宁城堡又得以重建，似乎筑路风波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唐朝因为筑路事件受挫于爨氏，有损于其在西南地区的实力和威望，不甘心自不必说，更希望能通过一场胜利挽回局面。在当时，爨地实际上被分为东、西两部，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公元8世纪的上半期，爨地仍然存在着纷争和动乱。在安宁城的唐朝官员李宓决定针对爨氏内部的分离加以煽动，使之扩大加剧，以达到通过内斗削弱爨氏的目的。在李宓的挑拨下，爨归王的侄子崇道先杀死他的叔父，之后又杀死他自己的兄弟，这次内部纷争在爨氏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截至此时，李宓的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在他的控制之内了。
李宓的计策成功地在爨氏内部引发了动乱和衰落，但如果要扩大唐朝对爨氏的影响和控制，唐朝势力必须乘此机会及时进入爨地，平息叛乱，稳定局势，填补爨地的权力真空，方能收服爨部。但是在经过筑路风波之后，南诏已经超过唐朝，成为对爨部影响最大的保护者，因此，南诏介入爨氏内乱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胜于唐朝。
李宓辛辛苦苦挑起爨部内乱，为唐朝进入爨地创造借口和机会，但最终却成了为人作嫁衣，其心中的愤恨可想而知。
爨归王被杀之后，南诏迅速介入爨地的内乱，皮罗阁让爨归王的儿子爨守隅成为其继承人，并再度利用自己在唐朝的影响力，使唐朝认可了爨守隅，让他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和封号，并被授予南宁州都督的职位。皮罗阁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爨守隅，似乎已经决心对其鼎力支持。可是，皮罗阁在帮助爨守隅的同时，又在暗中支持崇道一派，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崇道的儿子崇辅朝。皮罗阁同时对两派表示支持，挑拨双方继续争斗，自己则在一旁推波助澜，坐收渔人之利。待爨部的内乱进一步扩大之后，皮罗阁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派遣大军东进，捕获了爨崇道及其家眷和部下，爨崇道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杀死。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公元747年。次年，皮罗阁去世，其子阁罗凤继承了云南王的地位。
皮罗阁一统六诏，也称得上是西南地区一代枭雄。他的儿子阁罗凤的政治手腕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爨守隅本以为爨崇道父子被杀，自己就成了真正的爨地之主，但他没有想到，在爨崇道父子死后，自己的利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在阁罗凤的操控下，爨守隅没有成为爨部的首领，而是被驱逐到一个叫河赕的地方居住，大概在今天的大理平坝。
爨守隅住在河赕，不仅长久不得与唐朝官员接触、与中原相通，甚至与爨部居民的联系也被切断了，这就彻底断绝了爨守隅重新执掌爨地大权的可能，爨守隅事实上已经成为阁罗凤的囚徒。另一方面，阁罗凤用武力胁迫西爨的大部分居民，据说有20万户，迁往遥远的永昌城（在今保山），余下的东爨居民大都逃亡，散居于山林谷地之间。
至此，爨地已经基本上被南诏所控制。到后来唐朝与南诏间爆发战争的时候，南诏正式把云南东部地区并入其王国。
如果我们从整体出发，将唐朝与南诏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作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唐朝对爨地采取的政策过于轻率、急于求成和缺乏远见，唐朝对实行压制爨氏政策将出现的危险估计不足，激起爨氏的激烈反抗，导致唐朝在当地的统治受到削弱。而南诏的首领则采取了明智且灵活的手段，在条件尚不完备时耐心等待，避免过早地暴露目标和实力，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尽全力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南诏方面还善于借力来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无论是李宓、唐朝政府，还是爨守隅、爨崇道，都成为南诏利用的对象。最终，南诏在爨地的纷争中得到的利益竟然远远超过唐朝。
爨地的危机充分地表现出，南诏已经不是唐朝君臣想象中的那个绝对忠于朝廷的云南代言人了。兼并六诏之后的南诏，随着势力的迅速膨胀，其政治野心也在同步增长。皮罗阁和接下来的阁罗凤，已经不再满足于向唐朝与吐蕃表示恭顺，以换取他们对自己政权的承认，而是要进一步扩张实际控制区，增强实力，独霸云南，成为中国西南边疆与唐朝、吐蕃三足鼎立的政治力量。
唐朝给皮罗阁、阁罗凤两代南诏之主的封号都是云南王，不知道是不是对南诏控制云南这一现实的无可奈何的认可。
在唐朝最初的战略构想中，南诏的作用主要在于遏制吐蕃在西南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势，唐朝要借用南诏，在唐朝与吐蕃之间建立一个战略缓冲地带，也希望借助南诏的力量牵制、打击吐蕃以及当地依附吐蕃的势力。但在南诏坐大之后，它俨然已经成为同时排斥唐朝和吐蕃的地方势力了。
但是很可惜，很多唐朝官员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云南局势这种微妙的变化，也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他们仍然在用曾经对待爨氏的很不冷静的态度来对待南诏。
李宓就曾上书朝廷，指责南诏逾越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为爨地的骚乱说情辩解，并声称南诏有反叛的意图。这件事最终因为剑南节度使郭虚己向朝廷上书为南诏辩解而不了了之。虽然此时南诏在西南地区的扩张目的已经很值得怀疑和警惕，但李宓的行为显然有借公事泄私愤的嫌疑，在当时的局势下，毫无疑问是很不理智的，这等于激化双方之间尚不显著的矛盾。
爨地事件使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虽然唐朝与南诏在公开场合仍保持友好的关系，但双方已在西南地区播下了不和与敌对的种子。
干戈骤起：勇与旧主开战
虽然唐朝与南诏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友好关系，但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逐渐加剧，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就与日俱增，并最终导致了双方兵戎相见。
依据传统的说法，使矛盾激化并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的姚州都督张虔陀。
根据比较可靠的说法，南诏对张虔陀的指责主要包括：干涉南诏的王位继承，鼓动当地其他势力与南诏为敌，以及准备在军事上入侵南诏。当朝廷派遣特使贾奇俊前来调解之时，张虔陀又贿赂特使，诬陷南诏准备反叛，使南诏不能向皇帝申诉事情的真相。
无论是唐朝史料还是南诏方面的记述，都众口一词地指责张虔陀应为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承担主要责任。张虔陀被认为对阁罗凤提出过许多过分的要求，并经常对其加以侮辱，甚至有人相信张虔陀与阁罗凤的妻子（或妻子们）有不正当关系。如此看来，张虔陀不但罪责难逃，人品更是卑劣。但是在《南诏德化碑》中，却记载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张虔陀得以出任姚州都督，是因为得到了南诏方面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