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阿吒力教的兴盛，也和南诏力量壮大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社会财富的增加，才可能供养大批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僧侣，并使大众也有余暇从事宗教活动；只有掌握一定的建筑和冶金技术，才可能建造寺院佛塔，铸造佛像；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准，才能学习经典，理解教义。总而言之，阿吒力教满足了南诏的要求，也适应了南诏的环境，这才在南诏获得如此兴旺的发展。
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佛教相比，阿吒力教的僧伽制度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阿吒力教的僧侣是可以有妻子的。例如，赞陀崛多就迎娶了劝丰佑的妹妹越项公主为妻。正因为有了妻室，可以生儿育女，所以阿吒力僧可以作为一种职业世代相传，甚至在世代传承的阿吒力僧侣家族之间也流行通婚，尤其是在出自张、段、高、赵、李、董等白蛮大姓的阿吒力僧侣之间，这种现象十分常见。因此，阿吒力僧侣的传承就是一种家族式传承，既不同于汉地佛教的师徒传承，也不同于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正是在这种传承方式的基础之上，诞生了阿吒力教的“坛”与“会”。所谓“坛”与“会”，是阿吒力教最基本的宗教活动单位，在今天的剑川、洱源、大理一带还有遗存。
除了阿吒力教和密宗佛教之外，大乘佛教（尤其是汉地佛教）和小乘佛教在南诏也有一定的发展。公元757年，南诏使臣张建成就曾在成都的佛寺学习佛法，并将汉地佛教的经书带回南诏，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汉地佛教首次在南诏出现的记录。公元829年，南诏从成都掳走了数万人口，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人。虽然之后有数千名工匠、僧道回到了唐朝，但可以推测，有相当数量的僧人仍被留在了南诏。尤其是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自公元842年到公元845年，总共拆毁寺庙约4600所，强迫僧尼26万人还俗。在此期间，大批不愿还俗的僧众，尤其是蜀地的僧侣，纷纷迁往南诏，使汉地佛教在南诏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南诏后期，已经出现了信仰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以及律宗的僧人，并建有相关寺庙。
小乘佛教主要从西双版纳地区以及中南半岛一带传入南诏，比如骠国就是信仰小乘佛教的。另外，从吐蕃传入的藏传佛教在南诏也有活动的痕迹。
在南诏，佛教空前繁盛。劝龙晟在位时，就曾经用3000两黄金铸造了三尊佛像，供奉在佛顶寺。但这与劝丰佑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劝丰佑时期修建的三塔寺供奉佛像1.14万尊，占屋890间，用铜4万斤。修建崇圣寺及千寻塔共征发役匠770万人，所用金银布帛值金4万斤，费时8年，此外还建了东寺塔、西寺塔、罗次寺，并用银5000斤铸佛。
南诏王族成员也多有信奉佛法之人。劝丰佑的母亲就舍身出家，法名慧海。南诏王世隆也笃信佛教。当时唐朝多次向南诏派遣使节，但世隆不肯下拜。之后，唐朝派遣僧人和使者一同前往南诏，世隆却亲自下拜迎接，并顺利地签订了盟约。世隆之母段氏信佛，修建了景净寺，即今天四川西昌白塔寺。而世隆本人更是修建了800座被称为“蓝若”的大寺，和3000座被称为“迦蓝”的小寺。虽然所谓“800”、“3000”之数应该是夸张，但当时寺庙之盛也可见一斑。隆舜更是如此，不仅大量铸造阿嵯耶观音、文殊、普贤的金像，甚至率领着几乎全部王室成员皈依佛教，他还劝所有的臣民信仰佛教，在家中设佛堂，供奉佛像，诵佛经，念佛号，并且下令规定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南诏全国持斋，禁止杀生。
在南诏时期，佛教的传播如此广泛，几乎成了遍及全民的信仰，所以苍山洱海之间也就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佛教之齐鲁”。
与佛教不同，道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本土宗教。道教将老子奉为祖师，但实际上直到东汉时期，道教才真正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宗教出现。所谓制度化宗教，指的是有自己的神学体系、仪式、组织，且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的宗教。
东汉中后期张道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是在四川创立并发展壮大的，四川与云南在地理位置上相处极近，所以云南很早就受到了道教的影响。五斗米道早期设立的二十四个负责传教的“治”，其中有二治已延伸至今天云南省境内，因此，道教很可能在创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在云南境内的活动。东汉时期的道士杨波远、孟优等都留下了在云南地区活动的记录。两爨统治时期，相当一部分属于两爨的部落也都信奉五斗米道。
南诏初期，一方面由于该地区原本受道教影响颇深，另一方面因李唐皇室以老子为祖，崇信道教，所以在当时的南诏，道教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南诏上层的主要信仰。盛罗皮曾于公元725年立庙，将王羲之作为圣人供奉，究其原因，则是王羲之信奉道教。值得一提的是，保留至今的南诏时期的文书经卷上的文字书法水平普遍较高，很可能就与对王羲之的崇拜有关。
公元794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至云南，与异牟寻在点苍山会盟，当时盟誓的誓词为：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将军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监，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使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
所谓天、地、水三官，是早期五斗米道所崇奉的最高神祇，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举行道教仪式，道教在南诏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与其他宗教一样，对道教的信仰影响到了南诏社会的各个领域。南诏音乐舞蹈的代表作品《南诏奉圣乐》之中就包含了很多道教的因素。比如在方位排列和象征上就暗含了五行方位的意义，而且无论是演员的人数、乐器的种类、曲目的数量，各种数字都符合五行、八卦的理念。如果我们将《南诏奉圣乐》的每一个细节都加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整支乐舞处处蕴含着道教的文化因素。这也正是道教一度在南诏颇具影响的证据。
然而，随着佛教在南诏逐步取得支配地位，道教的势力日益衰微。公元835年，劝丰佑宣布废道教，改尊佛教，但道教并没有就此退出南诏。在劝丰佑崇佛废道之后，南诏统治核心地带的道观日益减少，但越到外围地区道观越多。公元872年，南诏王世隆曾在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天尊”，也应当是道教神祇的名称。由此看来，直到南诏末期，南诏统治者受道教影响仍然很深。不过从整个南诏的历史来看，道教的势力并不足以与巫教和佛教相抗衡。
除以上所述外，在南诏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南诏有着景教活动的痕迹。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形成于公元5世纪，因主张基督具有并不统一的神人二性，违背“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而被视为异端。公元7世纪，景教传入中国。因为景教诞生于东罗马帝国，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所以景教徒在当时被称为“大秦僧”。唐朝时，成都就曾建有一座大秦寺。公元829年，南诏蒙嵯颠曾率兵攻入成都，除珍宝外，还掠夺了数万人口，其中就有一个大秦僧。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景教在唐末就已经传入云南了。
另外，部分学者根据文献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以及1990年出土于巍山寺遗址的一尊神像，认为当时的南诏可能存在婆罗门教信仰。不过目前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尚不充分。
在南诏统治时期，云南土地上曾经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这些宗教和思想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吸收融合，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南诏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唐朝、吐蕃、印度以及东南亚的交会处，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影响；二是南诏恰好与唐朝处于同一年代，尤其是在其建国时期，适逢大唐盛世，唐朝文化素来以多元开放、兼容并包而著称，这一方面为南诏了解各种宗教思想文化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南诏人的观念，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这样，才使得南诏的宗教状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宝贵的财富。