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西南部，横断山脉以东、湖南省雪峰山以西、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就是举世闻名的云贵高原了。高原西部主要在云南省境内，山岭基本上以南北走向为主，如点苍山、乌蒙山和龙山等；东部主要在贵州省境内，山岭基本上是东北—西南走向，如大娄山、武陵山等。起伏的山岭间，有许多湖盆和坝子，地形极为复杂。因此，当地流传着“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民谚。
自然地理条件造成的出行障碍，严重制约了远古先民之间的交往与文化交流。由于缺乏交流与融合，在相对独立与封闭的条件下，在相对狭小的地域里，生成了不同的民俗与文化，因而形成不同的族群。直到当代，云贵高原仍旧是中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地区，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特色。
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附近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0万年，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但是，有关这一地区的历史记载却相对较晚，真实可靠的记载也仅是从秦汉开始的。
秦汉时期，统称今川西南、贵州、云南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当时西南夷中主要的部族，在滇东的是夜郎，滇池地区的是滇，滇北地区的是邛都，滇西洱海地区的则是嶲和昆明，嶲东北的则是今四川西南部的徙、笮都等。从《史记》对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来看，夜郎和滇等族已经在从事农业，并且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嶲和昆明等族，则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尚处在原始部落状态；徙、笮都则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
当代学者多认为，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就其族系分类来说可以分为氐羌、百越和百濮（孟高棉）三个系统。氐羌系统中包括滇、僰、昆明、叟和摩沙等，百越系统中包括夜郎、句町、滇越、僚等，百濮系统中包括哀牢、濮、苞满、闽濮等。在介绍这些纷繁复杂的民族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神秘而多彩的王国——滇国。
考古奇迹：神秘的古滇王国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上蒜乡石寨村石寨山上的滇国古墓群，是建国以来云南最轰动的考古学发现之一。石寨山距滇池仅1公里，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约33米，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相传汉武帝想要出兵征讨滇国的昆明族，先在长安凿“昆明池”练习水军，刻石鲸鱼，就是象征此山，因此，有些古籍中又将此山称为“鲸鱼山”。谁能想到，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其下竟然埋藏着无数国宝级的历史文物。
1955—1996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进行过5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古墓五十余座，共出土文物五千余件。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二次发掘中，在第六号墓中出土了金质篆书的“滇王之印”，这应该就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汉武帝赐给滇王的印，考古发现竟然与文献记载惊人地吻合。在20世纪的60年代，石寨山古滇墓葬与秦俑、安阳殷墟并称为中国考古三大奇迹。
一切证据都表明，在大约两千年前，在夜郎之西、邛都之南、今昆明附近的滇池和玉溪三湖（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地区之间的狭长地带，有一个与中原的西汉王朝同时存在的神秘王国——古滇王国。它是西南夷一个较大的部族“滇族”建立的。
从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来看，古滇国拥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正是其中包含的与中原青铜文化风格迥异的文化因素，使学者将这里视为云南青铜文化的中心。
古滇国也是迄今为止世界罕见的有着活人祭祀习俗的神秘文化之一。古滇国的活人祭祀和其他农耕稻作民族的巫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对神灵的牺牲献祭，祈望得到神灵的护佑。用来献祭的活人，一般都是在部落战争中俘获的俘虏，或者是奴隶，而祭祀的对象多为某个农耕神，希望能通过献祭祈求得到大自然的关照，使部落农业获得丰收。
2012年7月11日，云南省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周忠全向媒体透露，即将启动对石寨山的第六次发掘，我们不知道，这座并不高大的山峰下面，还埋藏着多少久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
但是，拥有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却直到战国末期，才进入中原史家的视野之中，总算是留下了一点有关它的零散记载。
战国末年，秦国日益强大，楚威王为了抵御秦国的侵扰，派将军庄率领军队沿长江而上，攻取了巴郡、蜀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到达滇国后，滇地臣服，当他正要回去报告楚王时，不料楚国的巫郡、黔中郡被秦国攻占，他回国的路被阻绝了。无奈之下，庄只得滞留滇国，成为新一代“滇王”。由此，庄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来自内地的开发西南边疆的伟大历史人物。
民间传说中还保存着更为浪漫的故事。传说在庄这段悲寂的时光里，滇国的公主一直相伴左右，给予庄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二人暗生情愫，以至庄最终下定决心留在滇国，从此换上滇服，率部下加入到滇族之中。有趣的是，由于当时滇国尚保有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庄后来被滇国公主迎娶，“嫁”给了滇国公主。
剥去这些记载和传说的神秘色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战国末期，已经有一批来自楚国的移民进入云南，为当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滇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自楚国的移民毕竟只是很少一部分，本地土著滇族才是它的主体民族，而滇族主要出自僰（音帛）人。
“僰”作为族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书中记载说，僰人还处在原始社会，善于用树藤在大河之上编织成桥，他们内部还没有君王长官。中原史家以“僰”字记载其族名，其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都知道，在当时中原大民族主义的背景下，中原人习惯于把边疆落后的民族都蔑称为“蛮”或“夷”等，从字源来说，“蛮”字从“虫”，意思是他们是采食虫鱼的民族；“夷”字从“弓”，就是说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中原文献记载周边民族的族名时，往往都采用犬旁、虫旁的汉字，暗示着难以将之视为人类。唯独对于僰人，却采用了从“人”的“僰”字，这是为什么呢？据《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也就是说，僰族是当时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比较先进的民族，所以僰族之“僰”字才会被例外地从“人”了。
历史学家多认为，僰人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民族，其发源地可能在中国的西北。直到东汉末年，西北的湟水流域，都还有僰族杂居。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僰人就已经居住在西南地区了，主要分布在平坝地区，其分布区往往超出滇国的统治区域。岷江流域的西南，四川西南的雅安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部分僰人分布。自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以东，到今天的四川宜宾周围地带，在秦汉之际也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区。除此之外，今贵州省西部地区，在当时也有僰人分布。滇国境内的僰人，主要分布在滇国的统治中心滇池的周围及滇国的南部胜休县。今曲江以南、泸江以北的建水、石屏至峨山一带，也有不少僰人分布，还有僰道经过的今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地区，滇国西部今楚雄地区，以及当时昆明族居住的大理洱海一带，今保山市一带，同样也有僰族杂居其中。
滇国境内，除主体民族僰族之外，被统治民族还有昆明族。
昆明族作为中国古代西南的民族，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书中提到，昆明族都编发，随着牲畜逐水草而迁徙，居无定所，内部也没有君王长官，分布的地方可绵延数千里，还说昆明族是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
和僰族一样，昆明族的分布也是十分广泛的，其分布区域往往也是超出滇国的统治地域的。昆明族的分布，西自桐师（今云南保山市）以东，北至叶榆（今云南大理市），主要分布区是今天的保山地区以东，北至贵州省西部的地带。一般说来，在同一地区内，僰族居平坝，昆明族则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昆明族与僰人的关系不大和睦，在昆明族聚居的苍山洱海一带，只要有僰人途经，都会受到昆明族部落的杀掠和侵袭。
滇国的被统治民族中还有叟族。
叟族，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古代氐羌中的“叟”这一部分，与氐羌系统的各部落杂居，分布在从西北到西南的广大地域内。汉武帝派兵征服滇国时，反抗最激烈的就是叟族，可见滇国境内叟族人口之多。
叟族的分布区域也一样超出滇国的统治范围。叟族主要聚居区是越巂郡。自此往西南至今保山市、大理州一带，自保山地区往东北至昭通地区，自滇中至滇南的今红河州一带以及曲靖地区，都有叟族分布。上述地区在当时基本都是叟族、僰族和昆明族杂居，叟族多是在半山区和山区与昆明族杂居，其发展水平还要落后于昆明族。
秦汉以后，叟族和昆明族之间一直处在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最终组成了近代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五个兄弟民族。
另外，滇国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属于百越系统的僚、濮族人，杂居于僰、叟、昆明族之中，西部和西南部边境也有僚、濮族，以及属于百濮系统的苞满和闽濮，也同样杂居于滇国各民族之中。
当时的滇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也饲养牲畜，兼营渔猎。大量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滇人的手工业十分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闻名。
在滇国铸造的青铜器中，尤以贮贝器独具特色。所谓“贮贝器”，就是贮藏当时的货币贝壳的器具，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是非常罕见的。贮贝器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桶状贮贝器，另一类是铜鼓等改装的贮贝器。桶状贮贝器的器盖上往往装饰牛、虎等动物。铜鼓形贮贝器则是滇国最重要的礼器，器盖上往往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动为主。因为当时滇国还没有文字，所以这类贮贝器就成为记录滇国社会生活各种场景的立体史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画卷。
当时的滇国，农业、畜牧业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和麻，青铜农具已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中，锄耕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了，不过当时在农业生产中尚未使用牛耕。当时的人们已经采用一种原始的“腰机”进行纺织，就是人坐在地上，将线的一头拴在腰上，另一头拴在木棒上，然后用脚蹬紧，双手持飞梭而织。
在庄以后，滇国与内地的联系逐渐多起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太守、修筑都江堰的李冰，还曾主持过另一项历史影响不在都江堰之下的伟大工程——开凿僰道。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李冰沿岷江开凿僰道，连通了蜀地与滇国。
现在僰道遗址（今四川宜宾地区）一带仍然流传着一个传说：宜宾西北二十里的岷江边的赤岩山，原来是耸立在江中的，是神仙所造。峻崖断壁甚是危险，实在是难以穿凿，于是李冰先用烈火焚烧，让石块猛烈膨胀，再浇以冷水，使其骤然收缩，因而爆裂。李冰就是用这个“积薪烧岩”的办法凿通了僰道。由于这条道路通往僰人的聚居区，故称僰道，后来僰道又成为了地名，最终演变为行政区划名，即后世的僰道县。
道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员的往来和贸易、文化交流的进行，也使中原王朝的势力向遥远的西南地区渗透。在秦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包括古滇国在内的西南各族也被纳入秦王朝的统治范围，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夜郎、滇国等地，派将军常率部队再次整修道路。常在李冰修筑的僰道的基础上，开通了著名的“五尺道”，此后，五尺道成为连接川滇汉人与古僰人的主要交通要道。通过五尺道，巴蜀商人把滇地的僰僮、筰马、髦牛等特产运往中原，促进了巴蜀地区与滇地的商贾往来。蜀布和邛竹杖，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再转运到身毒（今印度），又转运至大夏（今阿富汗地区）的。
夜郎与滇：同为封闭的国度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被统一在匈奴人的旗帜之下，成为对汉王朝的最大威胁，汉王朝的统治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北方，而对西南各地较少关注。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恰恰是北方的斗争，使汉武帝重新开始关注西南地区。
由于决定发动对匈奴帝国的全面战争，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络匈奴人的世仇大月氏人，希望能与大月氏人联合起来东西夹击匈奴帝国。可惜张骞的出使行动并不顺利，他在前往大月氏的路途中，被匈奴人截获，囚禁了起来。由于被匈奴人俘虏并扣押，张骞辗转十余年后才最终抵达立国于今中亚地区的大月氏。此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月氏人刚刚征服了中亚南部的希腊化王国大夏，也就是西方史书记载中的巴克特里亚，他们醉心于在中亚的优越生存条件，根本无意再东返与匈奴人进行浴血战争，这使得张骞的使命注定是无法完成的。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张骞在大夏国的时候，无意中见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好奇，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他们的商人从身毒，就是印度买来的。由此张骞推测，自中国的四川向西南前行，一定存在一条通往印度次大陆的通道，而自印度向西北行，又可以抵达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